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拯救者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当时的工业强国无一例外地遇到了严重经济困难。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的经济增长突然踩了急刹车，眼见着要掉进悬崖。在日本，因为有了高桥是清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经济基本没有衰退。在美国，因为胡佛总统和美联储的错误药方，美国经济几乎瘫痪，后来在罗斯福总统的强力政策转向下才逐渐走出谷底。
1.高桥是清救了日本
高桥是清是个传奇人物。[1]他父亲是御用画师，好酒好色。高桥是清是他父亲和女佣生下来的孩子。年轻时候的高桥是清继承了他父亲的好酒好色，爱赌博，还是个欺诈妓女的混混。他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被卖给农场主做仆人。他与农场的中国厨师争吵，被那位厨师举着斧子扬言要劈死他。
经历了美国的探险之旅后，高桥是清回到了日本。他先是在学校里教授英语，他的语言能力、交际能力、思维和学习能力很快就引起了一些东京官员的注意。他得到了新的工作机会，每次都能非常出色地完成任务。随后他成了无比精明的管理者，日本经济发展的卓越贡献者。他是国际市场的融资高手，是日本银行行长、七任大藏大臣、不愿意做政客的首相，还有其他数不完的头衔。
大萧条刚开始的时候，日本经济也受到牵连，出口和工业生产大幅下降，日本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高桥是清三管齐下帮助日本经济走出萧条。
第一个举措是切断日元与黄金的挂钩，让日元大幅贬值。在他之前，上一任日本银行行长热衷于金本位，当时的世界强国都还在迷恋金本位，在这样的氛围下高桥是清的做法算是非常之举。一年之内，日元对英镑贬值了44%，对美元贬值了60%，日本的出口成倍增加，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次贸易盈余。
第二个举措是宽松的货币政策。高桥是清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满足市场的流动性需求。他把基准利率从5.8%下降到3.6%，以更低的利率支持政府发行债券，鼓励企业信贷扩张。
第三个举措是增加政府债务和财政支出。高桥是清认为，在面临经济萧条和财政缺口的时候，政府应该通过发债而不是增加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来弥补财政缺口。他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看法，是观察通胀压力、汇率压力以及对政府债券的购买意愿得出的。为了应对经济萧条，高桥是清领导下的大藏省发行了大量政府债券，并以此支持日本政府支出增长了50%。
高桥是清的三项政策让日本经济没有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日本经济从大萧条中恢复的时间，比美国快了五年，比德国和当时的其他世界强国也都快。日本成功地运用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组合，如有神助。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货币贬值、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应对需求不足的标准药方，但是在当时并非如此。当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公众，对这些政策并不理解，其实到现在很多人也还是不理解。高桥是清的前一任日本银行行长，还在拼尽全力实现金本位，他其实是站在了前任行长的对立面。高桥是清是如何做到的呢？
高桥是清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他更看重现实，不被陈旧的理论束缚，正如他说的，“现实世界中，对症下药是最好的方法，理论是为学者而不是为我们这些人准备的”。对症下药，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
高桥是清睿智并富有洞察力，而且有着丰富的金融市场工作经验，曾经的重要工作任务是担任银行行长以及为日本政府在海外融资，他对金融市场如何运作比较熟悉。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他一直在学习最新的宏观经济学知识，对凯恩斯在那个时期的著作非常感兴趣，每天阅读英文版的《泰晤士报》，这份报纸里面有很多凯恩斯理论的文章。他引用凯恩斯的论点支持自己放弃金本位的观点。他引用欧文·费雪关于预算平衡的文章支持自己不需要每年保持公共预算平衡的做法。
高桥是清举例说：“如果一个人到艺伎馆玩，招来艺伎并吃奢侈的食物，我们从道德上不会认可。但是，如果从钱的流向上分析，食物消费中的一部分帮助支付了大厨的工资，而购买鱼肉蔬菜以及支付运输成本的另外一部分则付给了供应商，其中的一部分又进了农场主和渔民的口袋。农场主、渔民、供应商可以用收到的钱买衣服、食物和住房。艺伎也会用收到的钱买食物、衣服、化妆品和纳税。”
听上去不怎么靠谱的艺伎经济，在高桥是清这里如庖丁解牛一般，生动阐述了收入循环和乘数效应的秘密。而关于乘数的正式学术论文发表是在高桥是清这个发言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高桥是清所处的时代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高桥是清凭借他洞察到的宏观经济学思维，面对众多的争议和反对之声，从众多政策选项中神奇地选择了应对大萧条最恰当的政策组合。高桥是清做到的这些，当时其他深陷大萧条的国家都没能做到，至少没能及时做到。
最后说个小八卦，高桥是清是日本军方极右势力的敌人，他说“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日本的。他支持日本的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但是强烈反对针对中国和俄国的战争。他不遗余力地用各种金融政策手段支持产业发展，成功地帮助日本经济走出了大萧条，但最终在家里被日本军方的极右势力刺杀身亡。
2.胡佛的传统价值观
和小时候不学无术的高桥是清不同，胡佛从小就是艰苦奋斗的好学生。他出身普通家庭，自幼丧失双亲，自己攒下学费，读完了斯坦福大学，学的是地质专业。不过毕业以后的胡佛并没有太好的出路，先是去金矿做挖矿工人，然后做了打字员，后来做了工程师。
胡佛在中国发了家，他帮助英国公司得到了开平矿务局，被任命为开平矿务局总经理，还获得了不少公司股份。之后他在全世界从事矿业、铁路和冶金业务。短短十几年里，他从一文不名的穷小子成为身家百万的矿业大亨。胡佛和他的夫人都懂中文，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是收藏中国近代史料最多的机构之一。
发家致富以后，胡佛转向了政坛。他受威尔逊总统所托组建了美国救济署，因为资助大量在欧洲的难民而广受赞誉。胡佛1928年当选为美国总统，1929年正式就任。到这里，胡佛是妥妥的浓眉大眼的人生赢家，美国梦的杰出代表，全身上下都是主角光环。
不幸的是，胡佛总统刚上台不久，美国就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胡佛总统相信个人奋斗，相信市场的自发修复，政府做不了什么，也不应该做太多。这也是当时美国的主流价值观。
他反对直接救济，宣称如果联邦政府直接向公民提供援助，美国民众就有“落入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圈套”的风险。他反对扩大联邦工程的立法，宣称联邦政府应该最少地介入经济领域，即使介入也是暂时的和迫不得已的。他像当时的很多美国人一样，认为个人不应该借钱度日，政府也应该保持预算平衡，他更情愿削减政府支出，以便向全国和世界展示政府的美德。
胡佛总统开出的药方是民间互助。他宣称志愿组织和社区精神从未在美国民众身上消失。“每个人都应该设法帮助比他不幸的邻居，每个企业都应该帮助它的雇员，每个社区和每个州都应该负起组织就业和救济活动的责任”。
胡佛总统相信语言的力量，相信世界靠语言生存，政府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做好鼓舞士气的啦啦队队长。他对劳工统计局关于失业率概念的界定和测算的糟糕失业率数据表示不满，认为这样不利于鼓舞士气，勒令其局长退休。他反对用经济危机这个词，认为危机是在夸大其词，用萧条更好。
胡佛总统采取严格措施落实反移民法案，宣称为了缓解就业形势，把近十万本被接纳进入美国的外国人挡在国门之外。他还批准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大幅提高进口品关税，这一贸易保护政策遭到了贸易伙伴的报复，打击了美国的出口。贸易保护政策破坏了当时的国际合作氛围，刺激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情绪”。
后来研究大萧条的经济学家把当时的经济政策口号称作“在洪水中高呼救火”。大萧条不能都归咎于胡佛总统，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他只是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有些政策甚至加剧了矛盾。对大萧条更有解释力的原因是货币政策失误。
纽约联储主席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在1928年去世，随后的美联储陷入了领导力真空和认知真空。研究大萧条的著名学者弗里德曼指出，1929—1931年，尽管美国经济有严重下滑，但是与斯特朗在任时相比，美联储的应对措施很有限，贴现率下降幅度和公开市场购买数量都很有限。美联储做得远远不够。
美联储当时流行的是“真实票据理论”，它把商业银行的贴现贷款数量和市场利率变化作为政策风向标。当商业银行贴现贷款数量下降、市场利率下降的时候，美联储认为这是宽松货币政策环境。反之，当商业银行贴现贷款数量下降、市场利率上升时，则被视为紧缩货币政策环境。美联储认为，它的政策没有办法促使商业银行增加信贷。1929—1931年危机爆发以后，商业银行贴现贷款大幅下降，市场利率下降，美联储认为货币政策环境已然非常宽松，货币当局没什么进一步能做的，应该坐等经济恢复。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1931年欧洲大陆爆发了多场危机，一些欧洲国家放弃了金本位，英国在1931年9月放弃了金本位，市场预期美国也会放弃金本位，于是黄金大量流出美国，这同时也带来了商业银行的黄金储备大量下降。1931年10月，美联储将贴现利率从1.5%大幅提高到3.5%，没有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补充商业银行准备金。在经济已经非常糟糕的情况下选择加息，这么做不仅加剧了经济困境，最终也守不住金本位。
美国经济大萧条从1929年中期到1933年初历时四年，持续衰退。大萧条期间，有四分之一的劳动者失业，失业人数高达1 150万人，1932年超过半数的美国工人无法全职工作，劳动时间和报酬不到全职工作的60%。不仅低收入群体难以度日，大量的中产阶级也食不果腹。有轨电车上每天都有人晕倒，多数都是饿晕的。还有很多学者认为，大萧条给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
后来研究大萧条的学者认为，当时的美国经济即便遇到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存在资本和劳动分配之间的严重不平衡等诸多结构问题，也没有必要为此付出大萧条的代价。
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因为惊人的愚蠢。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说，大萧条是因为我们做错了，我们不会再犯。这里的“我们”指的是中央银行，即美联储。经济历史学家巴里·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说，大萧条时期的中央银行政策是把经济按在地上摩擦，直到经济没有知觉为止。
胡佛总统和美联储为什么做错了？面对典型的宏观经济问题，宏观经济学还没正式出场。胡佛总统希望从他自己和美国大众社会都喜欢的价值观里找到出路，美联储觉得责任不在自己身上。没有宏观经济学的指引，求解宏观经济困境像是在茫茫黑夜里寻找钥匙，找不到并不奇怪。美国做错了，但它不是最惨的，还有一些坚守金本位时间更长的国家经济衰退更严重。
3.直升机撒钱的伯南克
如果说高桥是清选对了宏观经济政策靠的是聪明和运气。伯南克在应对危机的时候，靠的是宏观经济学几十年的发展和积累。有了主心骨，伯南克做得非常坚决。
伯南克出生在美国南部的一个犹太家庭[2]。他年轻时性格腼腆，喜欢智力游戏，不爱社交。伯南克的学习成绩很好，顺利考上了哈佛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他为了大学期间的生活费，到建筑工地打工，干的是搬水泥的体力活，几个月下来，伯南克健壮了很多。
大学放暑假时，伯南克回老家一个叫作“边境之南”的镇上当服务员。这份兼职给伯南克带来的除了收入，还有额外收获。若想通过这份工作赚很多钱，就得和客人多聊天，给人留下好印象才能多得小费。伯南克说这份工作能帮助他改变害羞的性格。
让伯南克在几十年以后仍记忆犹新的是，有次很晚时来了一对黑人夫妇，那个餐饮区的女服务员已经下班回家。由于时间太晚，伯南克也想回家，没有为他们提供服务。这对黑人夫妇在那里等了将近20分钟，最后黑人男子把菜单甩在桌子上，转身就带着妻子走了。伯南克回想起来说，这对黑人夫妇肯定感觉受到了种族歧视，但这其实和种族歧视没关系，时隔几十年以后伯南克想当面向他们道歉。
伯南克获得了哈佛大学优秀经济学学士论文奖，还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奖学金。有了这份奖学金，就有了研究生前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伯南克选择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其间他阅读了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迷上了对大萧条的研究。伯南克读完博士以后，先是去了斯坦福大学任教，后来去了普林斯顿大学，31岁就拿到了正教授聘书。
伯南克在大学教书期间，依然对大萧条的研究感兴趣，他利用当时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比如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各种新的实证研究工具，把大萧条的原因搞得更透彻。伯南克在一篇论文里提到，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想要找到替代性的融资渠道并不容易。一家银行崩溃以后，它积累的经验、信息和网络关系会不复存在，从而使这家银行服务的社区和企业付出沉重代价。可以想象一下，如果9 700多家银行纷纷倒闭，会产生多大的破坏作用。
伯南克与一位历史学家的合作研究还发现，大萧条期间，有两个因素决定了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一个是金本位坚持的时间长短，另一个是银行业危机的严重程度。这两个因素都与货币和信贷紧密相关。如果能早些放弃金本位，就能及时增加货币供应；如果银行业危机没那么严重，信贷不会下降那么多。伯南克与另一位合作者的研究发现，经济衰退会吞噬信贷流量，信贷流量下降又会加剧经济衰退。他们把这个现象称为“金融加速器”。
2002年，伯南克被小布什提名为美联储理事，2006年担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不仅智商高，情商也高，很懂得怎么和人打交道。他说就任美联储主席初期，优先工作是建立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与其他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友好关系。如果不是爆发次贷危机，伯南克可能就平平淡淡地完成美联储主席任期，不会被推到风口浪尖。
伯南克在刚上任美联储副主席之后的一次活动上说，总会有办法治理通缩和需求不足，直升机撒钱就可以。很多人都不理解，一位学术造诣高深的严肃学者，加上美联储副主席的身份，居然在公开场合这么说。他们认为伯南克在不负责任地乱说。
事实上，了解了大萧条和宏观经济学过去几十年的进展，了解了各种学说之间的不同解释和实证研究的结论，伯南克是想清楚了才敢这么说的。作为严肃学者的伯南克，是在很负责任地说，而不是在开玩笑。
谁也没想到，2008年爆发了次贷危机，这是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伯南克对大萧条和银行业危机的研究终于派上了用场。因为有过去研究积淀的支撑，无论是在防止金融危机扩散方面，还是在帮助经济走出低迷局面方面，伯南克都很有主见，在层层阻力下，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得非常坚决，他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宽松货币政策操作方式。更难得的是，伯南克得到了总统和其他同僚的高度支持和配合。
伯南克的有些做法遭到了社会公众的严厉批评。对伯南克及其同僚们的批判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的贪婪和不负责任造成了金融危机，现在却要拿社会公众的钱救它们。二是只会用放水的方式救经济，利率降到零还不够，还要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用放水拯救经济会带来严重的通胀，会严重侵蚀美国消费者的利益，是极度不负责任的，危害也极大。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批评意见，比如伯南克在次贷危机之前没能及时预见到危机的发生，伯南克的政策会让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更加恶化等。
时任得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说，伯南克的行为“几乎等于叛国”。
距离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多年。回头看伯南克当初的政策选择，虽然不能说没有缺憾，但也堪称非常出色。无论是在防止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扩散，还是在帮助美国经济走出经济衰退方面，伯南克非常有勇气的政策选择起到了很大作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尽管美国是危机的发源地，但是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经济恢复得最好，美国没有出现严重的失业和大面积的企业破产。批评者们担心的通胀没有出现，担心的财政巨大亏空没有出现，担心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进一步恶化也没有出现。
如果站在1928年比较日本和美国，预测未来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好，那么我们能看到的是：日本经济相对落后，国内政局动荡，好战的日本军方势力一直在威胁政府，拼命扩大军费开支还发动对外战争；美国经济相对先进，各种新发明不断涌现，国内政局稳定，没有扩大军费和对外战争。于是得出结论，美国会更好。
然而答案恰恰相反。接下来的1929—1934年的五年时间里，两个国家都面临全球范围的大萧条，日本在此期间的GDP有3%的增长。美国面对的是GDP下降33%，还有无数金融机构和企业破产、几千万人失业。
造成这些区别的关键是选择了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高桥是清选对了，扮演了成功的危机拯救者。胡佛和美联储选错了，加剧了危机。高桥是清和胡佛的政策选择背后，是如何理解和解决宏观经济问题。
时间到了2008年，再次面临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决策者虽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但是心里没那么慌了。有了宏观经济学的指引，决策者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使劲才能减少金融危机的破坏，才能尽快走出经济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