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　中国双碳目标面临的挑战

中国20多年来，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碳排量约占全球总碳排量的1/3，仍面临巨大的国内与国际挑战。

（1）全社会全部物料、产品和服务的碳足迹数据获取困难。

全社会物料、产品和服务种类多，按数十亿计，且各有自身特有的碳足迹数据。由于商品种类繁多，产业链冗长，所以收集和发布碳足迹数据成本高、难度大。

碳足迹基础数据是动态的。同一种产品各企业生产的碳排放量不一致，同一个企业因生产技术和工艺改进也是动态的，获得近期社会平均水平的碳排放量很困难。又因数量众多，数据采集是一个系统性难题。

缺乏各类物料、产品和服务的碳排放因子的准确值，缺乏各组织的碳足迹动态数据，将带来以下难题：

a）评估项目计划、工程设计方案、技术方案的碳排放情况困难。

b）顶层政策和行业政策工具设计困难。

c）绿色金融难以发挥更好的作用，选择项目和投资项目困难。

d）碳排放责任分解和碳减排任务分解困难。

（2）政策工具选择和推行困难。

政府希望通过征收碳税和碳排放配额制度来加快推进企业减排，由于缺乏碳足迹完整准确的基础数据，很难判断碳税和碳市场哪个更有效，推进缓慢。

a）政府碳定价（碳税税率和碳排放权价格）极为困难，对众多产品和行业合理定价面临挑战。

b）碳排放配额的分配方法很难设计，很难平衡各方利益。

c）运营过程的管控难度大。如何防止碳数据造假，管控成本（MRV）十分高昂；管控过程中公平性和廉政问题难以控制。

（3）如何建立面向碳中和目标的碳市场，顶层设计该如何升级。

当前碳市场发挥的作用还相当有限。自2012年3月28日，北京市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已10年有余，全国各地共建立8个省碳排放交易试点，截至2022年底，累计成交额仅为161.46亿元。2021年7月全国碳市场建立后，交易规模仍然较小，截至2022年底累计成交额为104.75亿元。目前的国内碳市场，在整个碳中和体系中起到的作用还很小。因为缺乏有效的学术理论指导，中国一直在效仿西方国家的碳市场方案。碳市场顶层设计没有指向碳中和终极目标，在碳排放权配额上面打转，所以难以做大规模，难以在碳减排上起到关键作用，也难以解决政府和集团、国家和地区之间碳减排的利益冲突，实现市场的统一。

（4）如何获得更多绿色金融投入。

中国实现“3060”目标需要约200万亿元的投资。资金从何而来？这样的巨额投入光靠财政投入是不现实的。如何不成为宏观经济的巨大负担，如何形成对绿色投资者的有效激励，需要一系列突破性设计，掌握碳的大数据、全面创新碳市场顶层设计是两大关键。

（5）如何更低成本、更快、更有效推动全社会减碳。

中国要实现“3060”目标，必须发动全社会加入碳减排，包括每一个有碳排放的社会组织和全体消费者。目前只能抓住少量的煤电企业等碳排放大户做工作，效能远没有发挥出来。当前的局面是前端的企业承受了碳减排成本的压力，后端产业链和消费者却对碳减排并不在意。前端企业的碳减排自身空间已不大，它的生产和碳排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整个产业链决定的。

每个组织、企业和个人只要有耗能，只要使用的前端供应商的物料、服务内含了碳排量，就都是碳排放者，都应承担碳减排的责任，并发挥碳减排的作用。碳排放产生的第一原因并不是投资和生产，投资和生产最终是为了消费。因此减碳的责任者应该是每个组织、每个企业、每个人，我们的碳减排管理应该尽快延伸到全社会的每个组织、企业和全体消费者。

为实现双碳目标，迫切需要加快全社会碳减排体系的建设，但目前的碳减排体系基本只覆盖了煤电行业，且面临较多问题，关键是缺乏理论思想的指导。

（6）气候问题可能成为影响我国国际关系的变量。

从2022年11月20日闭幕的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7情况来看，气候问题逐渐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大议题，出现了对中国不利的情况。欧美利用气候问题向中国问责，拉拢调唆气候问题受灾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向中国索赔，给中国施压。

（7）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每年进展如何向全世界报告。

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碳排放大国，也早已成为全球气候问题的关注焦点。我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速度将被全世界实时紧盯。中国必须每年拿出减碳实际成效，成果数据要准确、翔实、可信，有说服力。这势必要求中国要有一套既成果可观，又有说服力的数据系统。

（8）碳关税应对和发展低碳经济。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已经启动，2023年开始试运行，我们要有明确的对策和方案。我们现在除了联合发展中国家据理力争外，并无系统化的应对举措，这可能使我们的出口贸易面临更多阻碍。

国际碳关税对我们的低碳经济质量提出了明确要求。今后的中国出口产品要有竞争力，不仅需要价格低质量好，还必须是低碳产品，甚至是零碳产品，并且能拿出可信的碳足迹数据，有权威性和说服力。

作为制造业大国，国际碳边境调节机制对我国的影响有利有弊，但在我国缺乏有效碳减排体系的情况下，目前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负面影响。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完全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一是中国也是一个巨大的产品和资源进口市场，有巨额的化石能源进口总量，碳关税的影响是可以大量对冲掉的。

二是一旦中国构建好了自己的碳减排管理体系，可以提升气候问题国际话语权。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建立碳足迹大数据系统，建立完善的碳市场体系，在消费者责任机制下，消费国反而应该承担碳减排的主要经济责任。

三是可以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碳关税最终比的是经济质量，高碳排放的产品将受到压制，低碳经济将大行其道。中国的经济质量提升需要这样的倒逼机制，需要及早去利用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变被动为主动。

（9）如何应对国际绿色能源和碳中和技术产业链的竞争。

全球进入碳中和时代，绿色能源技术与碳中和相关技术市场将形成庞大的产业链，是全球新经济的制高点。中国当前在光伏、风能和特高压输电方面已经有显著的领先基础，如何在全球加快拓展市场，提升市场份额，对中国后续提升国际绿色能源产业地位相当关键。如何在碳存贮、CCUS等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对中国碳中和进程非常重要。

（10）如何更好地转型能源结构，提升再生能源占比。

实现双碳目标，降低化石能源占比，大幅提升再生能源占比是关键。当前我国化石能源占比85%左右，206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要在整个能源消费体系里占到80%。

问题在于我们大量煤电投产时间不久，退出难度较大。再生能源的基础设施，包括输电网、储能设施建设有待时日，要尽快筹集资金，加快可再生能源的替代。

俄乌冲突让各国重新意识到能源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我国的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很高，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为70%左右，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为50%左右。中国煤炭资源相对来说较为丰富，但是资源有限的问题也很突出。从资源安全角度出发，中国也要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

在当前国际局势和气候问题的挑战下，若能平衡好传统能源投资退出，加快能源转型进程，不仅有利于加快碳中和进程，还能大幅提升能源战略安全度。可再生能源是本地资源，当考虑能源战略安全时，也应该把可再生能源纳入。可再生能源未来很大一部分是分布式的，分散安装。一个小型炸弹可以定点炸毁煤电厂，化石能源的运输安全度也不高，而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更有韧性。

（11）如何提升我国在国际绿色金融市场上的地位。

实现全球碳中和，全球相关投资将超过200万亿美元，这蕴含着巨大的全球绿色金融市场机遇，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巨大挑战。我们需要在游戏规则制定、市场主导权和定价权方面积极争取，才能获得更多主动权。这考验中国人的智慧。只有设计更好的行动路线图，才能转变当前被动应对的状况。

（12）如何尽快提升我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全球地位。

在30多年的国际气候问题争斗史中，中国在学术上有影响力的成果并不多，在游戏规则制定上影响力一直较小。如何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各条线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提升中国的影响力，是非常迫切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