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井冈山的历史与现状

第一节　“井冈山”的亮相

一、1927年底党的文献首次提及“井冈山”

井冈山号称“天下第一山”“中国革命的摇篮”，是享誉天下的革命名山。近年来有人认为，1928年之前，没有“井冈山”这个名称，是红军到这里之后才有了“井冈山”。也有人认为，在1928年11月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井冈山”三个字才首次在党的文献中出现。还有人说，毛泽东是个语言高手，对地名特别注意，所以是毛泽东选择了“井冈山”这个地名。

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先要从井冈山名称的来源说起。

井冈山坐落于江西省的西南部，是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万洋山的一个支脉。井冈山来源于“井冈”，而“井冈”又来源于“井”。所谓“井”，是古人见高山耸峙下散布着的山间小盆地，像一口口水井，因而以“井”给盆地中的村庄命名，“大小五井”因此得名。井冈山的主峰五指峰下原有个山村，坐落在从大小五井流下来的“井江”边，被称为“井江山”，依客家语音，“井江山”后来演变成“井冈山”，成为当地百姓对以五指峰为主峰的周边群山的习惯叫法。

既然井冈山来源于当地老百姓的习惯叫法，又和明末清初迁入的客家流民密切相关，那么，在理论上，井冈山这一名称，就有可能被载入明末清初以来的地方文献中。前文1928年底之说，时间似乎太晚，不合情理。然而，明末清初以来的地方志、族谱、地契、个人文集、其他文书等地方文献汗牛充栋，不可胜数，无法尽览。因此，井冈山何时被文献首次提及这个问题似乎较难解决。但通过查阅党的历史文献，井冈山何时开始被党的文献提及这个问题，却不难回答。

1927年10月21日，中共江西省委向长江局汇报赣西方面的情况时提到，“井冈、蜈蚣两山的武装接洽未妥……，莲花、永新农民曾数次自动暴动起来，井冈、蜈蚣两山的武装约千枝”。11月30日，中共江西省委在致中央的信中又提到，“西南在八、九月间农军曾数次占据宁冈县城，终因政府军队压迫乃遣居井冈、蜈蚣二山”。从这2篇文献3次提到“井冈、蜈蚣”两山，以及上下文的语气可以推断，民间早有“井冈山”的说法，只是这个时候，党的文献中尚未完整提及。

有意思的是，在11月30日的另一份党的文献，即《中共江西省委通告（第十号）——目前的形势与江西工农运动的发展情形》中，首次提及了“井冈山”。通告中说：“江西工农民众在这种军阀混战，国民党纷争，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不能稳定的局面之下，已充分地表现他们革命的力量。只要看最近赣西井冈山、蜈蚣山的农军及该县的农民已占领宁冈、莲花县城，吉安的农军亦已发动，会合万安农军，进攻永新、安福，形成一大的割据局面。”尽管后一语句稍有不通，但“井冈山”3个字完整出现了，且语意明确。这应该是党的文献中，首次出现“井冈山”。

此后，井冈山在党的文献中多次出现。1928年4月，中共江西省委在向中央报告全省农民自发斗争的继续进展情况时说，赣西一带的工农军分为毛泽东部、袁文才部、王佐部三部分，“毛部在万安失利后，即有计划地退出遂川，会合袁王两部进攻泰和”，不想“计未得逞，乃作上井冈山之计”；“三部农军集中井冈山时”，反动军队“拼命地包围井冈山进剿”；“毛泽东等向反动军队宣言，我们工农军预备在井冈山坐守两个月，看你怎样”。7月，万安暴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张世熙，应邀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做“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的报告。报告中说到，万安暴动成功后，得到了邻近友军的支持，其中“王佐（井冈山匪首，已受毛泽东改编）、袁文才（宁冈工农革命军，亦受毛泽东指挥）向永新发动游击战争，以夺取永新县城为目的，以威胁吉安”。7月以后，杜修经在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说，红四军“在边界秋收时被敌军压迫退守井冈山”，遂川“县委设井冈山”，酃县“县委退井冈山”。11月，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撰写了给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12月，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

不难发现，随着井冈山不断被党的文献所提及，它所包含的地理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从最初的以五指峰为主峰的周边群山，到罗霄山脉中段，再到后来几乎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简称，其范围不仅包括山上，还包括山下，即包括江西的宁冈、永新、遂川、莲花，湖南的酃县、茶陵等广大区域。当然，其具体所指，还要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确定。

二、1927年底党的文献首次提及“井冈山”的原因

井冈山的习惯叫法民间早已有之，为何直到1927年底才为党的文献所提及，并在这一时期的党的历史文献中频繁出现呢？细细考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的几年中，组织扩张不快，发展速度有限，湘赣边界各县连党组织都没有建立，井冈山并没有引起党的注意。

1921年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到1925年初，党员总数尚不到千人，1926年7月北伐战争发动时不过1.3万余人，其中，超过1/3的党员来自广东区委。具体到湘赣两省，地方党组织发展极不平衡。湖南省党组织虽然建立较早，1921年10月就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次年5月就组建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但早期主要集中在长沙、株洲、衡阳、岳阳、常德等地区进行拓展。江西地方党组织也建立较早，1922年2月，江西就建立了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次年升格为安源地委，但其影响在江西境内仅及萍乡城乡。之后的发展一直较为迟缓，到1924年5月，江西才建立第二个党组织——中共南昌支部，1926年4月升格为中共江西地委，1927年1月进一步升为中共江西区委。

可见，虽然湘赣两省党组织建立较早，但无论是发展较快的湖南，还是发展相对迟缓的江西，到北伐战争前，党组织都没有拓展到井冈山周边各县。在北伐战争发动前，没有中共地方党组织的井冈山地区，自然不引人注意。

其二，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其工作重心还是在城市和县城等“城、市”中心地带。国共合作以后，虽然提出了“扶助农工”的政策，但一直到北伐战争发动前，党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城市的工人、学生、妇女等革命群众运动上。这些地方人口集中、资源种类多、社会影响大，便于组织扩张和夺取政权。例如，1922年春到1923年夏的湖南，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长沙、衡阳、安源、水口山、平江、岳阳等地的学校、铁路、工矿和手工业中建立党支部。这种情形决定了地处湘赣边界的井冈山难进入党的视界。

1927年4月的一份统计显示，全国57967名党员中，农民只占18.7%，其他党员，如工人、知识分子、军人、中小商人等几乎都生活在城镇以上的区域中心。中共自创立至1927年，领导了超过30万人参与、大小罢工100余次的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1922年1月—1923年2月）；指导学生在全国各地掀起了第二次非基督教运动（1924年），参加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发起了遍及全国25个省区、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的五卅运动（1925年），以及坚持斗争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1925年6月—1926年10月）；等等。这些都佐证了党早期的工作专注于城市的事实。

相对城市的革命群众运动来说，当时的农民运动显得较为落寞。北伐战争前，农民运动主要还徘徊在决议和培训农运干部阶段，且集中在浙江萧山、广东海陆丰、湖南衡山等少数“点”上。北伐战争发动以后，党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重要地位的认识逐步深化，已认识到“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但将理论转化为行动，付诸实践，尚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历史契机。另外，这一时期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党的主要任务和精力集中在协助国民党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等国民革命的宏伟目标上。在这种情况下，湘赣边界的井冈山既不占有地利，又无其他资源优势，难以为党所瞩目。

其三，北伐战争发动以后，为动员人民支持北伐战争，中共党、团员按照上级部署，纷纷回乡发展组织，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开始与中国共产党有了交集。

1926年下半年，井冈山脚下的永新、万安、莲花、宁冈、遂川、茶陵、酃县等湘赣边界各县先后创建党组织。随着国民革命军挺进湘赣两省，边界各县党组织快速发展。其中，7月建立的中共永新支部有6人，1927年春发展到20余人；同月建立的中共万安支部有5人，年底发展到30余人；9月建立的中共莲花小组有8人，1927年春发展到15人；11月成立的中共宁冈支部有3人，次年春发展到30余人；12月建立的中共遂川特别支部，1927年春发展到近100人。

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县接着成立了县共青团、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或妇女解放协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一些团体还建立了区、乡基层组织。其中，茶陵、酃县、莲花、永新、宁冈、万安等县农民协会会员均在2万人以上，多的有5万余人；茶陵、酃县、永新、宁冈建立了农民自卫军。1926年10月，中共党员龙超清和袁文才领导宁冈全县人民发动武装暴动，推翻了北洋军阀县政权，建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就这样，在党组织和各种革命群众社团组织运动下，以支援北伐战争、打击土豪劣绅、打倒军阀、夺取政权为主要目的革命运动在湘赣边界各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其四，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所处的历史逆境和紧急政策走向使得井冈山的地位渐渐突显出来，井冈山地区已有的斗争基础和自然地理等条件，使其成为中共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以后，处于弱势的中国共产党，被迫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道路。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无论是土地革命还是武装起义，都离不开农民的支持。农民，尤其是贫雇农都是开展革命斗争的主力军。这意味着中共斗争的重心将转向农村，预示着中共秋收起义失利后将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寻求生存。湘、鄂、粤、赣四省的相交地带正是罗霄山脉，处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为中共的崛起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落脚点。

大革命失败后，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井冈山周边的永新、遂川、茶陵、安福、宁冈、莲花等县先后举行了武装起义，攻克了遂川、永新等县城。此后，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安福、莲花农军在王新亚的率领下往萍乡、醴陵一带游击；袁文才、王佐等率宁冈、遂川、永新农军退守宁冈的茅坪、大陇和遂川的“大小五井”一带坚持斗争；陈韶等带领茶陵的部分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转入山区，开展游击斗争。正是因为井冈山有党的良好斗争基础、远离敌人统治中心（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易守难攻、回旋余地大、较好的给养能力等优势条件，才吸引和接纳了失败的秋收起义部队，成为秋收起义余部的“港湾”和不久之后东山再起的“摇篮”。不可忽视的是，袁文才、王佐两支井冈山“土著”部队，在秋收起义余部到来之时，不仅出色地履行了“地主”之谊，而且接受了毛泽东的领导。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以建立的关键一环，也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得以开辟不可缺少的一环。

三、北伐、党组织发展与井冈山革命的兴起

回顾井冈山革命斗争史，我们不难发现，北伐战争发动以后，中共湘赣边界各县地方组织才得以建立，并迅速发展起来。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当地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革命群众运动才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大革命失败以后，先是王新亚、袁文才、王佐等率领的当地农民自卫军，后是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余部，以及经过多次改编形成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先后攻打或攻占了莲花、茶陵、遂川、万安、宁冈、酃县、汝城、永新等湘赣边界各县县城，有的县城被多次占领。1928年，井冈山军民先后粉碎了江西军阀的4次军事“进剿”和湘赣军阀的2次“会剿”，不仅震动湘赣两省，而且声动全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湘赣两省的各级地方组织在向上级机关报告时，自然时时提及井冈山，而湘赣边界的“匪患”则成为国内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井冈山在这一时期被载入党的历史文献，不可避免，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