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21世纪的“有闲阶级”
一个手工制作的银汤匙的商业价值大约为10—20美元，其适用性——按照这个词的原意——并不比机器制造的银汤匙更强。它或许并没有更适用……即使没有忽视其所有用途，也至少忽视了这个昂贵的银匙的主要用途之一，这个手工制作的银汤匙迎合了我们的品位和审美……手工制作的银汤匙的材料价值比那些贱价金属高出百倍，但从质感或色泽的真正美感上而言，前者并没有远胜于后者，在机械的适用性上，前者也并没有明显优于后者。
——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
《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899）
20世纪20年代，缪丽尔·布里斯托尔*（Muriel Bristol）参加了在英国剑桥举办的一次夏季午后茶话会。茶话会的座上宾是一群教授及其太太们。在这样特别的场合，茶话会主人先给布里斯托尔倒了一杯茶，然后加了一些牛奶。布里斯托尔却对此表示不满，她解释说自己喜欢“先加牛奶”，这样茶味更佳。尽管在座的其他人都表示怀疑，布里斯托尔却坚称自己能分辨出其中差别。同为座上宾的罗纳德·艾尔默·费希尔（Ronald Aylmer Fisher）此时冒出一个想法。这位费希尔先生后来不仅晋爵为“费希尔爵士”，还凭借著名的《实验设计》（The Design of Experiments）一书成为现代经验统计学之父。费希尔的想法就是，同时泡8杯茶，其中4杯“先加牛奶”，另外4杯则先倒入茶，如果这位女士能正确分辨其中差别，那么就证明她是对的（仅凭猜测侥幸猜对的概率只有1/70）。费希尔与其他在座宾客一样，认为布里斯托尔可能会输掉测试。换句话说，他们都认为布里斯托尔对于茶的敏锐判断是建立在错误的美感和味觉基础上，而非现实基础。可结果是，布里斯托尔正确地指出了每杯茶中茶与牛奶的添加顺序。
费希尔的这一实验后来进一步发展，改变了统计学和现代科学（它成为测试“零假设”的基础）[1]，不过在当时，如果一个人的喝茶习惯中没有植入有关身份地位以及与之相关的美学理念，这个实验未必可行。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牛奶的添加顺序就一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选择哪一种添加顺序暗示了一个人的阶级地位。
而这一切都可以从餐具由何制作而成得出结论。在维多利亚时代，如果先倒入热茶，质地较差的茶杯很容易开裂。先倒入牛奶则可以降低茶杯裂开的风险。然而，那些富人买得起精致的瓷器，能够承受茶的热度，所以后加牛奶就成为一个人经济地位得到提升的信号[2]。事实上，茶和牛奶的添加顺序这样的实际问题，更多反映的是阶级而非口感问题。毕竟，那些拥有精致瓷器的人会用后加入牛奶这一行为，来展现这种奢侈的享受。正如表现那个时代风情的著名英剧《楼上，楼下》（Upstairs, Downstairs）中的男家政服务人员所言：“我们这些楼下的人先加牛奶，而那些楼上的人则后加牛奶。”
甚至到了几乎所有餐具的质量都已经好到足以承受热茶的当代，先加牛奶仍然是社会阶级的标志。20世纪英国小说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特别使用“M.I.F.”†来形容较低阶级的人，而大众媒体也仍然讽刺性地使用这一短语形容工人阶级或那些不具备良好社交技能的人。今天，英国知名茶叶供应商福南梅森（Fortnum&Mason）仍然把这个选择问题描述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并在其网站发表长篇大论讨论如何喝茶。
这样一个看似平常的选择行为——如此微妙而又无伤大雅——怎么就被放大成了阶级的象征？一直以来，表面上看起来的实际问题都已发展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问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在客厅展示药品就是一个人能看得起医生、买得起药的标志。在大革命前的巴黎，蜡烛十分稀有，价格昂贵，即使后来用蜡烛照明（再后来是电）变得更普遍，晚餐时的烛光仍然是品位与血统的标志[3]。这与弃用纸餐巾（可摆脱清洗的麻烦）而选用布餐巾是一个道理。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其社会意义。我们的童年、家庭生活、收入档次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交圈，都在教导我们如何生活，以及在大小不同层面如何与世界互动。无论喜欢与否，在行为和物质两方面，我们都泄露了我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正如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其作品《区隔》（Distinction）中观察到的那样，身份地位从平凡的文化形式和符号中产生，但究其根本，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产生。
身份地位总是令我们着迷。前人早已注意到这一点，对此观察最入微的或许是伟大的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女爵士（Dame Mary Douglas），最近的观察成果则是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的著作《消费：疯狂还是理智》（Consump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我们获得的东西和我们如何使用这些东西往往向世界展示了我们的身份地位。其中当然不乏昂贵之物——好地段的大房子、跑车、精致瓷器和奢华腕表。然而，甚至连小小的礼貌问题也传达出某种教养或生活方式——寄送手写便条而非电子邮件、用餐结束后摆放餐具的方式、给我们所爱的人送鲜花等等。几乎所有这些行为都体现了社会地位，并且有赖于对有形商品的使用以及如何以一种特定方式使用它们的技能。或许就像道格拉斯在她的著作《商品世界》（The World of Goods）中所言：“在一个信息系统里，商品可以说既是硬件也是软件……满足生理需求的商品——食物和饮料——所承担的意义不比芭蕾或诗歌少。”[4]
我们为了彰显身份地位而进行的商品消费同样也不应受到轻视，或者仅被视为一种肤浅的故作姿态。消费是我们从个体以及相对于社会团体（作为其中一员和局外人，有时候同时兼具这两种身份）的角度，定义我们自身的方法之一。我们需要把商品消费当作人类社会系统的复杂组成部分。“商品……和消费”，道格拉斯在其书中写道，“被人为地从整个社会系统中剥离出来”。正如我们的工作或家庭结构塑造了我们一样，我们购买的东西和我们学到的行为准则也在塑造我们。我们必须把消费视为远比其表面可见的形式更具深意的信号标志。[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