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增长奇迹之后的经济政策

二战以后，人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增长奇迹。经济增长奇迹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东亚两个区域，区域内的部分经济体经历了连续20~30年超过5%的高速经济增长，并在此后一直保持在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经济增长奇迹主要来自成功的工业化。大量的农村人口在市场力量的驱使下进入城市，从农业部门进入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工业部门经历了从手工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再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持续升级，农业部门得益于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这些变化反映在个人层面上是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普通家庭的劳动收入从此前的仅能维持温饱，到轻松支付食品和各种制造业产品开支。普通群众的物质生活品质取得前所未有的提高。

高速经济增长奇迹不会一直延续，人均收入1万美元（购买力平价，1990年不变价格）左右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水岭。过了这个分水岭以后，破旧立新的压力大增，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的传统政策妙方难以应对新挑战，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各种矛盾凸显。

欧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奇迹以后，于七八十年代陷入萧条和滞胀。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把1971—1989年称为战后欧洲的大衰退时代。[1]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认为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石油危机分别是危机的前奏和第一幕场景，他以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政治极端化为蓝本推演当时经济演进下去的第二和第三场景。施密特为此获得了“世界经济学家”的美誉。

日本同样是在70年代初结束了高速经济增长奇迹，与欧洲形成对照，日本在增长奇迹以后仍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经济繁荣。傅高义教授在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中指出，“日本的GDP并非世界第一，政治和文化方面也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是在处理后工业化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上，日本名列第一”。[2]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奇迹以后经历了相对平缓的经济增速下行，尽管中国台湾出现了严重的股灾，韩国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这两个经济体还是牢牢地站在了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欧洲和东亚的高收入经济体具有韧性，尽管不能避免经济衰退和危机，但是它们最终能做到政策纠偏，从衰退和危机中走出来，实现经济的修复，并在此后保持经济的缓慢增长。这是它们保持在高收入经济体的秘诀。俄罗斯、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的经济缺乏韧性，它们在勉强挤进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以后很快就出现了经济危机，之后的经济一路下行，未能保持在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在2012年前后人均收入超过购买力平价标准下的1万美元。[3]以名义美元衡量，2023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1.2万美元，达到了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中国经济增速在2012年以后持续放缓，消费取代投资和出口成为需求增长的主要力量，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就业和增加值的主要贡献来源，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发生了转换，经济发展遇到了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回顾和总结高收入经济体在经济增长奇迹之后的经济政策，为当前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警示。我们以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经济体，以及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等东亚经济体为样本，考察它们在经济增长奇迹结束以后遇到的挑战和采取的对策。这里把经济政策分为总需求管理政策、结构性改革政策、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政策三类，然后分别展开讨论，这种分类来自阿格尼丝·贝纳西-奎里等。[4]总需求管理的主要政策工具是货币和总量财政政策，政策目标是实现资源充分利用，让经济增速逼近潜在经济增速；结构改革的政策工具包括但不限于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等，政策目标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潜在经济增速；社会福利和再分配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累进税、转移支付等，政策目标是社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