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嘉靖倭患的真相

相对于广东沿海对南洋的贸易而言，浙闽沿海对日本的贸易控制更严，这种矛盾更为突出。一旦浙江市舶司关闭以后，海上贸易的供求失衡就更尖锐地凸显出来。大规模的走私集团兴起，为了对付官方的弹压，他们都配备武装。这种武装走私集团的贸易对象是日本商人，由于种种原因，被蒙上了“倭寇”的色彩。这是“罢市舶”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当时人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出：“罢市舶，则利孔在下，奸商外诱，岛夷内诇，海上无宁日矣。”[80]参与“平倭”的谭纶说得非常深刻：

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凡几也，无中国绫锦丝枲之物则不可以为国。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即攘夺随之。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还都塞了，好处俱穿破。意正在此。今岂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贼也。[81]

谭纶的话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一切禁罢”，海禁愈趋严厉，沿海民众“私通不得即攘夺随之”，由海上走私而转化为“盗贼”。这是值得注意的大背景。

关闭市舶司，中止日本与中国的朝贡贸易的结果，断绝了官方贸易，民间走私贸易乘机取而代之。沿海走私贸易商人向日本商人提供他们所需的生丝、丝织品、棉布、陶瓷、铁锅、水银、药材、书籍等中国商品。海禁愈严，价格愈贵，铤而走险者愈多。《筹海图编》记载了当时运往日本的中国商品情况，非常有意思：

《筹海图编》书影

丝，所以为织绢纻之用也。盖彼国自有成式花样，朝会宴享，必自织而后用之。中国绢纻但充里衣而已。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百斤值银五六十两，取去者其价十倍。

丝绵，髡首裸裎不能耐寒，冬月非此不暖。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至二百两。

布，用为常服，无绵花故也。

绵绸，染彼国花样，作正衣服之用。

锦绣，优人剧戏用之，衣服不用。

红线，编之以缀盔甲，以束腰腹，以为刀带、书带、画带之用。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七十两。

水银，镀铜器之用，其价十倍中国。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三百两。

针，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舶而止通贡道，每一针价银七分。

铁锅，彼国虽自有而不大，大者至为难得，每一锅价银一两。

磁器，择花样而用之。

古文钱，倭不自铸，但用中国古钱而已。每一千文价银四两。若福建私新钱，每千文价银一两二钱。

药材，诸味俱有，惟无川芎，常价一百斤价银六十七两；其次则甘草，每百斤价银二十金以为常。[82]

你看，如此巨大的一个市场，如此高额的利润，对商人的诱惑力之大可想而知，要想禁是禁不住的。面对如此汹涌的潮流，堵塞不如疏导。

全汉昇指出：“日本在战国时期（1467—1573）后，内战结束，人民生活安定，对丝货的消费跟着增加。在另一方面，由于银矿生产丰富，人民购买力提高，从而输入更多的丝货。可是，当日本华丝入口贸易扩展的时候，葡人却不能像过去那样垄断华丝市场，因为利之所在，中、日商人看见葡人那样发财致富，自然要违反明朝政府禁止通商的法令，从事走私贸易了。”又说：“看见葡人经营中、日贸易，大发其财，中国东南沿海商人，早就不顾明朝政府有关中、日通商的禁令，秘密派船输出华丝及其他货物，运往日本及其他国家出售获利。”[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