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百年试探（1516—1644）

第一章
从耀兵到锁国（1516—1567）

第一个来自西方的使节

1516年，一支由四艘船组成的船队从印度出发前往中国。这支船队由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遣，指挥官是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舰队经过苏门答腊岛，到达了位于现代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城（当时已经被葡萄牙人占领）。

经过波折(1) 之后，葡萄牙船队暂停前往中国，而是在现在的越南南部、中部及泰国湾沿岸地区活动，在一座叫作普罗·康多尔（中文称“昆仑岛”）的岛上停留，之后到达过北大年（泰国南部）的港口，又回到马六甲。葡萄牙人在这一带最大的发现是这里的贸易非常活跃，几乎所有港口都云集着中国人的船只。(2) 这也破除了一个后来才产生的误会——明代的海禁政策阻止了中国人出洋。事实上，虽然明朝有禁止民间前往海外贸易的禁令，但依然无法浇灭民间探索海外的热情，即便在明朝最封闭的时候，福建、广东沿海的中国人依然是现在的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区贸易的主角。只是由于皇帝禁止大型海船出海，中国人在更远的印度和斯里兰卡沿岸就力有不逮了。

1517年6月，佩雷斯从马六甲再次出发，率领一支有八艘船的船队向北航行，于8月15日抵达位于珠江口的屯门岛(3)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一支中国的巡海船队，并被告知要想继续进入珠江前往广州，必须首先拜访位于南头镇的一位官员。在明朝，为了防止倭寇，在沿海设了一个叫作“备倭”的官职，负责指挥沿海地区的海岸防卫船队。广州地区的备倭设在南头镇，外国人到了这里，必须首先向备倭提出申请，备倭则负责将船队来自何地、带了什么货物、有什么要求等信息汇报给上级，并对船队提供补给，等上级的命令传回来后才予以放行。

佩雷斯也遵守规矩去拜见备倭，并告知对方，这艘船里不仅有货物，还有一位葡萄牙国王派来的正式使节，也是继蒙古帝国之后，历史上西欧世界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位正式使者。

备倭按照正常程序申报，但一直没有放行的命令传回来。鉴于使节的重要性，备倭自作主张将葡萄牙船队放行，并给船队配备了领航员。

9月末，葡萄牙船队到达广州。为了表现欧洲人的威严，船队特意鸣炮并升起旗帜。明朝在广东最大的地方官是两广总督，称为“都堂”，其次是管理民事财政的承宣布政使（葡萄牙人称为“总管”），以及掌管军事的总兵。由于总督、总管和总兵都不在，负责接待葡萄牙人的是布政司的一位官员。(4)这位官员对葡萄牙人的行为感到特别愤怒，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广州还没有批准葡萄牙人进入珠江，备倭就放行了；第二，他们在广州停船后竟然敢于在珠江鸣炮；第三，他们竟然在中国的内河升旗。

不过，这样的误会在明朝依然是可以通融的，葡萄牙人的举动并没有被深究。之后，三位主官分别回到广州，(5)并接见佩雷斯。当他们听说船上有正式的使节时，不仅同意舰队在当地做生意，还决定向皇帝汇报，等皇帝同意之后，将使节送往北京。

这位正式的使节叫托梅·皮列士，虽然他奉葡萄牙国王的命令出行，但其实他是住在印度的葡萄牙人，他本人是一位药剂师。在热闹的欢迎仪式中，这位大使在葡萄牙人的护送下登上了石码头，和七名随从一起被送往华丽的住处。除了供应日用品之外，广州的官员们也纷纷拜访这位长相与众不同的使节。

送使节登陆后，葡萄牙的舰队继续在广州做生意，他们还四处（福建、琉球）派出船只，探寻当地的地理环境。生意结束后，船队离开广州，将使节留下，等待皇帝的诏令。这时，距离葡萄牙首次到达亚洲仅仅过了近二十年。

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亚洲是在1498年。六年前，哥伦布帮助葡萄牙人的竞争对手西班牙人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六年后，瓦斯科·达·伽马率领四艘船绕过好望角，经过非洲的莫桑比克、蒙巴萨和马林迪，于5月18日到达印度的卡利卡特海岸（也就是中国史籍中的“古里”(6)）。1499年7月10日，船队回到欧洲，带回了肉桂、丁香、姜、肉豆蔻、胡椒和宝石等珍贵的货物。影响亚洲的地理大发现东线正式启幕。

弘治十三年至弘治十四年（1500—1501），葡萄牙国王派出卡布拉尔舰队前往印度，这支舰队发现了巴西和马达加斯加，考察了红海和非洲东南岸。在印度，卡布拉尔将贸易点转到了南面的科钦，也就是郑和舰队记载的“柯枝”。(7)

1502—1510年，葡萄牙又先后多次派出舰队到达亚洲。(8)1510年，葡萄牙占领印度的果阿，将这里变成了殖民地，也成为葡萄牙在亚洲最重要的据点。直到20世纪印度独立之后，在印度政府的强烈要求下，葡萄牙人才将果阿归还。(9)

在控制印度海岸的同时，葡萄牙人继续向东扩张。1508年，他们在东南亚的交通咽喉马六甲建立贸易站。在马六甲，葡萄牙人发现了三四艘来自中国的船，这是他们第一次遇到中国船只。1511年，葡萄牙看上了马六甲的咽喉位置，出兵攻克并建立了堡垒，从此马六甲就成了葡萄牙控制东南亚的中心。从这里，他们派遣使团前往缅甸、暹罗和苏门答腊岛。不过，这几个地方的土著王朝都处于强盛期，葡萄牙人暂时无法以武力获得，也无心占领。

1512年，葡萄牙人去往香料群岛（印度尼西亚东部岛屿），那里隐藏着欧洲人垂涎已久的香料的最终秘密。(10)1513年，葡萄牙人第一次到达中国海岸，四年后，葡萄牙国王决定向中国派遣使节，请求建立稳定的贸易联系。

葡萄牙使节皮列士对于中国也“并不陌生”，当然这里指的是他想象中的中国。他对于中国一直很感兴趣，在印度就搜集了不少关于中国的信息，在马六甲停留期间，又写了《东方志》一书，花不少篇幅对中国做了全面介绍。比如，他声称“广州城是全中国无论陆路还是海路大批商品装载之地”，并准确地描述了广州在一条大河的河口附近。他还指出，只有那些持有许可证的国王的使臣才可以进入广州城，其余外国人只能在海口处做生意。

他在书中还提到了广州出海口处的屯门岛附近的贸易情况。各国的船只停留地点也是有区别的，比如，马六甲的船一般在屯门停靠，而暹罗的船停靠的地方叫壕镜(11)。由于进入广州不便，外国人会把商品带到上述这些地点进行贸易，而中国人则从内陆把中国货带到那里，这样的交易可以让中国人获得30%—50%的利润。中国政府征收的税款大部分并不重，只有10%，但胡椒为20%，苏木为50%。他也能准确地写出如何利用季风前往中国。

明朝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闭关锁国之后，也已懈怠了管制，于是中国人又开始探索东南亚了。这也是为什么葡萄牙人能够在东南亚大陆的港口见到中国船。但中国人对岛屿的探索还不完全，十五年前，他们才到达渤泥（现在的文莱一带）。

在中国，贸易的商品主要包括：胡椒、丁香、肉豆蔻、木香、阿仙药、象牙、锡、沉香木、渤泥樟脑、红珠、白檀、苏木、新加坡的黑木、坎贝的玛瑙、鲜红羽纱、彩色羊毛布等等。虽然品类很多，但胡椒依然是最大宗的商品，每年会有十艘船从东南亚前往中国进行贸易。

作为欧洲人，皮列士也有看不起中国的地方，他写道：“根据这里的东方国家所说，中国的土地和人民，被描述得伟大、富庶、美丽和壮观，但若这些话是用来谈我们的葡萄牙，那比谈中国更容易令人信以为真。”他还说：中国人之所以不让人随便靠近广州，是因为他们害怕爪哇人和马来人。这些民族的一艘船能打败二十艘中国船。由此可以推断，一艘葡萄牙船（400吨）就可以消灭广州。(12)

但真正作为官方大使来到中国的他又经历了什么呢？

事实上，他大大低估了中国的幅员和实力。我们从一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来。

1518年，佩雷斯的弟弟西蒙·德·安德拉德率领四艘船前往中国，准备迎回皮列士。但是，此时的大使还没有从广州动身前往北方——皇帝让大使动身的诏书还没到。

事实上，广州已经三次上奏给皇帝，皇帝对于这位来自未知之地的使节也非常重视，每一次都会派人询问，时间在消息的三来三往之间就耽搁了一年。皇帝之所以反应慢，还和当时国内状况有关。葡萄牙人来的这段时间，恰好国内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导致帝国的精力无法聚焦在葡萄牙使节身上。

此时明朝的皇帝是喜欢晏游的明武宗正德皇帝。就在葡萄牙人到来后的1517年，被称为“小王子”的鞑靼人首领从北方来犯，明武宗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御驾亲征，击退了对手。这件事让武宗兴奋不已，从此爱上了四处巡幸。这一年和下一年，武宗皇帝两次到达大同，后一次又继续渡过黄河前往陕北，再从陕北渡过黄河经过太原，最后回到北京。1519年，武宗又想南巡，被大臣劝阻。(13)由此，葡萄牙人到来的消息就在不固定的行在和广东之间传来传去。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宁王朱宸濠反叛。这一年六月十四日，朱宸濠在南昌反叛，挥军进入赣江，再顺长江东下。这场原本可以演变成一场大灾难的反叛由于王阳明的横空出世而迅速熄灭。反叛发生不久，王阳明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镇压。(14)

明武宗显然对反叛引起的南巡机会更感兴趣，依然决定御驾亲征——即便反叛已被镇压。他率领群臣到了南京，一直停留到第二年的十月。

明武宗在江南的停留终于给了葡萄牙人觐见的机会——他传诏让葡萄牙使节前往觐见。1520年，皮列士终于离开广州，乘船沿珠江到达梅岭，翻越梅岭后进入赣江，最后驶入长江，前往南京。(15)他到达南京已经是四个月后的事。

这一路上，皮列士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孤陋寡闻。广州城在海外声名远播，但与帝国内部的其他巨型城市相比也算不了什么。

中国史书也记载了这次会面：使臣一行大约有三十多人，为首的叫作加必丹末（即皮列士）。(16)《明史》还记载，在葡萄牙人使团中有一个叫作火者亚三的人是最活跃的。显然，为了给皇帝留下好印象，皮列士曾经鼓励属下多和中国人接触。火者亚三的手下就结交了当时的权贵江彬，江彬把他介绍给了皇帝。皇帝很喜欢火者亚三，还不时地和他学习外国话，当作一种娱乐。

但与皇帝在南京的见面只能算是蒙受宠幸，并不是正式的接见。受不了皇帝在南方胡闹的群臣苦苦哀求他赶快回北京，皇帝终于决定回京，也让皮列士等人一同随行。1521年1月，使团才终于抵达帝国的首都，皮列士也才理解了，当时西方人所谓的中国还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它更像一个大洲，与整个欧洲同等规模。

到此时，他的使命看上去一切顺利，可以提出贸易请求了。可突然间，一切乱了套。

首先是皇帝的态度。在南京时，皇帝对皮列士和火者亚三是宠幸的，可是到了北京却突然严厉起来。问题出在最伤皇帝自尊心的朝贡信的格式上，这让皇帝怀疑皮列士到底是不是真的使节。

皮列士带了三封信前来，第一封信是葡萄牙国王写给明朝皇帝的，第二封信是第一支舰队指挥官佩雷斯写的，第三封信是广东总督写的。广东总督在信中提到葡萄牙人已经占据了马六甲，在广州时的态度也很好，希望得到一座商馆——要求不算出格。

问题出在前两封信上。其中第二封信还像是外国小王进贡大皇帝的语气，显得极其谦卑，有称臣纳贡之风。但第一封信的语气却极为傲慢，看不出对中国皇帝的尊崇。

其实问题就出在翻译上。第二封信在广州就翻译成了汉语，相当于中国翻译按照中国的朝贡信格式重新写了一遍，将葡萄牙人的傲慢都“过滤”掉了。但葡萄牙国王的信是密封的，直到北京才拆开解读，并无“过滤”。皇帝感到丢了面子，于是对葡萄牙人冷淡了。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就在皇帝不知如何处理葡萄牙使节时，南方又送来了两封信。(17)其中一封还是江南道御史写的，这封信补充说，自从使节离开后，葡萄牙人在广州及其海口霸道蛮横，无恶不作。信中提到了他们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在屯门岛建立房屋，竖起绞架，并禁止来自暹罗、柬埔寨、北大年及其他国家的船只进行交易。这些事情显然是第二支舰队指挥官西蒙·德·安德拉德干的。另外，当地还流传着葡萄牙人吃小孩的传说，这主要是因为葡萄牙人有购买儿童做随从的习惯。

第二封信更加麻烦，这是逃到文担（也作“宾坦”）(18)的马六甲土著国王派使节端·马合木送到中国的求援信。马六甲已经被葡萄牙人占领，但它是明王朝的进贡国，按照规矩，明朝廷有义务保护马六甲的领土完整和国王世系。这封信动情地控告了葡萄牙人在马六甲的所作所为——他们用大炮强行占领港口，并驱逐了国王。在信中，马六甲国王请求明朝皇帝主持公道，惩罚葡萄牙人。(19)

除了来自马六甲的告状信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了葡萄牙人的命运，那就是朝臣的敌视。当皮列士和火者亚三讨好皇帝的佞臣江彬时，就注定要得罪大部分朝臣，因此，他们一定要阻挠皇帝接见皮列士。

更不幸的是，回北京不久，正德皇帝便一病不起，三个月后去世了。继位的明世宗嘉靖皇帝不是正德帝之子，而是其堂弟。他没有政治包袱，上台后励精图治，杀死江彬等宠臣，此举直接决定了受江彬宠信的火者亚三和皮列士的下场。在政治更迭中，火者亚三被处以死刑，而皮列士则有其他用处，皇帝命令他给马六甲总督和葡萄牙国王写信，要求葡萄牙人离开马六甲。而在葡萄牙人离开马六甲之前，中国不允许葡萄牙势力在中国国内活动。

一场针对葡萄牙人的驱逐活动由此展开。

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二年（1521—1523），明政府的舰队数次与葡萄牙人展开海战。在第一年，明政府派了五十艘船，将葡萄牙人的五艘船驱逐出屯门岛。嘉靖元年（1522），六艘葡萄牙人的船再次来到屯门岛，其中一艘船上的弹药库被炮火击中而发生了猛烈的爆炸，最终沉没，另一艘船上所有的人被登上船的中国士兵击毙，剩下的船突围而去。(20)明政府驱逐葡萄牙人的行动获得暂时成功。(21)

在驱逐葡萄牙舰船的同时，对于皮列士的处理也在进行之中。嘉靖皇帝首先下令将皮列士一行送往广东，于是皮列士又踏上了茫茫四个半月的行程。到达广州后，他被要求给葡萄牙国王写信，令其归还马六甲。

但是，信可以写，怎么将信送给葡萄牙国王呢？最后的解决方法是将信交给马六甲王的使者端·阿勒曼西特和马合木，让两位使者将信带往马六甲，交给那儿的葡萄牙人，再由葡萄牙人交给他们的国王。于是，1522年10月1日(22)，皮列士被迫将一封中文信翻译成葡文，一式三份，其中两封分别交给葡萄牙国王、葡萄牙驻马六甲总督，另一封则由马六甲使者所在船的船长留存。

马六甲使者拿到信之后大惊失色。他们原本指望中央帝国能够出兵帮助他们，但最终皇帝只给了他们几张纸，去“命令”葡萄牙人撤军。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传递这样的信甚至可能掉脑袋。但不管怎样，1523年5月底，使者们还是怏怏上路。他们到达了位于现在泰国南部的北大年，找人将消息传给马六甲王，并带来了回信，于9月5日再次回到广州。

马六甲使节们带回来的信中满是悲惨的消息：马六甲王已经被葡萄牙人包围，他乘坐的船被困海上，缺乏食物。马六甲王呼吁他的大明宗主赶快想办法，要么亲自救援，要么派他的下属去救援。

两广总督得到这封信之后，并没有筹备进一步的救援，而是命令两位使者离开，如果拒绝离开，就停止供应物资。总督当然知道皇帝不可能发兵救援，也不打算再替使者传递消息来污染皇帝的耳朵——只要皇帝不知道，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马六甲使者不得不于1524年离开广州。关于他们最后的消息是几位商人带来的：那时他们已经到达北大年又离开，船在前往渤泥诸岛的途中由于风暴破损了，他们也被葡萄牙人俘虏。之后就再没消息了。

明朝没有办法解救马六甲，却有办法惩罚葡萄牙人的使节，马六甲使者的命运也决定了皮列士等人的下场。事实上，在使团被送回广州的那一刻，惩罚就已经开始。

到了广州，布政使命令将使团成员押入几间粮仓改成的牢房，关了三十三天。之后，皮列士和另外六人被送入布政司的监狱，剩下四人被送往另一座监狱关押了十个月。在此期间，皮列士被多次审问，以确定在马六甲的葡萄牙人数。

嘉靖元年（1522）8月14日，广州官员给这些葡萄牙人上了枷锁，其中给皮列士上的是手枷，其余的人则被上了手枷和脚镣，他们被串起来送往按察司的监狱。由于刑具过于沉重，罪犯的手臂肿胀，脚踝也都受了伤。在这里，首次有使团成员死亡。之后更多人陆陆续续地因为刑具、刑罚而死去。嘉靖三年5月，皮列士本人病死，其随从中只剩下两人还活着。

更富戏剧性的是，皮列士使团中有一位叫作克利斯多弗·维埃拉的人，也是剩下两位中的一位，他设法从监狱中送出一封信，这封信就成为记述葡萄牙人在狱中遭遇的最好材料。同一时期，随着皮列士使团被捕和葡萄牙船只被禁止前往中国，中国还掀起了一阵对抗葡萄牙人的风潮，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次海战之外，对于一般的葡萄牙商船也采取了俘获和逮捕的措施。另一位叫作瓦斯科·卡尔渥的葡萄牙人在正德十六年（1521）乘船来到中国，被俘虏后也写了一封信，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上述两封信，写出了当时明朝监狱的残酷。(23)卡尔渥的船被俘获后，有的船员被饿死，有的被闷死，有的被头上一槌打死，还有的被绞死——据称死者大约有七百人，且都是葡萄牙人。后人虽然很难相信七百这个数字，但是至少知道那段时间里葡萄牙人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甚至有可能面临死亡的厄运。(24)

据说从其余东南亚船上逮捕的葡萄牙人共有一千五百人，大都被处死。(25)我们对这个数字也存疑。另外，有三个暹罗人也被斩首——他们给葡萄牙人带路。(26)

嘉靖元年（1522）海战中抓获的葡萄牙人也都被投入监狱，其中二十三人被判腰斩。在广州的街道上、城墙外、居民点、大道上，都有牲口拉来尸体，让人们见识葡萄牙人死后的样子，让他们不要再害怕“佛郎机”（即葡萄牙）。(27)

葡萄牙访问明朝的第一个使团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方面，当时的世界与现在的世界不同，那时的人们更加残忍，也更愿意使用武力。因此，当葡萄牙人用武力夺取马六甲之后，就注定与中央帝国圈已经形成的秩序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冲突的爆发依然如此富有戏剧性，作为老大帝国的明朝虽然已经丧失了海洋优势，无力去帮助其属国，却又想展现皇权的无远弗届，最后只能通过扣押使者、写信威胁的做法来显示自己的实力，用这种最无力的方式去威胁从未知世界里冒出来的海洋新霸主。当这种威胁无效的时候，帝国的官僚只能用掩耳盗铃的方式将马六甲的使者赶走了事，并将葡萄牙使节折磨至死，算是为马六甲报了仇。

但另一方面，葡萄牙作为第一个海洋帝国也是软弱的，它只能在亚洲巨大的帝国夹缝里寻找一些海洋上的边角地。由于亚洲帝国都是陆地帝国，对于海洋港口并不看重，这就使得葡萄牙人能在印度的德里苏丹国眼皮下占据果阿等沿海港口，而又不惊动亚洲帝国。同样，在东南亚的马六甲对于海洋帝国无比重要，对大明帝国而言却是不起眼的小地方。葡萄牙的军事力量到了中国依然是不值一提的，他们的力量太过弱小，而明朝的海军虽然已经衰落了，但依然比后来的清朝海军强大，足以应付保卫陆上港口的责任。(28)

可是，明朝由于缺乏远洋力量，也就无法撼动葡萄牙人的海上地位，这造成了双方在冲突之后，又进行了长达数十年小心翼翼的再接触的尝试。

对于明朝来说，它与后来的清朝相比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它还没有封闭到对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还有一些愿意看一看外面世界的官僚。这一点，我们在与葡萄牙人的第一次接触中也可以看到。

在广州沿海的第一次海战中，明朝船队虽然没有落下风，但当时的指挥官还是认真地观察了葡萄牙人的船，并承认它们是很先进的。根据记载(29)，佛郎机人的船长十丈、宽三尺，船体两旁有四十余支桨。当时仍然流行帆桨船，在海上航行主要靠风力，在岸边时用桨划船，增加了灵活性。中国人形象地称这种船为“蜈蚣船”。除了桨，船上还有三十四门大炮。这些大炮中，大型的重一千余斤，中型的重五百余斤，小型的也重一百五十斤。炮弹的外壳是铁的，内芯则是更加沉重的铅，炮弹大约有八斤重，能打百余丈远。另有记载称，除了船上用的炮弹，还有陆上用的陆炮，炮弹中小的重二十斤，可以打六百步远，大的重七十斤，可以打五六里远。(30)

最早注意到葡萄牙人大炮的是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早在战争之前，由于他需要到佛郎机人的船上去抽份子，结识了对方船上的两个中国人：杨三和戴明。交谈下来，他发现这两个中国人知道如何造炮。何儒向上级汪汇报后，汪命令他把杨三接来，跟他偷偷地学会了造炮。在实战中，中国人又缴获了二十多门大炮。

到了嘉靖九年（1530），汪升任右都御史后借机上奏，表明西洋大炮的好处，并请求皇帝下令在沿海地区的炮台上装备大炮。皇帝应允了，从此中国的海防开始了火炮化。由于这种大炮学自佛郎机，于是火炮就有了“佛郎机”的名字。

正是这种还保留着好奇心的心态，为晚明时期的开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处于帝国中期的明朝第一次与西洋相遇时，它确实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来自其老祖宗朱元璋的统治基因，也来自更早时期的世界局势。

我们不妨将视线拉长，去看看中国是如何从宋元的开放走向明朝初期的封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