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的帝国

明朝政府之所以对海洋采取极为严格的防范，还有一个原因：灭亡元朝的反叛势力中，最早起事的是方国珍的海洋力量。(36)而方国珍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他代表着一个阶层的崛起。

在此，我们还需要纠正一个常见的误会，那就是中国人是一个不喜欢迁徙的群体。按照这种说法，到道光二十年（1840），中国人都还没有出过远门。但事实上，从南宋时期起，在东南亚海域游历的中国商人数量就已经非常多了。在宋朝，泉州和广州已经发展成世界性海港，除了出海的中国人之外，还有大量波斯人、阿拉伯人和马来人来来往往。

至元二十九年至至元三十年（1292—1293），蒙古人对爪哇进行了一次远征，这次远征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有数百名华人滞留爪哇和婆罗洲西部等地。(37)自那时起，华人在东南亚开始了文化和血缘上的融合。到元末时，泉州等地又发生了一次反叛(38)，又有许多中国人转向东南亚。在东南亚的这些中国人脱离了汉地政权，大都从事商业活动，具有西亚和地中海的商人属性。

中国的商业力量除了海外中国人之外，也包括具有海外关系的沿海地带（广东、福建等地）人群，由于距离中央帝国相对遥远，这样的社会必须要求更大的自治权，并通过社会内部的合作达成公私互信。但皇帝却采纳了稳定治国的方法，这种传统方法是建立在完全不信任民间的基础之上的。皇帝不允许人民进行自我监督和自我管理，更希望通过中央直属的官僚体系对民间进行最严苛的监督。这种双方要求的不匹配，必然导致皇帝以政权的力量，动用武力将后者碾碎，或者彻底禁止内陆人群与海外的联系。

明朝对于海外贸易势力的收编，开始于郑和下西洋。郑和的故事是我们熟知的：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1405—1433）明朝的三保太监郑和在明成祖的派遣下，一共七次下西洋，到达过亚非地区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马林迪和蒙巴萨一带，也就是现在的肯尼亚境内。

郑和的船队极其庞大，最多时一共载有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这样的人员数量已经超过许多小国家的军队总数。舰队中有的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船舶数量也很多，有六十二艘之多。作为对比，哥伦布在首次航行中只带有八十七人和三艘船，与郑和船队不可相提并论，而前往印度的达·伽马也仅有一百七十名水手和四艘小船。

在这些熟悉的事实之上，却又有许多我们不熟悉的情况：郑和的船队规模虽然如此庞大，却并非以促进贸易为目的，而是代表了明朝对民间航运事业的收编。

郑和船队的造船技术并不是在明朝时期积累的，而是来自宋元时期的民间技术。皇帝建立如此庞大的船队，只是利用了现成的技术。但同时皇帝又做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借助建立国家船队的机会，限制民间造船，并推出了海禁政策。

海禁政策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中国造船业的衰落。海禁之后，由于民间被限制，他们最多只能建造前往东南亚的小船，这就造成了中国造船业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突然衰落，再也无法与西方相提并论。

同时，郑和船队还显示出另一个弊端——这样庞大先进的船队却无法产生利润。郑和出海，更多是为了完成朝廷的任务（耀兵），以及满足他们对于部分奢侈品的需求。由于缺乏民间的配合，这样的任务是无法产生足够的经济效益的。从长期来看，这样庞大的船队如果无法实现商业上的自给自足，政府是供养不起的。

永乐二十二年（1424），支持扩张的永乐皇帝离世，新皇帝明仁宗立刻在大臣的建议下召回郑和。对于郑和的航海，朝野的意见很大，比如有大臣表示：“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39)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旦航海权被政府垄断，那么再大的好处也会消失殆尽，变成得不偿失。不幸的是，民间出海已经被禁止，于是随着官方出海的结束，中国的造船业出现了急剧的下滑。

郑和船队对于民间的打击，还在于对海外华人势力的镇压。早在元末明初，海外华人已经在东南亚形成了类似城邦的组织。其中最大的组织由一个叫作陈祖义的华人领袖领导。

在如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南部，有一个叫作旧港的城市。在唐朝，它是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古国室利佛逝（宋代称“三佛齐”）的首都。(40)

元朝末年，中国人开始了一次大移民，他们大都来自广州、漳州和泉州一带。(41)洪武二年（1369），陈祖义率领一支广东人移民队伍来到旧港。(42)当时这里恰好处于一个政治真空期，陈祖义等人得以将之变为华人在海外的根据地。(43)

这本来是一件对华人和传播中国文化都有利的事情，但明朝对于海外华人势力并不欣赏，反而是防范的。明成祖时期派出大量的使节前往海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防止海外华人与国内人员联系，以免给帝国制造麻烦。明成祖曾经派出一个由孙铉率领的使团去往南洋，(44)这个使团在回程时到达过旧港。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又专门派另一个使团前往旧港招募这些中国人。(45)陈祖义和另一位华人头目梁道明还曾经派人前往朝贡。

但这依然无法消除皇帝的担忧。到了永乐五年（1407），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程(46)时经过旧港。根据史书的记载(47)，郑和经过旧港时，听说陈祖义依仗强权劫掠商旅，要求他投降。陈祖义选择了抵抗，最后被抓获。(48)在战斗中，陈祖义有五千余同伙被杀，十艘战船被烧毁，另外七艘被缴获。郑和抓获了陈祖义等三人，还缴获了两枚铜印，据说这是陈祖义称王称霸的证据。

陈祖义被郑和带回，皇帝下诏将其杀死，同时宣布设立一个名义上的机构，叫作旧港宣慰司，任命与皇帝合作的华人担任名义上的官员。

这种对海外华人领袖的屠杀，表明了郑和下西洋的一个真实意图，那就是明朝皇帝为了垄断权力而派遣郑和去剪灭海外的华人势力，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东南沿海地区民间经济的衰落和中国航海业的一蹶不振。中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曾经一度落后于东南亚、印度、波斯等地区，从唐朝开始追赶，经过宋元几百年的积累，最终达到了世界领先的地位，却在明朝皇帝治下，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如同陨星般滑落，退化到微不足道的地步。

葡萄牙人到来时，皇帝依然在实行海禁政策。根据葡萄牙人的记载(49)，明朝政府禁止本国人出海，违者处死。如果当地人确实要去往附近的海岛，那么必须保证在同一年返回。在出发前，还必须向当地官员申请，保证在规定时间返回，这样才能获得批准。百姓驾驶的船只不得超过一百五十吨重，以防百姓去往更远的地方。百姓被限制后，只能前往内陆附近的岛屿，这才给欧洲人留下了足够的贸易机会。也就是说，当明朝限制百姓发展航海经济之后，其经济的衰落是造成中西换位的关键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