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要论述

《改革》（1989年第6期）刊发厉以宁的《我对公有制与公平效率之间关系的认识》。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公平效率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协调的，当然，这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前提。如果不进行国营企业的体制改革，国营企业依然处于政企不分、不自主经营、不自负盈亏的地位，那么它们既不可能实现“效率”，又不可能实现“公平”。国有制有利于资源有效配置的假定以资源自由流动和转让为前提，而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转让，从物质资源的角度来看，则以产权明确为必要条件。因此，国有制问题必须同国营企业体制问题结合在一起考察。对国营企业体制实行改革，绝不意味着摈弃社会主义公有制，更不意味着要以私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代替。国营小企业可以出卖给集体或个人。而一般行业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改革途径，则是用具有自我约束的、产权明确、政企分开、责任清晰的股份制来代替它。通过这种改革而建立的股份企业，将是以公有股为主的企业。

《经济研究》（1989年第6期）刊发张培刚的《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文章指出，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建立新型的发展经济学，首要的必须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方面来考察，探根溯源。建立新型的发展经济学，还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本国国情出发，制定发展战略。无论研究和制定何种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决不能笼统“一刀切”，而应因地制宜，因各地的背景和条件的不同而应有差别。当前，中国强调先发展东南部沿海地区，这有其必要性，但如果中部不能相应地崛起，大西北和大西南不能同时着手开发，则全国整个经济的起飞和持续协调发展，仍然不可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