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0年7月22日

荷兰报刊报道明朝覆灭。

荷兰戏剧、中国小说与开放的世界图景

1644年4月25日，明朝三百年国祚终结，最后一位统治者崇祯帝（1628—1644年在位），自缢于北京煤山，相关消息经各种渠道蔓延全国。根据姚廷遴（1628—晚于1697）的《历年记》记载：消息传到南方“未及两月，已有卖《剿闯小说》一部，备言京师失陷”。然而，崇祯帝之死讯，不仅传至中国疆界，1650年7月22日经由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的海员已传至荷兰。1654年，居留中国14年的耶稣会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返国后，出版了一部关于王朝覆灭的全记录《鞑靼战纪》（About the Tartar War）。到1666年，至少有两位荷兰作家受到中国近期事件启发，写下了明朝最后一夜的悲剧。

明朝覆亡的故事成为中国小说、耶稣会会士史著以及荷兰戏剧等全球性书写的题材，这个故事在欧洲营造出一幅崭新的全球图景。通过货物、人员及信息的流动连接，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的、互联的共同体。这样的欧洲叙事，围绕着“开放”的理念展开，而这一理念却建立在将中国描绘为边缘化的、东方的他者：一个内陆帝国，在地理、经济、认识论上都与世界隔绝。讽刺的是，这一中国形象之所以在17世纪的欧洲流通，竟取材自中国流行的通俗说部。通过诸如《剿闯小说》等文本的传播，这些作品视崇祯的统治为孤立的，缺乏开放的互动。然而，崇祯的与世隔绝，与其说是中国孤立于世的象征，更不如说是末代君主无法与其臣民晓畅沟通的一种标志。

在约翰尼斯·安东尼德斯·范·德·格斯（Johannes Antonides van der Goes，1647—1684）的长诗《咏Y河》（De Ystroom）中，可以看到明朝灭亡在欧洲开放世界叙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此诗歌颂了流经阿姆斯特丹的Y河，以及它为这座城市和年轻的荷兰共和国带来的经济与政治权力。经由水的隐喻，全诗暗示着一种水上贸易经济，以此解释当时荷兰在世界的重要地位。荷兰共和国的财富，并不是源于地域的占有，而是源于自由驰骋各地的海洋能力。

这种通过开放水域连接全球的理念，也体现在随诗所附的版画里。在这幅颇具象征意义的版画中心，信使和商贾（以及盗贼）的保护神墨丘利（Mercury），揭开了地球的帏幔。Y河之神端坐下方宝座，周围簇拥着代表世界不同地区的神祇：波兰、西班牙、直布罗陀，还有中国仙娥。他们献出珍宝，更添中央荷兰之神的荣耀。中国仙娥（Y河之神左侧的女性）慷慨不吝，尽献胸前宝箱中的黄金，倾倒在Y河之神的大腿上。

将中国加入版画，强调了荷兰航海开放的无远弗届。数十年间，明朝皇帝始终抗拒荷兰东印度公司介入贸易的企图。17世纪2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被逐至明帝国周边的地区建立殖民地——物产富饶而人口稀少的台湾岛。尽管荷兰东印度公司很快地带领此地来自大陆的居民发展蔗糖种植业，但最终仍没能保住这片小小殖民地。1662年，效忠明朝的国姓爷郑成功（1624—1662）将荷兰东印度公司逐出台湾，建立明郑政权。如果说明朝的灭亡终结了荷兰在中国边疆的殖民探险（并将清朝的疆界进一步拓展至台湾海峡之外），那么1651年后南明的衰败，宛如给了东印度公司入侵中国的机会。那年，耶稣会会士卫匡国抵达荷兰东印度公司爪哇总部，他带来令人振奋的消息：“鞑靼大汗已经征服了中华（Sina）帝国，广州城也打开自由贸易大门。”不久，觐见鞑靼可汗的代表团随之而至。

在《咏Y河》中，自我封闭的帝国即将向贪婪的欧洲敞开大门的承诺，成了一条仅有经济意义的信息：

当今中国不再拒绝交出她的珍宝，

并为阿特拉斯金灿灿的收获倾囊相助

尽管她感叹着所遭遇的麻烦，

北京的宫廷，倾倒在鞑靼巨斧下

见证了随着庞大的喧嚷，繁华是如何

从鼎盛而塌陷，困境中的国家

如何眼看着崇高的帝王吊在一棵树上

他那垂死的面庞，涂了脂粉。

如今，曾经闭紧嘴唇的黄河与长江，

向日翛然举头。

倾尽其蕴藏的物产给予广州港，

以丰饶的珍宝向我们致敬。

在这几行诗句里，《咏Y河》中的黄河、长江成了自由流淌的主要隐喻，而明朝的覆灭图景传达了一个教训：整个世界，乃至于中国，都已开始向荷兰的金库“交出她的珍宝”。

另一位荷兰作家，约斯特·范·登·冯德尔（Joost van den Vondel，1587—1679），认为中国需要开放的不是全球贸易，而是基督信仰。在他看来，中国严重缺乏知识。在剧作《崇祯皇帝》（Zungchin, or the Demise of China）中，他将明朝的覆灭归咎于崇祯皇帝对外部世界的无知。中国皇帝封闭于自筑的铜墙铁壁中，却仍然无法避免叛乱发生，反而隔绝了他与周遭诸事的联系。他不知道，李自成（1606—1645）已潜入北京城，亲军卫受贿敞开大门，向起义军发射的只是空弹。同样地，他的幕僚已经背叛他，而皇帝一无所知。最后，在第四幕中，皇帝与外界缺乏交流的悲剧达到顶峰。谣言在宫城四处散播，狡诈的宦官隐瞒皇家大象已遭投毒、皇城外墙已被攻陷。被高墙围困、被假消息迷惑的崇祯帝无处可逃，最终自缢于一株“梅树”。

然而范·登·冯德尔最终认为，皇帝在知识上的缺乏，并非一个世俗问题，而是宗教性的。真正的知识，只有通过基督教信仰才能获取。因此这部悲剧里，有一个重要角色是为像汤若望（Adam Schall，1592—1666）这样的耶稣会修士所设立的，他出现在第一幕。同样功能的角色还有圣沙勿略（Saint Xavier，1506—1552）的幽魂，他在最后一幕降临在天使组成的合唱队中，并预言中国将在拥抱上帝的恩典后得到拯救。受到卫匡国新近出版的《中国新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的启发，范·登·冯德尔所传达的中国虽说封闭但正等着造物主的垂怜，他以合唱方式咏叹中国著名的长城，说不要期望任何人造的建筑足以保护这个帝国，只有向基督信仰张开怀抱，才能免于不幸。

范·登·冯德尔笔下，因无知酿成悲剧的崇祯帝取材自卫匡国的著作。卫匡国关于中国地理、历史的记述以及《鞑靼战纪》等著作席卷了欧洲图书市场。更重要的是，卫匡国的崇祯帝与北京失陷不久后中文文献所流传的明朝皇帝形象有着惊人的相似。尽管无法确认任何具体文本——卫匡国从未说明自己的文献出处，但这种惊人的相似性说明了，精通汉文的卫匡国笔下难以接近的崇祯帝形象是建立在当时中国所流传的谣言、野史和小说的基础上的。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汉语文本并未将崇祯帝的故步自封视为中国一贯拒绝向西方开放的象征，而是当成一个末代君主的失误，认为他没有奉行明朝长久以来的治国原则：统治者与子民间畅通的交流。一如明朝首位迁都北京的皇帝永乐帝（1402—1424年在位）所说：“上下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

前文提及的《剿闯小说》特别着墨于此，文本广为传播了崇祯帝的“封闭”。小说细节多与卫匡国和范·登·冯德尔的记述相似：都城之内有一支“第五纵队”背叛皇帝，皇朝炮兵所发射的不过是空弹，皇帝斩杀了自己的女儿，临终以血书控诉那些善变不忠的臣子。事实上，小说叙述崇祯帝自缢于“梅（煤）山”时，将“煤”字误作“梅”，这个细节，或许正说明卫匡国的记述和范·登·冯德尔的戏剧为何出现的是“梅树”。最重要的是，这部小说和上述二者一样，都表现了崇祯帝在深宫高墙内的孤立形象。然而，这个隐喻指的并不是中国与世界的隔绝，而是崇祯帝与臣民的离心。小说戏剧化地处理崇祯皇帝的最后一夜：他鸣钟召集臣子上朝，却无人回应。

欧洲文本不仅借用了崇祯帝的孤立形象，还模仿中文小说描绘帝国秩序的重建，将之作为一种“开放”话语的演练，一种君臣间直接交流的恢复。范·德·格斯在讲述明代亡国的悲剧《特拉吉尔：中国的覆灭》（Trazil, or China Overwhelmed）中，搬演了一出酣畅淋漓的“皇家演说”，刚登基的顺治（1643—1661年在位）向一位鞑靼军队首领致辞。这一幕令人想起卫匡国的《鞑靼战纪》，其中包括类似“中国人/鞑靼人/欧洲人”的修辞情景。

在貌似儿童、身高约一米二的顺治与身着中世纪经院式长袍的鞑靼贵族身上，展现出一种新古典主义公共话语的理想形象。然而这最初看似对史实彻头彻尾的扭曲，由欧洲人所创造的辩才无碍的皇帝形象，却不只是一种东方化幻想，反而符合晚明清议的理想，即君主与臣民间，必须有畅通无阻的交流。例如1651年，卫匡国离开中国那年，不知撰者的《新世鸿勋定鼎奇闻》出版，它可视为《剿闯小说》的升级版。小说中顺治帝和摄政王多尔衮（1612—1650）不是擅长驾马驱驰这种“鞑靼”伎俩的“蛮夷”征服者。相反地，小说最后一章将他们描述为开明人主，他们向汉人臣民下达的敕令，不论修辞形式或道德理念，都具有任何一位17世纪中国学者皆能辨认出的理学思想痕迹。

事实上，《新世鸿勋定鼎奇闻》末章所描绘的绣像和早先小说《剿闯小说》的场景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后者中最终胜利者不是满人清君而是汉人明主，二者却指向了相同的结局：一旦君臣可以再度“开放地”交流，秩序就可以重建。当然，17世纪荷兰有关公共演说的理想和早期现代中国对于“开放的”皇家言辞之展示，在内容与形式上皆有不同。然而这种“广开言路”的展示，在功能上是极为相似的：这种展示界定了看似四海一家的社群，而这些社群的边界，取决于对“开放”交流之修辞形式的精通程度。

17世纪，一种新型的世界观在欧洲发展成形并且流传至今：世界被看作一个开放的共同体，由货物、民众与思想的自由交换联结起来。在这种观念的建构过程中，中国显然代表着例外——一个必须敞开大门，以融入全球交流的封闭帝国。此处试图质疑的就是中国这种孤立的形象，并引出其他关于这种开放性理想的问题。“开放”的交换，一定是“平等”的交换吗？开放的要求，究竟是一种邀请，抑或是一种强迫？对于“开放性”的概念，除了现有的宽松定义外，还有无其他的解释？晚明席卷中国的那些关于畅通帝国交流方式的辩论，能否成为其他解释的一种？我们能否想象一种不把单一的开放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的世界秩序？最后，“封闭中国”与“开明西方”之间的差异，果真如此巨大吗？或者说，我们是否过度强调了这些差别，为的就是在日益连通的世界里，刻画畛域、区隔高下秩序呢？

古柏 撰　张治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