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独自面对
由于身体恢复得过于顺利，反而让我隐隐担心病情可能会反复。因此，出院后，我没有直接返回温州，而是选择暂住在医院附近的一家宾馆进行观察。在此期间，学校人事处、工会以及学院的几位领导代表学校前来看望过我，并由工会出面给了500元的慰问金。虽然这是学校仅有的一次经济上的支持，但“皇恩浩荡，臣下感激涕零”，有聊胜于无，哪怕金额不多，也算是上级领导的一点心意，何况当时我最紧缺的就是人民币。
表面上看，我们大学教师在医疗报销上的待遇与国家公务员相差无几，但像我这种异地（非ZJ省本地）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能报销的费用只是整体花费的一个零头。从医药费、手术费、供体费、住院费，到交通、伙食、护工、房租，以及购买生活用品的种种支出，我此次在国内将近一年的总费用高达一百多万元，最终报销拿回来的却不足二十万元。这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为什么咱们中国人一向强调“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必须时刻节俭并积蓄以备不时之需。
相比之下，美国的医疗体系虽然保险费用较高，但在大病报销的比例上远远优于国内。例如，美国不存在发票（可报销）和收据（不可报销）之间的区别，也无需个人支付供体费。这些差异在医疗保障上显得尤为明显。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在此我不想有更多的展开。
原本打算在宾馆住一周，如果复查结果良好，便返回温州。然而，出院不到五天，我就感到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不仅食欲不振，小便也异常发黄。我立即赶往医院复查，结果显示肝功能指标严重异常，不得不再次住院。住院的第二天，我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从美国回国，因为那时已是六月中旬，美国学校的暑假已经开始。
孩子们到医院探望时，我的内心满是喜悦。然而，对于我这样一个今后将“以病为主业”的人来说，欢乐总是短暂的。孩子们当天下午便乘高铁前往我妻子的家乡，因为在那里有亲人可以照料他们，而妻子和岳母则继续留下来照顾我。
这次病情反弹是由总胆管狭窄并发症引起的。为抑制器官排斥反应，医生再次使用了激素。幸运的是，激素效果显著，住院十天后我的肝功能指标便开始好转。否则，就不得不进行ERCP手术，在总胆管内置入支架以撑开狭窄处。然而，术后早期进行ERCP手术风险极高。由于胰腺紧邻总胆管，手术中使用的造影剂和二次创伤常会诱发严重的胰腺炎。如果情况十分严重，甚至可能威胁生命。因此，通常建议将ERCP推迟到术后半年进行，以尽量降低风险并将情况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我在医院又住了三周，直到肝功能恢复正常后才返回温州。由于手术仅过去一个多月，身体尚处于恢复期的初始阶段，加之总胆管狭窄并发症可能反复发作，长途旅行，特别是乘坐十几个小时返回美国显然不合适，因此我决定暂时留在温州。作为温州医科大学的老师，如果病情复发，无论是住院还是治疗都会便利许多。
为了生活的便利，我在大学附近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然而，由于工作原因，我的妻子只能照顾我几天便不得不返回美国。在她离开之前，经过多番联络，终于请来一位与我没有血缘关系的远房亲戚帮忙照料了我三个星期。这位远房亲戚离开后，我的岳父母接替了照顾我的重任。
我的住处位于大学的家属小区，与校本部和温医大附属医院都非常近，前去医院检查和取药都十分便利。此外，我当时尚未退休，校本部还有我的实验室、助手和学生。那时，我妻子的侄子也在我的实验室做勤工俭学，备考研究生，借住在我的房子里，因此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还能帮上忙。
这样的安排虽不尽完美，但无疑是当时能够想到的最妥善的办法。自我病倒后，家中的经济与生活重担全都落在了妻子一人肩上，她在美国的那份工作成为家庭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当然，她也可以选择辞去美国的工作，带着孩子们回国生活。以她的资历和背景，拥有美国博士学位，名义上也是温医大的兼职教授，回温州工作并无任何障碍。然而，这一决定将对家庭带来一系列的挑战，尤其是在孩子教育方面。那时我儿子即将上高中，尽管会说一些中文，但对中文文字几乎完全陌生。如果回到国内，他的学业将面临巨大的困难，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也是不公平的。而如果将他单独留在美国，他的生活与学习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与我拥有相同DNA的亲人显然有着另一种看法。他们几乎一致地希望我的妻子能够回国工作，独自承担起照顾我一切的责任。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对我的处境置之不理，毕竟“我已有妻子在旁”，他们便无须再为此费心插手。这或许能让他们的良心得到些许安慰，或者，他们不过是随口一说，根本没有真正将我的实际情况放在心上，也压根儿就没在意我是否能平安度过这至关重要的手术初期。
然而，他们的这种想法并未顾及我妻子回国后家庭整体生活的平衡以及孩子教育可能面临的困境。事实上，从狭隘而自私的个人利益出发，当时的我也非常希望妻子能够回温医大工作。这样，我便可以安心留在国内养病，不必回到那个让我感到陌生甚至有些惧怕的异国他乡。我自认为孩子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我的病情才是全家理应优先考虑的事情。作为我的妻子，她理应以我的需求为重，这才是爱情的内涵，也才是对我这个一家之主的公平。
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想法不仅自私、可笑，而且天真到令人羞愧。从大局来看，孩子们的未来关乎他们一生的幸福，而我作为一个年过花甲、病重缠身的人，已是日薄西山，却仍妄图在家庭利益中争取更多的“宠爱”。这不仅是一种错位的认知，更暴露出我的自我中心和短视，显得既缺乏胸怀，也缺乏大局观。我的位置早已不再是家庭的重心，甚至可以说，我已成为一份额外的重担，却还奢望得到全家的资源倾斜，实在没有自知之明，甚至可笑到令人捂嘴。
此外，虽然我的肝移植手术表面上非常成功，但“成功”并不等同于“痊愈”。术前病情的严重程度决定了术后复发或转移的风险始终存在，甚至可以说概率不低。如果妻子真的放弃在美国的生活与工作，带着孩子回国照顾我，而我的病情却不幸复发，那最终的结果便是牺牲孩子们的前途与利益，只换来我短暂的苟延残喘。这不仅是对家庭资源的错误分配，更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悲剧，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幸好，我还有些自知之明，明白妻子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我们的感情虽然有一定的基础，但显然还不足以让她完全舍弃个人的理性以及孩子们的未来，去做出那样极端的决定。我只是试探性地提了一下自己的想法，虽然内心隐隐希望她能有所动摇，但见她态度出奇的坚定，便不再继续纠结。
原本的计划是，如果半年后病情未再复发，我便能够回到美国，与妻儿团聚，共享家庭的温暖。然而，现实的发展却远远偏离了我最初的美好愿景。半年后，我不仅未能如愿返回美国，反而因为病情的反复持续辗转于住院与出院之间，身体上的折磨日渐加重，精神状态也随之每况愈下。
这种持续的身体虚弱与病痛的纠缠，对我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打击。随着希望一次次被现实击碎，我的内心逐渐被失望和孤独吞噬，最终陷入了重度抑郁的深渊。这一切仿佛是命运的无情嘲弄，将原本的美好憧憬撕裂得支离破碎，使我的生活从希望的亮光跌入了无尽的阴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