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5年

戴震：“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

19世纪中国的文章复兴

1755年，当时声誉如日中天的戴震（1724—1777）写信给友人，提出关于学问分类法的观念。他认为学问大致可分成三类，分别是道德哲学（“义理”）、实证考察（“制数”，这个概念更普遍的表述是“考证”），以及写作（“文章”）。他并未将它们等量齐观，而是降低写作的地位。戴震强调“义理”最为重要，同时认为文章之流派文体并不需要多下功夫关注。这并不是说，写作不属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所关注的重要部分——它终究是取得科举功名的唯一途径，而且在18世纪50年代的科举考试项目里，一度还恢复了格律诗的考科——毋宁说，在戴震看来，写作及其技法，应当在优先级上，后于道德或政治的考虑与论证。换言之，写作这件事并不值得认真加以考虑。钱大昕（1728—1804）作为一位在更纯粹的历史和考据研究上行之甚远的学者，对此问题态度更为坚定。他视写作为近乎仅具功能性的用途。他在为自己十分推重的学者秦蕙田（1702—1764）所写的赞辞中曾提及，“及其出而为文，光明洞达，浩乎沛乎，一如其意之所欲言而止”。1792年小学家段玉裁（1735—1815）在所编的戴震著作序言中，陈述了考据学运动的真实目的，即是要将实证研究置于一切精神成果之上。他写道，“玉裁窃以谓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这与戴震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

相较于这种写作功利主义概念，姚鼐（1732—1815）与他奉为前辈者及其众多弟子——他们都出身安徽省桐城县——一样，将文章视为正确获得道的源泉以及感悟道的关键。正如他写给鲁絜非（1732—1794）的著名书信中所说：

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岭，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

这封书信提出了好文章的文体要素。姚鼐称此种美文为“古文”，是一种不受约束、平实的文体，其传统可追溯至太史公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姚鼐明确指出，这套修辞学关怀的背后，存在一股坚定的信念，认为优秀的写作，实际上就是“道”的真正体现。姚鼐由此引出了一种美学与教谕的结合，这完全超越了戴震、钱大昕所预想的那种，更具备实践意味的“文”之范围。实质上，将其在道德教化中的地位，放置于“义理”之上，即便正确的道德认知仍是其终极目标，也不难看出姚鼐是在常规的文章写作中欲倡导一种更高层次的美感。显而易见的是，他也为在美学感悟与文章写作技巧中宣扬意识形态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关于写作本质与功能的极端相异论点背后，存在着一场更为根本的论争，聚焦于学问的基础，以及它同政治实践与道德哲学间的关系。18世纪对考证研究之热情，最初聚焦于通过对典籍文本内涵的考核，进而获得更加坚确的理解，从而为正统儒家思想提供一个坚实的实证基础；最初在宋代建立的公理业已成为当时经学的特征，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被灌输于教育和考试系统，包括对官员的选拔，而考据学的领袖视这些为陈腐过时，考据的目的则是在公理之下有所挖掘。他们在早于宋代1000多年的汉代，寻见实证研究所具备的一种更可靠的基础，并由此建立拒斥宋代道统地位的决心，这种努力所产生的新志业有一个流行称号“汉学”。尽管普遍认为，考据学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在历史认识和学术方法上皆取得巨大成就，但到了18世纪末，甚至连一些曾经坚持运动的中坚分子，也逐渐对专注于发现新证据的成效产生了疑虑：在古学里寻找秘传心法，以及质疑经典某部分真确性的研究方法，不再被认为是有益于这个学术领域的。相反地，认为这种朴学研究，过于纠结于自身的动机里，让可运用的知识领域支离破碎，而不是使之统合。

姚鼐是最早对过度实证主义产生怀疑的人物之一。早在1774年，他就因为不满四库全书编订政策的考据学偏好，辞去了纂修官职务，并于次年离开北京。此后姚鼐发展出一条明显与汉学，以及那些北京追随者所信奉的理念背道而驰的路径，将余生用在各地讲学。他收了为数众多的忠心弟子，这些人最终得以广为传播他的学说，即强调借由古文的熟习，来体现正确的宋儒义理之学。《汉学商兑》一书可说是其对考证学问背离的最好代表，该书为姚鼐的学生方东树（1772—1851）所作，是对戴震、钱大昕等著名考据学家的彻底拒斥。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在1831年因阮元（1764—1849）的支持，终得刊印。阮因考证研究而驰享盛名，是当时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士大夫。

然而，拒绝考证的离心倾向，对于考据运动试图超越的宋学义理常谈，并非意味着畅通无阻的自然回归。18世纪学者编纂的疏证堆积如山，使得回归纯粹思辨性的义理之学成为幼稚无理的想法。在此情况下，呼吁对文章表现力的重新关注，便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在为文时，要求有勤勉严谨的学问，结合所要表达的道德意涵，这就有别于考据研究的枯燥，也不同于虚浮脆弱、缺乏确切文本基础的道德空谈。这种新意义上的严密精准，容许古文强调道德权威时，不至于被怀疑仅是对过时宋学正统的倒行逆施。正如方东树给姚鼐的另一弟子姚莹（1785—1853）信中所说：“若夫兴起人之善气，遏抑人之淫心，陶缙绅，藻天地，载德与功以风动天下，传之无穷，则莫如文。”然对当时许多学者文人而言，无论如何强调文体上的精雕细琢，古文写作，就如莫里哀（Moliere，1622—1673）的布尔乔亚绅士所讨论的散文：他们发现自己其实早已习于此道。这也是焦循（1763—1818）在给友人信中所表达的困惑。换句话说，桐城派所提倡的表面是种对现状的背离，实际上与当时正统文体并没有那么势不两立，因此也就不难企及。然而不无吊诡的是，熟习古文的人越多，方东树这样比较严格的倡导者，就越要哀叹新的追随者，远远不能掌握其精髓。

关于文章的重要性，古文并不是此时应运而生的唯一主张。支持方东树反对汉学论争的阮元，也提出了自己的文章理论，就是关于骈体文的复兴。这种富于修饰性的韵文，在18世纪末逐渐流行。需注意的是，骈体文曾活跃一时，直到晚唐和宋代的古文大家将其边缘化。因此，骈体文复兴的领袖人物出身于考据学派，并非偶然，因为这或许是该学派对于宋学表达拒斥的一个途径。尽管这两个派别在一定程度上都强调了文章体式的重要性，但彼此之间存在着极为本质性的区别：古文未明言的意图是要适用于一切文章的写作，而骈体文的传播者，却恢复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差别，一曰“文”，就是精心修饰的写作；一称“笔”，是一种朴实文体，他们认为它难免于冗繁絮叨，近乎漫无目的的论述。阮元将“文”界定为“文章”，是兼有“沉思翰藻”的。桐城文论家试图将所有文章一视同仁，即使是思想崇高者亦是如此，而阮元和被称为“文选派”的追随者——得名于6世纪时萧统（501—531）的著名骈文选集——提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写作。其中比较典雅的类型，本质上似乎和现代意义的“文学”颇有重合之处。无论阮元实际意图是否如此，他的理论都已为超越实用性的写作开辟了一片空间，也埋下了伏笔，最终使王国维（1877—1927）在1906年时，激进地呼吁文学应有完全不同的天地。

在清朝结束前的整整一个世纪里，这两个流派一直是文章修辞的讨论焦点，各有起落浮沉。例如，19世纪40年代京师士林最活跃的人物多为桐城派的拥护者，而1895年后，又出现骈体文派的复兴。然而在这些文脉兴替的背后，或多或少存在着文章所支撑的某种明确政治用意。于是围绕着写作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产生了旷日持久的论战。一些人努力维护文章，使之作为知识统一场域核心部分的媒介；另一些人，则试图区隔文辞与常规的学识，从而提升前者的地位。然而归根究底，这些运动代表了一个铜板的两面：它们同时想赋予文章写作以重要意义，在人人自危地感到清朝气数将尽的时刻，这种意义可能被用以支撑政治与社会秩序。这种将文章之学提高至攸关生死的文化重要性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将对“文学”这一新场域产生深远影响。这是1895年自日本引入中国的名词，用以指涉具有一致性的“美文”，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文言与白话的诗歌与小说置于同一范畴内。因此，根源于清代对于文章本质与功能论战的“文学的政治化”，遂成为现代中国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

胡志德 撰　张治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