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碳排放权与人权

30年的气候问题争斗史表明，碳排放权和国家的人权、发展权是紧密相关的。人类要解决气候问题，如何分担碳排放责任、分配碳排放权是最关键的问题。但只要稍微走偏，就会走到无解的死胡同里。

在清洁能源成本比化石能源高很多，或清洁能源供应不足的情况下，碳排放权与地区的发展就密切相关了。西方发达国家在20多年间抛出了很多方案，几乎类同近代国家和民族的不平等条约，理所当然地遭到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拒绝。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西方国家抛出的几个方案中，IPCC的方案算是最公平的，但今后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分配还要比发展中国家高4倍。要知道在过去的10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比发展中国家高7.5倍。这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法理依据，也看不到富国和强国的人文主义情怀，注定要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

应对气候变化与兼顾公平，两种观念的冲突，在中国最典型的事件就是2010年央视某主持人与丁仲礼院士在这个问题上的PK。

图2-1　丁仲礼接受采访

在电视对话节目过程中，主持人表示自己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不接受西方国家的节能减排方案。

丁仲礼院士表示，西方发达国家有11亿人，要求分去全球碳排放权的44%的份额，地球上剩下的55亿人，却只能分去56%的碳排放权份额，这样不公平。过去的100年里，西方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是中国的7.5倍，现在中国不要求是他们的7.5倍，只要求达到人均碳排放量相同就行了，甚至80%就可以了。

主持人表示，为什么要按人口算，就按国家算不行吗？

丁仲礼院士反问，中国人是不是人？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就应该比欧美人少排放？

人口数量差距数十倍，西方发达国家想以国家为单位分配。这样的方案，就是要利用碳排放权这样的“二相箔”将一些国家的发展封印在狭小的空间内。这样的方案，不经过战争是难以定局的。这样的角度，把气候问题放大了就是战争与和平的事。

2006年，时任美国副总统艾伯特·戈尔推出了自己参与制作和演出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和同名书籍，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广大的回响。该片主要讲述了工业化对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生存的影响，并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戈尔因其对环境事业的贡献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委员会评价道：“在唤醒公众和政府采取行动来应对气候挑战上，戈尔可能是唯一做出过最大努力的人。他是伟大的传播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戈尔的家庭碳排放量巨大。根据美国田纳西州政策研究中心给出的报告，戈尔在田纳西州有个住宅。从2006年2月3日到2007年1月5日，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戈尔家一共用掉了19万度电，而该地区家庭每年平均用电只有1.56万度，全美国家庭平均一年用电1.07万度，戈尔家的用电量是一般家庭的10多倍。戈尔家一个月的电费，比当地一般家庭一年的电费还多。

戈尔家的豪宅有多个恒温泳池，为了保证随时都有合适的水温游泳，需要持续耗电给水加热，光是加热游泳池1年用掉的电，就够其他美国家庭用6年。2017年，根据美国田纳西州政策研究中心收集的资料，戈尔家的用电量不减反增，已经涨到了普通家庭的21倍。

图2-2　戈尔在演示《难以忽视的真相》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碳排放权上如何被看待，是人权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气候问题上，一些西方国家人权观的虚伪性暴露无遗，并且想在联合国层面达成共识。这显然很难，西方国家却持续30多年仍没有放弃，直至这个问题自然淡化。30多年来，气候变化问题一直被各利益集团视作发展权、控制与反控制和利益博弈的载体，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在碳排放权的人权认知上，发达国家需要改变观念，放弃高人一等的思维，承认人权的平等。用市场经济的方法赎买，发达国家支付更大的代价来获得更大的碳排放量，而不是通过碳排放权分配控制、碳关税边境措施来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有中国专家总结30多年碳排放问题的争斗史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碳排放压制中国的发展，着力点在于：一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陷中国于被动。中国是最大的碳排放国，西方国家非常容易拉拢许多国家针对中国。二是通过碳排放量总量控制，影响中国总产出。少排放就要少耗能，就是要少生产。三是发挥发达国家技术优势，在碳排放强度层面，影响产品竞争力。通过增加碳排放成本降低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也可以给中国品牌打上高碳产品烙印，降低品牌竞争力。

中国作为当前的碳排放大国一定负有重任。中国要改变这一局面，不仅在国际气候问题的斗争中要据理力争，争取合理的权力利益，更要在行动上不落人后，才能逐步争取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