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Side

这道半煎蒸双鱲鱼，有两种食法，一面煎至金黄香脆，另一面则蒸至嫩滑清淡……

——《App日报》
（2010年5月12日）

“所以那晚真的停电了吗？”小说家问。

“你不是说过‘人是不能在小说里说谎的’吗？”我反问。

他笑了笑，像对上某种接头暗号般接道：“但……”

“但小说里的真实不同于现实里的真实。”我抢过他的台词。这是我们之间经常做的游戏——作为编辑的我与小说家之间的排演。

我告诉他那一夜发生的事。红色暴雨、白色鸽子、偶遇的Y、延迟的航班和突如其来的奔跑引发的一场小骚动。“事实上，在机场的那几个表演远比主会场上那些作品有趣，会展中心简直就是个卖场啊。而且，要不是有这些表演，那段误机的时间该有多难熬……”

“所以小说里写的那几个场景都来自AIA（Art in Airport，艺术在机场）单元吧。”小说家问道，语气却用了肯定句式。

小说家不务正业已经很久。自从那本意外畅销的小说《过马路要走对角线》后，他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出版过任何作品。这几年里，他只是每年为我们报纸的夏季小说专号贡献一个短篇，更像某种为彼此友谊的进贡。一些评论家认为他的才华被高估了，甚至发明出奇奇怪怪的术语来揶揄他，什么“畅销书后漫长的宿醉期”“斜边作家”“沉默小说家”……如此种种。但他不以为然，甚至把社交账号的个人介绍干脆改成了“沉默小说家”。“我没有写作的焦虑，”他一次次告诉记者，“在我看来，如今只有一件事比写小说更有意思：那就是不写。”有时还补上一句：“沉默是这个时代真正的美德。”

但他没有真的沉默。小说家开始对当代艺术感兴趣。他换用了一个只有少数人知道的笔名，开始创作当代艺术评论。他的评论经常以千字小小说的形式出现，通常只在艺术圈的小范围内引起关注。一家葡语艺术媒体评论人将他的这类文体命名为“创意评论”，他觉得还算准确。年初，他写了一篇关于英国艺术家安东尼·葛姆雷香港个展的文章，引发了艺术家本人的兴趣。在安东尼·葛姆雷的“视界香港”项目中，有三十一座以葛姆雷本人为模型、一比一等比例铁制或玻璃纤维制的雕塑出现在香港中西区：其中四座在地面，另外二十七座藏匿于维多利亚港与太平山间密集矗立的高楼上。其中最显眼的一座，位于中环香港大会堂公共图书馆天台东南角的边缘处——离开干诺道中的文华东方酒店及遮打大厦不足50米。从和平纪念碑或皇后像广场的地面仰望，很容易引发“有人要跳楼”的联想——尤其当人们的记忆档案里包括这两桩事件时：（1）2003年4月1日，张国荣从中环干诺道中5号文华东方酒店24楼纵身跃下；（2）2014年1月，摩根大通的前外汇销售员、33岁的李俊杰带着大量信用卡和欠条从干诺道中8号的遮打大厦跳楼身亡。当地新闻称，真有不少香港市民发现雕塑后打去报警电话。在小说家再创作的版本里，安东尼·葛姆雷在展览最后一天穿上银灰色的紧身衣登上天台，替代了那个等比例的雕塑。当市民们又一次拨打报警电话时，他们被告知“不用担心，那只是一个雕塑，只是艺术”。“但是他在动啊。”“那也只是艺术。”据说葛姆雷本人对这篇《只是艺术》颇为赞赏，打算在下次展览时将之付诸实施。在给小说家的电邮里，他这样写道：“我想通过这些艺术装置提醒人们去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令观众在寻找和发现的过程中，反思我们自身于这个世界上的存在状态。而你的小说将艺术本身引入这一过程，艺术不仅成为人与世界之间的介入者，而且在这虚与实的镜厅里完成了对自身的思考。”

所以我怀疑这一次，他是早有预谋的。早在我出发去香港采访这个艺术展会前，他就曾半开玩笑地说，若到时他无法按时写完小说约稿，“你也可以自己杜撰一篇”。他甚至半真半假地表扬了一通我为老板代笔的专栏，认为其中几篇“既可以在最表层成立，又有更深刻的东西”。我一度怀疑他试图让我代笔小说只是因为偷懒或为了愚弄一下那些怀有恶意的评论家；但后来渐渐发现，他的确想做某种写作实验。“作者总是试图与叙事者保持距离，”有一次他这样向我解释，“以为叙事者可以完全抛弃作者的束缚，自由自在地创造一个仿佛只属于叙事者‘自己’的世界；但我渐渐发现那是不可能的，那个世界总会带有作者的痕迹，哪怕多么隐晦。所以我在想，如果我把叙事权完全交给你会怎么样。你要考虑我过往的写作风格，我的小说你都看过，当然你也可以完全把自己交给潜意识。但总之，你写的时候要明确意识到自己是叙事者，是我的叙事者。”截稿日前两天，当我在香港向他催稿时，他又进一步鼓励我尝试一下“小说代笔”。他需要一个共谋者。他提醒我：“在机场的AIA单元可能会给你启发。”

他是对的。AIA单元的那几件作品，不但拯救了我在赤鱲角机场等待起飞的漫漫长夜（直到凌晨三点，才终于开始登机），更给予了我灵感，令我写出了那篇后来被小说家称为“仿佛是我的Alter-Ego执笔的小说”（我听从了小说家的建议，将之取名为《赤鱲角之夜》）。

我开始向他讲述AIA的每件作品。首先是“地下室的马戏团”小组的《房间里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艺术家用一根细得几乎不可见的长绳将一只白色鸽子拴在星巴克招牌上，吸引注意到的人们拍摄，并在社交媒体上根据地理位置寻回人们上传的鸽子图像，将之重新拼贴成大象的样子。第二个作品是韩国艺术家朴扑的《失联》（Disconnect），机场的Wi-Fi服务器与外网的链接被中断了五分钟，艺术家试图捕捉人们由此产生的焦虑反应。引起最大骚动和争议的（毕竟不是每位乘客都仔细阅读了安检入口提供的那份中英双语《当代艺术出没注意书》）当属来自伦敦的艺术团体“躲”（Hidden）的《恐慌袭击》（Panic Attack），四个打扮成旅客的演员在机场里开始奔跑叫喊，以揭示恐慌情绪是如何在某种特定语境下被放大、传递给更多人的。当晚唯一轻快的作品，是香港本地艺术团体“我的小香肠”（My Little Sausage）的《是如何》（Comment C'est），一对男女弹唱着一些有时似有隐晦呼应、有时却又全无意义甚至显得荒诞的歌词。正像小说家推荐时所说，在美术馆外发生的表演艺术（Performance Art）作品更加能够在“激发观众真实体验的同时，不断提出关于‘什么是艺术’‘何时或在哪儿才能成为艺术’的元命题”。“这些问题也可以向小说提出。”小说家当时曾这么说。

“所以小说什么时候才成为小说？”我顺着未出声的思绪有些突兀地问道。

“当它声明自己是小说的时候？”小说家用疑问句不置可否地答道。他顿了一下，反击似的朝我抛出了另一个问题。“小说里为什么没有写到你的艳遇？虽然……”

“虽然什么？”我追问。

“虽然不写是正确的选择。”他补充说。

他消息真灵通。Y其实正是我遇见的那个女孩的名字。那名字颇为中性，我便用来命名我小说里的那位男性编辑。过境前，我曾在机场无印良品门口瞥见过她，当时觉得有几分眼熟。但直到在第20号登机口旁的星巴克再次遇见她，我才顿悟般想起此前与她的所有偶遇。她是参加艺术展会的其中一个画廊的公关，我们在会场里曾有过短暂交谈。她的表情谈吐与人们刻板印象里的公关形象相去甚远：她充满了一种后来我将之命名为“少女力”的东西。没有公关通常的熟练和妥帖，反而直率，对好恶（哪怕是自己供职的画廊的作品）毫不掩饰，笑起来就像重新发明了光。但在展会主会场里（有无数张面孔掠过眼前），我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些。第二次见到她，是在士丹利街的一乐烧鹅。她坐在我斜对面，一个人啃着一盘烧鹅腿饭。有些脸盲的我当时并没有立刻认出她，只是对她满脸洋溢的“真好吃”表情记忆深刻。赤鱲角那足足九个小时的误机等待没有显得太过漫长，的确主要归功于与她的偶然再遇。

“那是另一个小说了，”我说道，“就好像……在这篇小说边境线的另一边。”

“你现在是真正的小说家了！”小说家有些夸张地调侃道，却也没有放弃追问八卦，“那你和Y现在如何了？”

“现在，她成了……我的实习生。”

“原先的那个呢？”

“被老板炒掉了。”

“她不是和……？”

“老板公私很分明的！”

我们同时笑了起来。傍晚的阳光此刻恰好通过对街的玻璃窗折射进咖啡馆，咖啡上像涂了一层金箔。

“所以你真的是一开始就想好要来培养我做小说家的？你其实一个字也没写？”轮到我来追问了。这是我们之间对话的常态。就好像有一种默契，让我们交替站上问与答的高地。

“那怎么会。”

“所以你写了点什么？”

他笑嘻嘻地刷了几下手机，给我看他的另一个社交账号——一个我以为他早已弃置不用的网络废墟。那是一连串没有配图的、接近于“金句”（有些是段子）的句子——

不说明不会懂的事，是说明了也不会懂的。

如果要有证据才肯相信，那还是相信吗？

瑜伽的境界是两只手都用来剥大闸蟹时还可以用腿来挠后背的痒。

瞎猫撞到死老鼠，也是它的业绩。

再不睡觉，就要来不及失眠了。

弱台风“彩虹”已于今天凌晨2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吹翻了一碟文昌鸡。

陈冠希为什么头发那么多？

文化冲突：他们讨论出海的时候，我们讨论出梅。

只要你定力强、有毅力，就一定能制服诱惑。

我们变了的时候一切看上去都变了。

猫发出“喵”为什么是“象”声词？

我来了。我看见。我忘了。

……

发布时间一律在凌晨。

“你现在怎么写得像btr啦？”我嘲他。我知道小说家看不上btr，他说过那“不过就是些小聪明和抖机灵”。

“我可写得好多了！”果然，小说家音量有点大，周围几桌的人吓了一跳，转过头来。他喝了口咖啡，另起一段似的说道：“其实可以说，我写了小说。”他露出惯有的、表示“这可能是真的但也可能只是逗你玩”的表情，朝我使了个眼色。我有点惊讶他用了“可以说”这个最近被滥用的流行语——他不是一直对任何时下的流行语避之不及的吗？——另外，小说没写就是没写，写了就是写了，什么叫“可以说”呢？

但我相信他。小说家比他看上去的样子勤奋。他总不见得每天熬夜就为了构思那么寥寥几行字吧。

“不给我看看吗？”我直截了当地要求。“还要再等一等。”他确定地说。

“还没有写完吗？”

“可以说写完了，但还要再等一等。”他用同样的措辞重复了一遍，仿佛暗示他的表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正式的”。

“是等待恰当的时机发表吗？”我问。

“不是，是等待它被活出来。”

“活出来？”我追问。

“对，就这么说吧，等待它在现实世界里发生。”他说。

“所以你写了一个预言？”

“倒也不是。”小说家转而解释起他的理论。他认为大部分小说都在写过去已经发生的事，而科幻小说在写未来可能发生的事，至于现在发生的事，人们就写在社交媒体上，时过境迁后有些成为小说的素材，有些则被迅速遗忘。总而言之，人们除了可以在现实生活中阅读小说，作为某种让人从现实里分心的手段外，“小说和现实就好像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哪怕一个是另一个的投影、镜子，甚至寓言，都无法改变被二分法隔离开来的宿命。所以他想做一个尝试。他的计划是这样的：根据现实中的真实人设来写一个小说，再把小说交给那个人，让他把小说“活出来”。

“你知道苏菲·卡尔吗？”小说家问我。

“听说过。”不久前读到一则新闻，这位法国艺术家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处墓地里竖了一块方尖墓碑，人们可以把自己的秘密或者忏悔写在纸上，投进碑内。就好像把那句英文俗语“把秘密带进坟墓”（carry a secret to the grave）具象化了。

“苏菲·卡尔曾向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提议，”小说家说道，“请他写一本关于她的小说，构想她未来一年的生活，只要不是杀人放火什么的就好，而她允诺将他的小说活出来。”

“奥斯特答应了吗？”

“没有。事实上，早在保罗·奥斯特1992年的小说《巨兽》（Leviathan）里，就出现过一个叫玛丽亚的人物，她的故事部分取材于苏菲·卡尔的真实生活，但奥斯特也夹入了一些私货。随后，苏菲·卡尔用小说里提及的想法做了一系列新作品。这一次，就好像苏菲·卡尔干脆想让奥斯特为自己的生活撰写剧本。奥斯特之所以婉拒了这个新提议，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无法对苏菲·卡尔‘活出’他的‘剧本’时可能发生的事负责。所以奥斯特写了一篇《对SC如何提升在纽约的生活的个人指南（因为她要求……）》的文章作为替代。后来，苏菲·卡尔根据这篇个人指南创作了一个名叫‘高谭手册’（Gotham Handbook）的项目，贝浩登画廊也将之译为‘纽约手札’，并将整个过程记录在一本叫《双重游戏》（Doubles-jeux）的书里。一切到这里还没有结束。保罗·奥斯特的好友、西班牙小说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得知整个事件后，又写了一本名叫《因为她从没有要求》的小说……”

看我露出迷惑的表情，小说家继续道：“总之，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吗？”

我沉默了一会儿。需要时间仔细思考一番。我试图设想这个构想里最积极的一面：人们貌似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有所谓的“自由意志”；但更多时候，难道不是巨大的惯性在推动人们温和地走进下一天吗？这种自主选择的自由会不会只是幻象？而按着别人的小说、按照某种事先写好的剧本来活，有点类似在现实世界里演出为自己度身定做的剧本，说不定会开拓出什么新的人生可能性呢？

“但真有人会答应你的这个要求吗？”我反问。

“其实不必答应的，”小说家解释道，“你可以更形而上地理解我这个计划。我只需要确定对于某个人的构想，那好比就是我的小说，然后再通过某种更婉转、更巧妙、更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影响他的现实生活……”

也太扯了吧，我心中默想，说了半天小说还是没有写！一定是这样。

“所以刚才你说‘可以说’小说写好了，就是指你已经有了这个构想，已经想好了那个人咯？”我决定拆穿他。

“对。”他简洁而坚定地说。

“所以那个人是谁？”我本能地追问。

几乎在同一个瞬间，我意识到了答案。小说家一定也从我的表情变化里看出了这一点。

一段默契的沉默。要等待先前的那些词语如尘埃般落下。

“昨天冒雨爬山，真是累死了。”小说家打破沉默，没头没脑地。

“下雨天爬什么山……”

“爬到一半下雨了啊。”

又一阵沉默。

“哎，我们还走不走呢？”小说家说。

“我们走吧。”

他们坐着不动。

Q&A

［Q］

自问自答是小说的一部分吗？自问自答是谁在问谁在答？是先有问还是先有答？是为读者而问还是作为读者而问？是为问的那个自己答还是为读者而答？你更认同“在自问自答里可以讨论自问自答本身”“在自问自答里最好不要讨论自问自答本身”“在自问自答里必须讨论自问自答本身”还是“在自问自答里难以避免讨论自问自答本身”？

［A］

自问自答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小说的一部分。假如是，它可能使小说变得更好（偶然情况下）或更糟（大部分情况下）或更像薛定谔的小说（据说老薛已弃文从医）；假如不是，它也可能使小说变得更好（更模棱两可）或更糟（谷阿莫化或带鱼化或提供标准解读）。自问自答可能发生在作者、叙事者、小说里的人物、小说人物的原型、作者想象中的读者、作者想象中的更好奇的自己及皮埃尔·梅纳德（及其鬼魂）之间。其余问题答案依次是：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暂时更认同“在自问自答里可以讨论自问自答本身”。

［Q］

迄今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等待是？

［A］

没有约定任何人，我坐在一间粤菜馆的大堂里，点了一整只烤乳猪。我向服务员解释我在等待一个朋友出现。我想象着这样的场景（事后，当我在一次饭局上向一桌半熟悉半陌生的朋友讲述这次等待及我的初衷时，其中一位向我指出这并非我的原创想法，而是香港艺术家白双全的《等一个朋友》的某种微妙的变体。“你要么是抄袭的，要么是潜意识里早就植入了的，”他在饭局上直截了当地指出，场面一度有些尴尬，他甚至补充说，“你可以去读一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的《做》”）：“真的有一个朋友偶然出现在粤菜馆里，并发现了空守着一只烤乳猪的我。这时我对他说，‘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你很久’。”直到餐厅打烊，我才把烤乳猪打包离开。“放进烤箱用200度烤7分30秒。”敬业而友善的侍应生最后这样关照我。

［Q］

未来几年里有什么创作计划？

［A］

我计划写一个小说七部曲，书名分别是：《我的ID是李白6，我通过了图灵测试》《为有名山增高一米》《如何向麻辣兔丁解释小说》《以匿名之名》《我不记得的事》《傍晚五点的上海指南》和《这不是一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