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商业的繁荣与宋词的兴盛

宋代经济的高度繁荣，城市文明的高度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宋词的繁荣。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南北逐渐形成了一些大都市，商品生产达到什么样的规模，城市就会发展到什么样的规模。北宋首都汴京固然巍峨壮丽，江南的苏杭也同样富庶繁华，柳永是古代最早的城市歌手：

花发西园，草薰南陌，韶光明媚，乍晴轻暖清明后。水嬉舟动，禊饮筵开，银塘似染，金堤如绣。是处王孙，几多游妓，往往携纤手。遣离人，对嘉景，触目伤情，尽成感旧。

别久。帝城当日，兰堂夜烛，百万呼卢，画阁春风，十千沽酒。未省、宴处能忘管弦，醉里不寻花柳。岂知秦楼，玉箫声断，前事难重偶。空遗恨，望仙乡，一饷消凝，泪沾襟袖。（《笛家弄·花发西园》）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望海潮·东南形胜》）

吴会风流。人烟好，高下水际山头。瑶台绛阙，依约蓬丘。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娥画舸，红粉朱楼。

方面委元侯。致讼简时丰，继日欢游。襦温袴暖，已扇民讴。旦暮锋车命驾，重整济川舟。当恁时，沙堤路稳，归去难留。（《瑞鹧鸪·吴会风流》）

这三首词分别写“帝城”“银塘似染，金堤如绣”的金碧辉煌，杭州“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豪奢”，以及苏州（一说杭州）“青娥画舸，红粉朱楼”的“富庶”。杭州后来成了南宋小朝廷的京城，集中了江南的财富，“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林升《题临安邸》），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美丽迷人。

唐朝的首都长安，只有像元宵节等少数节日，才会“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苏味道《正月十五夜》），大多数时候都要宵禁，一入夜早早就罢市了。

而宋朝的大都市，全都整夜灯火通明。你们去看看《清明上河图》，它呈现了汴京的商业盛况，当时的汴京是座不夜城。汴京是有上百万人的大都市，而古代没有互联网，城里没有电影院，家中又没有电视机，个人更没有手机，上百万人聚在一起难道整夜干坐着？

词虽然产生于唐代，其实它是老天专为宋人准备的礼物，怕宋人——特别是宋代文人——晚上无聊，特地“造好”词这种文体供宋人娱乐。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任何一种文学体裁，不过是作者在用笔向人倾诉衷肠。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每个作者下笔之时心中都有一个拟想的倾诉对象，这种拟想的倾诉对象，不仅决定词的内容，也决定词的语言，甚至决定了词的语调，当然更决定了词的风格。

宋词因拟想的人受众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有的是所谓“雅词”，有的是所谓“俗调”。前者取悦高雅的士人君子，后者取悦下层的市井小民。前者如晏几道的《鹧鸪天·小令尊前见玉箫》：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这是一首艳情词，也是一首怀人之作。宋代文人与歌女交往密切，留下了大量的艳情词。所谓艳情就是“走私”的爱情，不为社会或伦理所认可的爱情。此词上片写当年一见钟情，下片写如今思念不已。酒席之前，银灯之下，玉箫献唱一支小令，不只歌儿是那样甜美，人儿更是“太妖娆”，晏几道完全心醉神迷，在销魂的歌声中为她“醉倒”，唱罢归来后仍然“酒未消”。正因为玉箫人儿倾城，才使得词人为她倾倒，一夜的艳遇成了一生的念想。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载：“伊川（程颐）闻诵晏叔原‘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长短句，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程颐这位道学家平时总是一脸正经，真想不到，对“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这种“鬼语”，他竟然还“意亦赏之”，其他文人对它的喜爱更会如醉如痴，可以想象这类“雅词”在士大夫中有多大的市场。

晏几道常用词表现对歌伎的一往情深，小晏词的受众是和他一样的文人雅士，市井小民的男欢女爱在他的视野之外，这位“官二代”不了解市井小民的生活，客观上不可能接触下层百姓，主观上也不愿意放下身段，不管是情趣还是审美，他都不会欣赏市井小民的爱情。而柳永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一方面他出身官宦人家，他知道哪种情调才“雅”，另一方面他又一生蹉跎，只能在底层妓女中厮混，有机会体验普通百姓的爱情，并能欣赏和认同“世俗”的情趣，加之他又具备多方面的才能，所以他既能写“雅词”，又能唱“俗调”。家庭教养和城市文明，使柳永能“雅”能“俗”，而且是大雅大俗。我们来看看他的俗词，如《定风波·自春来》：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张舜民的《画墁录》记述一件有趣的逸事：因下第写下《鹤冲天·黄金榜上》，其中“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触忤了宋仁宗，柳永跑到宰相厅和晏殊套近乎。“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绿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宋人称宰相为相公，柳永希望能与晏殊有共同话题，他明白相公喜欢作曲子，回答时说自己与相公有共同爱好——“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我和相公一样也作曲子。哪知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晏殊没有给柳永一点面子，对他说我虽然也“作曲子”，但从不作“绿线慵拈伴伊坐”这种俗曲子。不是张舜民记忆有误，就是晏殊记忆有误，柳永原文是“针线闲拈伴伊坐”。“针线闲拈伴伊坐”，是市井女孩心中温馨的夫妻恩爱，在晏殊眼中却显得俗不可耐。这首词大量运用市民的口语、俗语，如“是事可可”“厌厌”“无那”“无个”“恁么”“镇相随”“抛躲”，都是当时的市井口语，相当于今天的地方方言。

柳永唱出了市井小民的心声，市井小民也捧红了柳永，当年就出现了“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的盛况（叶梦得《避暑录话》），而这一切都是商业繁荣和城市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