1.何谓“嘉靖大倭寇”

长期以来，关于明代的倭寇，尤其是“嘉靖大倭寇”（或曰“后期倭寇”），在学术界一直争议不断，关键在于概念与史实的混淆。1990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也留下明显的痕迹。该辞典的“倭寇”条说，倭寇是指“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84]这个说法过于笼统，缺少分析，显得似是而非。应该说，不同时期的倭寇，其内涵是不同的，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后期倭寇，即“嘉靖大倭寇”，如何界定，似乎是一个问题。

倭寇登陆江浙沿海（仇英《抗倭图卷》局部）

1980年代以来，史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对倭寇（主要指“嘉靖大倭寇”）重新加以检讨，从考证历史事实出发，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根据大量历史事实得出这样的结论：“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一场中国内部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85]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独特见解：倭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入寇。[86]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说得更彻底：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称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的外衣，他们其实是“假倭”，而“真倭”的大多数却是王直集团雇佣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87]

倭寇在江浙地区抢掠（仇英《抗倭寇图卷》局部）

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嘉靖倭患说成是日本海盗的入侵呢？原因是复杂的，不外乎这样几点：其一，倭寇中确有一部分真正的日本人，即所谓“真倭”，正如《明史·日本传》所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十之七。”其二，王直等人有意制造混乱，保护自己。曾经参与胡宗宪平倭的幕僚茅坤指出：海寇每船约二百人，首领大都为福建及浙江温州、台州、宁波人，也有徽州人，“所谓倭而椎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此可见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而其实皆中州之人也”。王直等人每攻掠一地，必放出风声，诡称为“岛夷”所为，以致明朝官方不明真相，误以为日本海盗入侵。其三，明朝的平倭将领为了冒报战功，虚张声势，在作战失利时谎称倭寇进犯，夸大敌情；稍有斩获，便把一般海盗当作“真倭”上报。因为官方规定，擒斩“真倭贼首”一名，可以连升三级获赏银一百五十两；擒斩“真倭从贼”一名，可以升一级或赏银五十两。无怪乎当时人要说：“尝闻吾军斩首百余，其间止有一二为真贼者……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为倭夷，以讹为讹，皆曰倭夷，而不知实中国人也。”[88]

以上新论或许有待完善，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更加接近历史真实是毫无疑问的。陈文石1965年发表的论文《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证：一、明代的海禁政策贡舶贸易制度与私贩贸易的关系；二、国人私贩贸易与沿海地理经济条件；三、嘉靖前期的私贩活动；四、私贩转为海盗与朱纨禁海失败；五、嘉靖后期的私贩与寇乱。他在文末指出：嘉靖年间的大祸（即所谓倭患）是明代海禁政策造成的后果，“凡违禁私贩出入海上者，官府皆以海盗视之，严予剿除。彼等既不能存身立足，自新复业，则只有往来行剿，或奔命他邦，开辟生路”[89]。另一位中国台湾学者林丽月对于嘉靖年间闽南士绅卷入海上走私贸易，给予正面的评价：“闽南士绅投身海上贸易无非以追逐私利为动机，难免有蔑视朝廷法令与地方官府之讥，但就促进闽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应不无正面意义。”[90]

倭寇在江浙地区抢掠（仇英《抗倭图卷》局部）

读者不难发现，上述新论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过多掺杂民族情绪的“倭寇”论相比，是大异其趣的，显示了史学家追求客观认知的真诚态度。

众所周知，倭寇问题涉及日本，日本学者作了大量研究，令人不解的是，以往中国大陆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我看来，日本学者以他们特有的实证风格，努力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是令人钦佩的。

明史专家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中，谈到“后期倭寇”时，强调以下两点：一、后期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二、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废止“禁海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91]

曾经写过《倭寇与勘合贸易》的倭寇问题专家田中健夫，为《日本历史大事典》撰写的“倭寇”条，释义既客观又精细，大大有助于廓清倭寇的概念，很值得细细品读：

在朝鲜半岛、中国大陆的沿岸与内陆、南洋方面的海域行动的、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海盗集团，中国人和朝鲜人把他们称为“倭寇”。它本来带有“日本侵寇”或“日本盗贼”的意味，但是由于时代和地域不同，它的意味和内容是多样的，把倭寇当作连续的历史事象是不可能的。

“倭寇”二字初见于404年的高句丽《广开土王陵碑》，此后丰臣秀吉的朝鲜出兵，以至二十世纪的日中战争等事件中，都有倭寇的文字表述。由于时期、地域、构成人员等规模的不同，对倭寇的称呼是各式各样的：“高丽时代的倭寇”“朝鲜初期的倭寇”“丽末鲜初的倭寇”“元代的倭寇”“明代的倭寇”“嘉靖大倭寇”“万历的倭寇”“二十世纪的倭寇”“朝鲜半岛的倭寇”“山东的倭寇”“中国大陆沿岸的倭寇”“浙江的倭寇”“杭州湾的倭寇”“双屿的倭寇”“沥港的倭寇”“台湾的倭寇”“吕宋岛的倭寇”“南洋的倭寇”“支那人的倭寇”“朝鲜人的倭寇”“葡萄牙人的倭寇”“王

江浙百姓望倭而逃（仇英《抗倭图卷》局部）

直一党的倭寇”“徐海一党的倭寇”“林凤一党的倭寇”等等。

在以上这些倭寇中，规模最大，活动范围最广的是14—15世纪的倭寇和16世纪的倭寇。[92]

关于14—15世纪的倭寇，田中健夫认为这时期的倭寇以朝鲜半岛为主舞台，也在中国大陆沿岸行动，高丽、朝鲜（李氏朝鲜）、元、明受到各种各样的损害。《高丽史》于1223年首次出现记录倭寇的文字。日本方面《吾妻镜》记载了贞永元年（1232）肥前镜社的人在高丽当海盗的事。但是，在高丽的倭寇行动成为大问题的是1350年以后，这年以后每年都有倭寇的船队骚扰朝鲜半岛沿岸，全罗道和杨广道（现忠清道）受害特别大。倭寇的构成人员是以对马、壹岐、松浦地方的名主、庄官、地头等为中心的海盗群、海上流浪者群、武装商人等，还有朝鲜称为禾尺、才人的贱民。日本人在倭寇集团中所占比例约为10%到20%，大部分的倭寇集团是日本人和高丽人、朝鲜人的联合体。袭击朝鲜半岛的倭寇，他们的行动地域延伸到中国大陆，攻击了元、明。明朝在加固沿岸警备的同时，明太祖取缔和日本的西征将军怀良亲王有交涉的倭寇，没有取得成果。明成祖时，和足利义满之间达成交通关系，倭寇势头趋于和缓。[93]

江浙百姓举家逃难（仇英《抗倭图卷》局部）

关于16世纪的倭寇（亦即后期倭寇），田中健夫这样写道：

因为依托于勘合船的日明间的交通中途断绝，中国大陆沿岸发生了大倭寇。最激烈的是明嘉靖年间为中心，持续至隆庆、万历年间的约四十年时间，因而称为“嘉靖大倭寇”。这个时期的倭寇，日本人参加数量是很少的，大部分是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等。这时在东亚海域初现身姿的葡萄牙人被当做倭寇的同类对待。自从明太祖以来称为“海禁”的一种锁国政策，禁止中国人在海上活动。随着经济的发达，维持这种政策是困难的，于是产生了大量走私贸易者。他们和地方富豪阶层（乡绅、官僚）勾结，形成强大的势力，推进走私贸易。葡萄牙人因为得不到明政府正式贸易的许可，也不得不加入走私贸易，日本的商船则以国内丰富的银生产为背景，与之合流。中国官府把这些人一概当作倭寇。浙江省的双屿港和沥港作为走私贸易基地，遭到中国官军的攻击而毁灭殆尽，走私贸易者一变而为海盗群。萨摩、肥后、长门、大隅、筑前、筑后、日向、摄津、播磨、纪伊、种子岛、丰前、丰后、和泉等地的日本人投靠了倭寇。作为倭寇的首领，有名的是王直、徐海。王直以日本的平户、五岛地方为根据地，率大船队攻击中国的沿海。明朝方面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负责海防，取得了各种功绩。不久与海禁令解除的同时，日本方面丰臣秀吉国内统一的进行，倭寇次第平息。[94]

如果平心静气地把《日本历史大事典》的“倭寇”条与《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倭寇”条加以比较，那么其间的高下是不难辨明的，把倭寇简单地断定为“明时骚扰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看来颇有商榷之余地。

徽州商人（日本学者称为新安商人）研究的奠基人——藤井宏，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的成名作《新安商人的研究》，注意到徽商在浙闽沿海的进出口贸易。他追述了藤田丰八在《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前的诸问题》一文中，揭示了《日本一鉴》和其他相关资料关于徽州海商活动的记载，并在此基础上，广泛收集资料展开分析。

朝廷出兵抗倭（仇英《抗倭图卷》局部）

藤井宏指出，嘉靖十九年（1540），许一、许二、许三、许四勾引葡萄牙人络绎于浙海，并在双屿、大茅等地开港互市。《筹海图编》卷五《浙江倭变记》云：“嘉靖十九年，贼首李光头、许栋引倭聚双屿港为巢。光头者，福（州）人李七；许栋，歙人许二也……其党有王直、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等，出没诸番，分剽掠，而海上始多事矣。”此时的王直不过是许氏兄弟的僚属。《日本一鉴》海市条云：“嘉靖二十二年邓獠等寇闽海地方，浙海盗寇并发。海道副使张一厚因许二等通番，致延害地方，统兵捕之。许一、许二等敌杀得志，乃与佛郎机竞泊双屿，伙伴王直于乙巳岁往日本，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等三人，来市双屿。”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巡抚朱纨派遣都指挥卢镗等突袭双屿港，一举覆灭所谓海贼老巢，生擒李光头、许栋，王直等收集余党，重整势力，把老巢移到金塘山（定海县西八十里海中）的烈港（即沥港），直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被胡宗宪擒捕以前，东南海上全是王直的独占舞台。[95]

藤井宏还指出，王直是徽州盐商出身，后来为日本人当经纪人，是货物贸易的中介者，在双屿、烈港开辟走私市场。他借助闽广海商的实力称雄浙海，遭官军打击后，在日本平户建立根据地，建都称王，部署官属，控制要害，形成了以“徽王”王直为中心的徽浙海外贸易集团，把徽州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王直以后，日本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国民间往来日本的一个主要据点。

这种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为理解王直与倭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令人不解的是，藤井宏的研究成果很少被研究倭寇问题的中国学者所关注，迟至三十年后才激起反响。

在这方面最有力度的当推徽商研究的后起之秀唐力行，他的《论明代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文，从徽州海商的角度来考察倭寇，反过来考察日后成为倭寇首领的徽州海商：“为了对抗明王朝的武力镇压和扩大贸易，海商们渐次组合成武装集团……这些船头又在竞争兼并中聚合成几个大的武装海商集团。其中，较著名的以徽州海商为首领的有许氏海商集团、王直海商集团和徐海海商集团。”唐力行的另一大贡献是考证了《明史》改王直为汪直很有必要。王直本姓汪，从事海上走私，风险大，为家属安全计，隐瞒真姓（汪）。《明史》有汪直传，以前均以为有误，其实王直本来姓汪。汪为徽州大姓，“为贾于杭绍间者尤多”。横行东南沿海几十年的“倭寇”首领许氏兄弟、王直（汪直）、徐海等，莫不是徽州海商。唐文的主旨是阐明这样一个观点：正是徽州海商和其他海商的走私贸易冲破了明王朝的海禁，把江南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了，从而造成了江南社会经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96]

抗倭激战（仇英《抗倭图卷》局部）

相隔二十年之后，唐力行在《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中回顾这篇文章时，还颇为激动。他说：

自明末直至上世纪70年代，史家众口一词地指责嘉、隆年间的海商为“倭寇海盗”。这就涉及到一个如何对待传统史学的问题。不少史学工作者至今没有突破忠君爱国的正统观念，他们以是否能保持封建王朝的稳定性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而不是以是否有利于历史的进步作为研究工作的着眼点。戴裔煊先生以耄耋之年推出他的开创之作《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为“倭寇”正名，其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勇气是可钦的。[97]

他还说，1990年文章发表后，居然引来了麻烦——“被列入有组织的批判对象之一”。时过境迁之后，唐力行感慨地说：“此事并未了结，恐怕也难了结。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势下，2005年网络和舆论对亦寇亦商的王直的功过是非发生激烈争论，浙江丽水和南京师范大学的两名教师，趁着夜色，带着斧头和榔头来到安徽歙县，热血沸腾地将刻有王直名字的墓碑和刻有日本人名字的‘芳名塔’砸毁。上海《新民晚报》也接连刊出整版的文章为之推波助澜。”[98]

这确实是值得深长思之的。人们应当反思，对历史的无知是多么的可怕。

关于倭寇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从另一个方面提供了思路。中国台湾学者吴大昕的论文《猝闻倭至——明朝对江南倭寇的知识（1552—1554）》，为探究历史而别开生面。他的结论之一是：“嘉靖大倭寇的形象，是由各式各样不同性质与目的之记载所构成的：有记载一地倭寇的著作，士绅文集中偶见的书信与奏议，《实录》上的记载，以及为数不多的兵部奏议，与几部由胡宗宪挂名主编的作品。留下的倭寇文字记录虽多，但可用来说明‘真实’的却很少，这是由两个原因所造成，一是倭寇发生时江南普遍笼罩在‘猝闻倭至’的恐慌心理中；二是北京与地方讯息传播的不确实。”结论之二是：“当时各式出版品的出版风潮下，助长了嘉靖大倭寇形象的再建立，倭寇全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无知、愚昧而残忍好杀的，靠着中国人王直的领导，才能成功的劫掠东南沿海。此时的倭寇出版品充满了目的性，述说着倭寇不难平定，对日本应采取严厉的打击而非合作；而这个目的性，便完全掩盖了嘉靖大倭寇的真实面貌。”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提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事：江南人对于嘉靖大倭寇的记忆，居然来自一个叫做萧显的中国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明朝官军进攻烈港，把王直驱逐出浙江的据点，使得王直的海上势力一时瓦解，由于缺乏补给，一部分人冒险登陆松江府的柘林，其中一个叫做萧显的人尤为桀骜狡猾，当时人这样描述他：“率劲倭四百余人，攻吴淞、南汇所，俱破之，屠掠极惨。分兵掠江阴，围嘉定、太仓。”吴大昕说：“萧显这次的冒险，开始了嘉靖大倭寇的时代，也烙印了江南人对大倭寇的记忆。”他还说：“许多学者就根据记录中‘言如鸟语，莫能辨也’来判断是否是真倭。实际上，在那个没有‘国语’的时代，即使是同为中国人，是否真能相互沟通都是令人怀疑的，特别是对江南而言，倭寇几乎等同于‘外地人’。无形中‘倭’也就变得更多了。”[99]这种基于史料实证的严谨考辨，揭示了当时人对倭寇的认识，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