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人类发展的不平衡状态

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并没有保证人类发展水平、生活水平、财富水平的均衡化和一致性。实际上，人类发展是动态互补的，具有不均衡、不公平、自固化的特点。在新技术的助推下，这种不均衡的态势有可能越来越明显。

我们看到，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甚至有可能固化下来。也就是说，欠发达地区可能永远追赶不上发达地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解释的角度也很多，本书不试图展开讨论，但在理论框架上，我们可以用人类发展中的“马太效应”来加以描述。

“马太效应”理论由罗伯特·莫顿（Robert K. Merton）提出，莫顿认为，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一旦在某一个方面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从而有更多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应用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上，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发达地区在收入、生活水平、医疗、教育、人权、体制等众多社会因素上的领先，欠发达地区的人才会流向发达地区，各种工业和消费资源也会廉价地流向发达地区，然后经过发达地区的加工生产之后，以高溢价的方式返销回欠发达地区，从而造成从人才到原料的单向虹吸。原料价格和成品定价之间的剪刀差，也会造成和固化财富的单向集中。这两种单向走势相结合，循环往复，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并最终到达一个不可逆的临界点，在跨越这个临界点之后，欠发达地区将永久性失去追赶发达地区的可能。

当然，上述理论只是极度简化的模型，并不能全面反映人类社会中的真实情况。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程度不同，时空条件各异，因此不存在统一的方程式来计算或预测其发展状态和趋势。

从一个国家的先天条件来说，国土面积、人口结构、自然资源、地缘政治环境、种族文化特点等天差地别。此外，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大相径庭。比如，各种国际势力钩心斗角，政治、军事、派别、联盟、文化、种族等因素错综复杂，每个势力派别都有自己的动机和目标。再加上发展进程中的扰乱性变数和机会，像当年中东石油的发现、信息技术的应用、环保理念的兴起、人工智能的兴起等，以及诸如西班牙大流感、9·11、新冠疫情这类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突发事件，都会给不同国家带来机会或挑战。

面对这些内外部因素，各方的反应机制、对策选择、应对手段，当然还有命运的眷顾和抛弃等人力所不可控的偶然性，都可能导致国家和地区间的重新洗牌。有时，短短10年到30年，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人类发展的格局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无法预测。比如，以色列的建国和崛起，日本战后重建，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发展，委内瑞拉的经济重创，苹果公司的崛起，微信对中国人沟通方式的改造等，都属于在短时期内发生的剧变。

也有在较长的时期内，一般是跨越两代人以上的时间段内，人类发展面貌全面重塑。典型的例子如一战和二战中美国国力的提升，二战后东西阵营的对抗，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以及正在进行中的人工智能和基因科学的应用等。

作为后起力量，不管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还是作为一家企业的华为，都处在一个较为特殊的挑战和机遇窗口之内。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和华为一方面都累积了足以进一步良性发展的实力基础，从而保留了持续发展、取得更高成就和更有利竞争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总体实力上又都存在欠缺和不足，尤其是在各种竞争要素（资源、人才、制度、生态等）的系统匹配和总体运行机制上，仍达不到足以保证正向反馈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因为这种正向反馈的可持续发展机制，需要一系列社会运营和竞争要素的协调和整体提升，不仅包括基础教育、人才培养、基础科研、产品开发，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机制完善、文化背景升级、民众价值观塑造、对外的全产业链合作、对内的管理效率提升等各个方面。如果我们无法突破，就有可能陷入资源和投入的空转，并在能量消耗到一定程度后，陷入停滞和衰退。

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华为，此时唯一的路径只能是奋起直追，在人才打造（教育）的基础上，紧跟先行者的步伐，避免差距的固化和加大，并争取择机、择域实现反超。

我们国家百年振兴中国梦的基础在教育，教育的基础在老师。教育要瞄准未来。未来社会是一个智能社会，不是以一般劳动力为中心的社会，没有文化不能驾驭。若这个时期同时发生资本大规模雇用“智能机器人”，两极分化会更严重。这时，有可能西方制造业重回低成本，产业将转移回西方，我们将空心化。即使我们实现生产、服务过程智能化，需要的也是高级技师、专家、现代农民……因此，我们要争夺这个机会，就要大规模地培养人。

这种情况下，就更凸显出包容和开放精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哪怕在被对手围堵和绞杀的环境中，仍然要保持这种精神，坚持学习一切值得学习的对象，包括基础研究体制、产品与服务研发流程、管理手段、人才使用和激励体系、科研和商业化模式、规则与标准制定推广体系等。

任正非虽然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基于技术实力的高溢价市场行为非常敏感和警惕，但是基于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并未对这种现象进行谴责，反倒给予了正面评价。

这次我们普遍认为，美国的教育文化水平很高，科学技术比较发达。不发达国家付出了大量的初级产品，只能换取发达国家的少量高技术产品。前者是随处可买到的，价格是有规律的，后者是独特的，价格是随意的，用以偿还开发生产中的风险投资及优秀人才的酬金，这并不是掠夺。

我们可以推论，任正非不大可能从内心认可这种劳动定价的巨大不平衡，但他的观点体现出了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是他对全球现有运行机制的认可和尊重，即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其次，是他对技术实力的认可和尊重，他相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再次，是他在高技术产品上学习领先者的决心；最后，则是他对通过不断学习和投资，华为也有机会通过这种高技术产品的高溢价，享受领先者利益的坚定。

当然，如果没有充分的技术实力的积累，没有为全球化的竞争环境做好实力准备，不仅无法享受这些溢价，反而会迅速溃败。

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勇敢开放自己，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要积极与西方竞争，在竞争中学会管理。10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提过我们是民族的工业，因为我们是全球化的。如果我们把门关起来，靠自己生存，一旦开放，我们将一触即溃。同时，我们也要努力用自己的产品支持全球化的实现。

任正非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在科技创新上形成优势，是有其机制上的优势的。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便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华为公司历来尊重别人的知识成果和知识产权，同时也注意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华为真诚地与众多西方公司按照国际惯例，达成有关知识产权谈判和交叉许可，我们在多个领域、多个产品与相应的厂商通过支付许可费的方式达成了交叉许可协议。宽带产品DSLAM，是阿尔卡特发明的，我们经过两年的专利交叉许可谈判，已经与其他公司达成了许可，我们会支付一定的费用，换来的是消除了在全球进行销售的障碍。经过努力，我们的DSLAM市场份额达到了全球第二。

华为积极看待自己在专利领域的付费。

国际市场是一个法治的环境，也是一个充满官司的环境，华为有了这些宝贵的经验，今后就不会慌张失措了。华为以后依然要在海外取得规模收入，如果没有与西方公司达成许可协议和由此营造的和平发展环境，这个计划就不能实现。我们付出专利许可费，但我们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产值和更快的成长。

随着华为自己成为行业专利创造和持有的领先者，它不仅没有依托于自己的专利库打造阻遏竞争对手的“护城河”，也没有把专利收费作为收割机，反而以更加开放合作的心态和策略，把自己的专利库变成全球性的行业能力的组成部分，积极促进健康、共赢的国际知识产权生态。

今天，由于技术标准的开放与透明，未来再难有一家公司、一个国家持有绝对优势的基础专利。这种关键专利的分散化，为交叉许可专利奠定了基础，相互授权使用对方的专利将更加普遍化。由于互联网的发达，使创造发明更加广泛化了、更容易了。我们充分意识到需要在知识产权方面融入国际市场“俱乐部”。知识产权是国际市场的入门券，没有它，高科技产品就难以进入国际市场。

任正非相信，知识和技术实力的积累是没有捷径的，需要我们在教育投资、人才培养、科学基础研究领域投入长期努力。走捷径不仅不可能成功，还有可能加速自身的毁灭。

我们应该走进新的未来时代，这个时代叫人工智能。首先，我们要强调工业自动化。工业自动化了以后，才可能走进信息化。只有信息化后，才能智能化。中国走向信息化，我认为还需要努力。中国的工业现在还没有走完自动化，还有很多工业连半自动化都做不到。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了类似工业4.0的方案，其实是超前了，最后也许会成为“夹心饼干”。其实我们国家应踏踏实实地迈过工业自动化……华为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努力向西方学习，今天也不能说完全信息化了，因为我们端到端的流程还是打不通。我们考虑5年后，有可能走向信息化，能达到工业3.0这个状态。再花二三十年，华为才有可能向世界品牌迈进，因此这条路很漫长，太着急的口号可能摧毁这个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