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思维:任正非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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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展逻辑 在主航道上实施针尖战略

01 理想主义者任正非

2023年满79岁的任正非越来越表现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气质。

2019年以来,任正非密集地接受海内外著名媒体的采访,他多次表示,华为的理想是“为全人类提供服务,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任正非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放话,有意向西方公司出售华为的5G技术,目的是制造一个能在5G上与华为竞争的对手。至于技术是不是可以转让给西方国家,任正非的回答是:“可以。不是部分,可以是全部。”

在谈到美国政府针对华为的封杀问题时,任正非反复表示,他相信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任正非还强调,开放、合作、共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是世界发展的大势。

针对外界对华为可能留有“后门”的担忧,任正非说,如果某个组织要求华为留“后门”,他宁愿解散华为,也不会如此做。在任正非的观念里,华为是一家单纯提供技术的商业组织,出售的是“管道”,里面流动的是什么水,华为无权干涉。华为遵守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不参与任何政治问题。华为也禁止任何员工谈论政治。(见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实录2019年1—8月)

任正非带领之下的华为,如同利益纷争之下的一股清流,一直保持着本我。

在任正非的观念里,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任正非希望全世界的技术专家一起努力,建立起覆盖全人类的通信技术网络,这个网络可以跨越国界,超越政治、种族、宗教……成为真正的技术上的大同世界。华为就是这个大同世界的推动者、实践者。

为此,华为不以利润作为主要追求目标,甚至可以为了人类技术的演进作出很多无偿的奉献。

从某种程度上说,任正非的理想非常远大,超越了种族、政治、国家、民族和宗教……任正非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非常清楚这种理想遭遇的现实问题,但他非常执着、非常理性。

华为CFO(首席财务官)、副董事长孟晚舟被加拿大拘禁期间,作为华为的创始人、孟晚舟的父亲,任正非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和冷静,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过激的话,他反对美国的这种做法,但表示“将通过法庭来解决这个问题”。

言外之意,任正非依旧相信法律和制度的公正。

任正非这样说是有理由的。2003年,思科在美国起诉华为,华为在美国进行了反诉,最终双方以和解告终,华为没有败诉。欧美的独立审判制度给了任正非一定的信心。

特朗普可谓美国历届总统中的一个异类,其上任后的诸多激进做法,似乎在引导美国走向某种封闭的道路。

尽管对美国的某些做法不是非常“感冒”,任正非还是很客气地评价,特朗普是一个伟大的总统。

任正非坚信,开放、合作始终是人类社会的主旋律,走回头路只是暂时的。

开放、合作也是华为能走到今天以及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华为的理念与欧美没有本质上的冲突

在接受《华尔街日报》Josh Chin的采访时,任正非明确表示:我们(华为)的治理章程是力图实现分权、共进、制衡,使权力闭合循环,以及在循环中科学更替。

2019年1月,华为完成了170个国家、96768名持股员工的选举,形成新一届权力机构,通过制度交接班,确保华为“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共同价值得到切实的守护与长久的传承。

华为由此分成了几层治理机构,每层治理机构责任聚焦明确,分权制衡,避免权力过于集中或者因不受约束而被滥用。比如,华为由退出董事会、监事会的高层领袖组建了核心精英群体,其主要目的是维护公司长远利益,掌握治理领袖的选拔。华为现在轮值董事长有3位,每个人当值6个月,在当值期间是最高领袖,但最高领袖受“法”的约束。

这个“法”就是华为公司的治理章程,也就是集体民主。轮值董事长有提议权,但要经过3位轮值董事长商议,才能决定该提议是否可以上常务董事会讨论;7个人组成的常务董事会通过的表决,也只能形成提案,交给董事会表决;董事会多数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文件。董事长代表持股员工代表大会,对常务董事会进行规则管理,常务董事会和董事会的运行必须遵循治理章程的规则。监事会则对董事行为进行监督。

任正非承认,华为的上述治理模式“汲取了欧洲著名管理学家马利克的观点,也吸收了欧洲和世界各国重要百年公司的治理经验”。

其实,从1997年开始,华为就花费巨资请IBM等欧美一流咨询公司协助华为进行管理变革,历经10多年,华为的管理思路、管理模式已经非常欧美化(当然,在企业文化和具体管理方法上,华为还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只要是对华为持续商业经营有利的先进的管理工具、管理理念,华为就兼容并包、为我所用。

此时的任正非是一个纯粹的商人。

不以自身利益绑架国家利益

2019年5月下旬,美国宣布对华为进行封杀,并下令多家美国公司停止与华为的合作。国内掀起一股强烈的“爱国主义”浪潮,网络上支持国货、支持华为、抵制美国货的声浪此起彼伏。这些行为和言论可以理解,但是,这很容易上升到一种民粹思潮。

任正非显然看到了这种苗头,于是尽管美国咄咄逼人,在回应美国封杀华为的时候,任正非还是强调,狭隘的民粹不是爱国而是害国,中国的未来在于继续开放,打开的大门不可能再关上。

即使遭遇不公平待遇,华为也不会以自身利益绑架国家利益。在商业竞争中,要尊重商业规律,不能有阶级斗争的思维。这是任正非的一贯原则。

在任正非看来,“中国这个国家唯有开放、唯有改革才能有希望,不能为了华为一家公司,中国不开放”。任正非一直坚持,中国只有更加开放、更加改革,才会更加繁荣。

此时的任正非是一个理性的观察家。

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思考问题

虽然根植于中国,但华为早已经不是中国的华为,而是世界的华为,人类的华为。

2005年,华为来自海外的营收第一次超过国内,此后,海外市场一直是华为主要的营收来源。目前的华为,服务于全球170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亿人口。而华为内部,研发人员的1/3来自全球各地,文化的多元、价值观的多元、种族的多元已经远远超越了狭隘的国界、种族、政治。随着华为在诸多技术领域站到世界之巅,华为承担起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探寻新的技术方向、进行革命性研发的重任。

此时的华为,是中国人创办的一家全球性公司,华为是中国的,但又不是中国的,至少不只是中国的,华为是世界的、是人类的。

此时的任正非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思考问题。

从更高的角度看问题,就不会极端、不会“一根筋”,而会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甚至会进行适度的“妥协”。

任正非从不反对“投降”

在一些人的眼中,妥协似乎是软弱和不坚定的表现,似乎只有毫不妥协,方能显出英雄本色。但是,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实际上认定了人与人之间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妥协”其实是非常务实、通权达变的丛林智慧,凡是人性丛林里的智者,都懂得在恰当的时机接受别人的妥协,或向别人提出妥协,毕竟人要生存,靠的是理性,而不是意气。

“妥协”是双方或多方在某种条件下达成的共识,对于解决问题,它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在更好的方法出现之前,它就是最好的方法。

明智的妥协是一种适当的交换。为了达到主要目标,可以在次要目标上做适当的让步。这种妥协并不是完全放弃原则,而是以退为进,通过适当的交换来确保目标的实现。相反,不明智的妥协,就是缺乏适当的权衡,或是坚持了次要目标而放弃了主要目标,或是因妥协的代价过高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任正非曾说,“灰度”有时候就是“投降的学问”。

明智的妥协是一种让步的艺术,也是一种美德,掌握这种高超的艺术,是管理者的必备素质。只有妥协,才能实现“双赢”和“多赢”,否则必然两败俱伤。任正非曾说:“我们的各级干部真正领悟了妥协的艺术,学会了宽容,保持了开放的心态,就会真正达到灰度的境界,就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扎实。”

当然,任正非并不是没有原则,他的原则性很强——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并不是一条直线,也许是不断左右摇摆的曲线,在某些时段,或许还会画一个圈,但是我们离得远一些去看,指针始终坚定地指向前方。

在任正非看来,坚持正确的方向与妥协并不矛盾。任正非认为,只要有利于目标的实现,为什么不能妥协一下呢?如果此路不通,那就妥协一下,绕个弯,总比在原地踏步好,干吗要一头撞到南墙上?

如果我们充分理解任正非,就可以理解华为面对美国封杀的态度,也会理解华为未来所做的一切决定了。

未来,如果华为作出让步,甚至“投降”,大家都不要觉得诧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