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总胆管狭窄并发症
考虑到任何传染性疾病对恢复期器官移植患者的严重威胁，我大多数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卧室内。偶尔有学生或助手来访时，我也会戴上口罩，与来访者保持一定距离，谈话往往匆匆结束，甚至几分钟都不到。尽管那段时间里，我与岳父母的相处还算融洽，岳母对我的照顾尤为细致：洗衣、买菜、做饭和清洁卫生都是她一人承担。但我们的共同话题的确不多，我还面临与岳父之间的语言沟通障碍。妻子的侄子虽然与我们同住，但他白天大多在学校，晚上回家时我通常已经躺下休息。这种生活确实单调乏味，让人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孤独。
幸好，现代科技带来了些许慰藉。我妻子几乎每天都会通过视频或电话与我联系，孩子们也常在视频中露面，聊些轻松的家常。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他亲人没来探望带来的遗憾。然而，生活的孤独和病痛的折磨让我夜不能寐。睡眠本来就不好，如今更是成为一种奢望。我几乎每晚都要起床四五次，没有哪一夜能真正安然入睡。
为了打发时间并寻求内心的宁静，我试图找到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做。在孤独与无助的时刻，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借助宗教的力量，以寻求精神寄托，填补心灵的空白。我虽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也未能免俗。在病痛和焦虑中，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通过佛教经文，以寻求片刻的慰藉，仿佛是在迷茫的夜空中试图抓住一颗微弱的星光。
我阅读了《地藏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金刚经》和《无量寿经》，并从网上下载了台湾慧律法师和宏海法师等高僧对这些经文的讲解和答疑视频。这些学习和诵读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我心理上的支持。这种描述虽遥远而玄妙，但确实让我感受到了一丝安慰，仿佛在生命最黑暗的时刻，找到了一个方向。即便它只是短暂的幻想，也足以让我稍稍平静下来。
于是，我像一个初入佛门的俗家弟子般，开始虔诚地诵读佛经，抄写经文，并每天强迫自己念诵三千遍“阿弥陀佛”。不可否认，这种重复的念诵确实帮助我放松了紧绷的神经，缓解了入睡前的焦虑，让内心稍得安宁。
然而，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方式效果极其有限。它既未能真正让我摆脱对疾病的恐惧，也未能让我达到佛教所倡导的“六根清净”，即放下对世俗的执着。我深知，从物理学、生物学和某些神学的角度来看，生命的终结是自然规律，灵魂不散和功德决定死后去向只是佛教信仰中的象征性理念。太阳和月亮尚有消亡之时，地球上的生命更无法逃脱这一宿命。
尽管对信仰充满矛盾，我依然选择继续念经。这样的虔诚有时让我感到自己像镜中的丑八怪，渴望从倒影中看到美好，却始终无法逃避现实的真相。我清楚，这不过是病急乱投医的自我安慰，但若不尝试，又还能如何？在这种前后矛盾的挣扎中，我的信念在相信与否定之间摇摆不定。尽管如此，这短暂的慰藉仍成为我与内心焦虑抗衡的一种方式，哪怕只是微弱的支撑，也让我得以在崩溃的边缘稍作停留。
我的住处位于顶层的十一楼，从卧室窗口可以看到不远处一座寺庙及其内一个规模不小的墓园。我常常站在窗边，久久凝视着那片墓园，内心时常升腾起出家为僧的念头。然而，这只是虚妄的幻想。寺庙并非无忧无虑的西方净土，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反而更可能是一个吞噬财富的黑洞。像我这样身患绝症、行将就木之人，对寺庙而言毫无利用价值。即使他们接待了我，也不过是希望我能突然开窍，将所谓的“身外之物”尽可能多地捐献出去，以换取死后能上极乐净土的虚幻承诺。而给寺庙增添麻烦的事，与佛门戒律本来就是格格不入，想给高僧们添麻烦那是绝无可能，死后必然下地狱，甚至有可能被打入第十八层。
与此同时，我也幻想过死后能否被安葬在那片墓地中，每日接受佛门晨钟暮鼓的洗礼。据佛经记载，曾有大雷音寺中的一只小老鼠，因为偷吃了如来佛前的香油，最终获得佛性，得道升天。若经济条件允许，且亲人愿意为此付出，那么将自己安葬在那片所谓的佛门圣地，似乎是一个理想的归宿。然而，每当想到自己死后便会孤零零地躺在那里，任由风吹雨打，而身边并非高僧大德念经超度，而是一群肥头大耳、嬉笑人间的假和尚，我心中便涌起一阵莫名的恐惧和空虚。于是，我急忙拉上窗帘，试图遮挡那令我不安的景象。
在内心的矛盾与外界的孤寂交织下，我战战兢兢地度过了近两个月。这段日子仿佛一场无尽的拉锯战，让我始终游离于希望与绝望之间，无法找到片刻的平静。
九月初，我发现小便再次发黄，胃口显著下降。急忙前往大学附属医院进行血液检查，结果显示转氨酶水平升高，尤其是磷酸转氨酶异常偏高，这是胆道狭窄并发症的典型征兆。主治医生随即安排了核磁共振检查，结果让我倍感沮丧。我的总胆管对接处不仅明显狭窄，整条胆管的形状竟然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8”型结构。这意味着，即便考虑进行ERCP手术，技术难度也会极大，成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无异于“屋漏偏逢连夜雨”。但面对这样的命运安排，我只能默默接受，还能怎么办？
由于做ERCP手术的难度超出预想，而距离术后半年这一相对安全的时间窗还有近三个月，我只能先住院接受保肝、降酶和化胆等传统药物的治疗，希望这些保守手段能暂时控制住病情，让我平安渡过这个窗口期。然而，治疗效果并不理想，肝功能指标的上升趋势虽稍有放缓，但始终居高不下，无法逆转。无奈之下，我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转院到为我进行肝移植的那家医院去接受进一步治疗。
我的岳父因身体状况不佳，再加上在温州无人与他用家乡话交流，总是感到孤单寂寞，不时抱怨生活的枯燥与无聊。这样的情绪似乎逐渐积累，最终在我转院的前一天，他和我岳母一起收拾行装返回了老家，并明确表示不会再来温州照顾我了。听到这个决定时，我的心里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一种难以形容的失落感瞬间涌上心头。
尽管如此，我对岳父母还是怀有感激之情。毕竟，他们在温州悉心照顾了我将近三个月，而我的亲生父母和兄弟姐妹却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几句空洞的语言，连影子也没见着一个。然而，接下来必须独自面对接踵而至的病痛和生活的挑战，那种不安与孤独感却如潮水般汹涌而至，让我深刻体会到何谓无能为力。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孤独并不是身边无人，而是需要依靠时却发现自己别无所依的彻骨现实。
这次转院治疗的前半段，由我的一名助手陪同完成，后半段则由我的一名博士生前来替换。在异地住院的一个多月里，我不得不依赖他们轮流照料。尽管他们的尽心尽力让我深受感动，我也由衷感激他们的无私帮助，但缺乏亲情的陪伴，始终在我的内心深处留下了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
每当病痛袭来，我都忍不住思索：“为何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我身边竟没有一个血缘至亲的身影？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他们才能够如此坦然地选择冷漠旁观？”这种感受仿佛一把无形的刀，直插我的内心，割裂了我对亲情的最后一丝幻想，直至疼痛化为麻木。我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法强求，那怕是父母和兄妹也是如此，但这份孤独与被抛弃的感觉，却是难以承受的苦楚。
即便身旁有他人相助，那些带着血脉温度的缺失，依旧是无法填补的空洞，深深刺痛着我。这样的遗憾不仅让我感到孤独，更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往。我不得不审视自己的言行，试图从中找到问题的根源：是否我对亲人们的要求过高，而忽视了他们自身的难处？是否我的性格中存在缺陷，过于生硬的态度令彼此关系逐渐疏远？还是在某些关键时刻，我缺乏及时表达感激或主动拉近距离的意愿？这些问题的浮现让我正视自己的不足，也让我在怀疑与自责中体会到一种复杂的情绪。然而，现实无法重来，过去的一切已成定局，即便我放下身段，试图挽回，或许也难以重新唤回那些失去的东西。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治疗，我的指标终于恢复到正常水平，避免了提前进行高风险ERCP手术的可能。然而，当我十月初回到温州的租房时，心中的凄凉与无助如潮水般涌来。身边已无一位亲人陪伴，唯一住在一起的是妻子的侄子，但他白天在实验室忙碌，晚上也难有时间陪我。此时的我，不仅身体极为虚弱，而且心境也低沉如深渊，整个人仿佛置身于一片无边无际的荒漠，四周寂静得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每一口呼吸都仿佛伴随着苍凉与孤寂的回响。这种冰冷的孤独，犹如无尽的黑夜，笼罩着我的身心，令我感到无力而绝望。
我母亲、弟弟和小妹，只是在我手术前短暂探视了一次，而在漫长的康复期和病情反复、急需照顾的时刻，却彻底销声匿迹。身边只有助手、学生和妻子的侄子能给予一定的帮助。我真没想到，自己晚年病重之际，境况竟会如此凄凉。这种与原先设想的巨大反差，让我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
如果说兄弟姐妹之间本就缺乏深厚的亲情，或因各自忙于生活无法前来照顾一二，这些尚且可以理解。然而，生我养我的母亲却以父亲需要照顾为由，始终未曾现身，这让我内心真的难以释怀。那时，她虽年事已高，但身体仍十分硬朗，在香港与父亲独居，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样样都能亲力亲为。时至今日，七年多过去了，她依然生活自在，每天活跃于微信上，在这种社交媒体上骂起人来比谁都有精神。如果她愿意来探望我，仅仅是待在我身旁，不需要操持任何家务，仅是陪伴，就足以给予我莫大的心理安慰和支持。繁重的杂务完全可以由保姆代劳。
然而，她始终未曾选择这样做，却总是声称自己眼泪已流干，并讲述如何每天在观音菩萨和佛祖面前点香礼佛，为我祈求平安与康复。这样的言行让我感到有些讽刺。求观音菩萨千万遍，不如亲身前来陪伴片刻。倘若观音菩萨真能显灵，这个世界早已少了许多苦难。用空虚飘渺的祈祷代替实际行动上的关怀，只会更加暴露其内心的虚伪与冷漠。
在这样的背景下，亲情的冷漠如同一面无情的镜子，刺痛着我的心灵。它将那些“血浓于水”的情感神话无情地撕碎，让我意识到，许多时候，这种亲情不过是人们在幻想中编织的一种自我安慰。当真正需要支持和关爱时，现实却常常让人陷入孤独和无助之中。
尽管我的脾气确实有些刚烈，与父母之间过去也曾有过一些摩擦，但这些摩擦无非是口头上的争执，从未涉及金钱纠葛或重大的利益冲突。尽管他们的钱财都给了其他的兄弟姐妹，而我也从未有过任何抱怨，毕竟我未曾在他们面前尽过孝道。
自从十七岁离家谋生后，我与父母共处的时间实际上非常有限，既然不生活在一起，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深刻的矛盾，更不存在经济上的冲突或财产分配的争执。事实上，我的父亲是解放前的地下党老干部，母亲也曾是干部，他们都有丰厚的退休金，生活水平一直比我高。在父母的五个子女中，我是最少给他们添麻烦、最少给他们经济负担的一个，同时也是经济上最拮据却职业成就最高的一个，完全符合臭老九的所有特征。
按理说，我这样的儿子应该是他们心中的骄傲。然而，如果说我因为长期不在他们身边导致亲情的疏远，这可以理解。但从本能的层面来说，母子之间至少应当存在一种天然的心灵相通和血脉相连。世人常说，母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无私的爱，但我似乎从未真正感受到这种伟大和无私。在我的记忆中，这样的情感可以说是完全缺失的。
当然，这种他们的这种冷漠并非只针对我一人。我在家中排行第二，哥哥是长子，由于小时候患有小儿麻痹症，导致一条腿略短，走路时一瘸一拐。在父母心情好时，他们会用名字称呼他；而一旦生气，便直接叫他“跛脚人”或“跛足人”。至于我，因为从小反应敏捷、思维活跃，干家务既快又麻利，却被父母冠以“妲妃”或“妖精”的绰号，暗指我虽然聪明，却总是“不干好事”，尽给家里添麻烦。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些绰号是全天候的。也就是说，他们心情好时会这样叫，心情不好时叫得更欢。
其实，我对童年的记忆并不多，但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七岁那年的春节，祖母将哥哥从乡下带到县城，计划让他春节后留在县城上学。那天下午，寒风凛冽，祖孙俩刚到家不久，母亲便让哥哥去倒痰盂。哥哥一瘸一拐地端着痰盂走向屋外，结果在门口的水沟旁不慎摔倒。令人震惊的是，母亲并没有关心哥哥是否受伤，而是立刻破口大骂：“你这个跛脚人，怎么不去死！这路你是怎么走的？连家里的痰盂都摔坏了！”
那时，我虽然年纪尚小，但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是非判断力。看到母亲竟然将一个痰盂看得比一个活生生的人更重要，我感到无比震惊和困惑。当时，我站在一旁，面对这一幕茫然无措，既不敢插话，也无力改变什么，内心却对哥哥的遭遇感到深深的悲凉和凄楚。或许正是从那一刻起，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对爱的缺失与冷漠的初次认知，这颗种子随着时间的流逝，深深扎根，成为我人生记忆中无法磨灭的一部分。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父母能如此刻薄地对待自己的孩子。如果说这是基因遗传的结果，显然说不通，因为我的祖父母都是慈祥而和善的人，而我们兄妹五人中，也没有人对自己的孩子表现出如此冷酷的态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父母的性格特征是在长期的社会压迫与抗争中潜移默化形成的，或者是受他们青壮年时期持续而激烈的阶级斗争思想影响所致。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一些人可能将社会上的对抗性态度和粗暴行为方式不自觉地带入日常生活和家庭教育中。这种深刻的环境影响，使得家庭关系也蒙上了阶级斗争的阴影，变得冰冷而充满敌意。
我也无法确定自己的暴躁脾气和性格缺陷，比如缺乏耐心、不懂得体贴他人，甚至不懂得如何去真正地爱别人，究竟是因为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所致，还是源于血脉中的遗传，又或是长期疾病和心理抑郁的结果。中医理论常说，易怒会伤肝，而反过来，肝伤也可能导致情绪的暴躁易怒。这种内外循环的恶性影响，也许正是我性格形成中无法逃避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