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一个王城的成长轨迹

现如今，除了仍然做着首都的北京外，其他古都都已辉煌不再。“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面对古都我们不免涌起巨大的沧桑感，现实的选择，历史的选择，都让一个个都城故事显得分外凄美。

西安，一座悲情之城，一座有隐痛的城市，现如今，她的隐痛全埋在城墙里面。西安之所以有隐痛，是因为她有往事——长安往事。十三朝古都的往事，一代又一代，堆积如山。这座城曾经太磅礴，真可谓沧海桑田，白云苍狗，也难掩其昔日的风采。一千四百年前的这座古都，面积是现在西安老城的十倍；一座大明宫，是北京紫禁城面积的三倍。盛唐时代的长安城，还有白人和黑人居住，真正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但是在今天，哪怕在西部，西安已经不能称老大了，更遑论全国。

南京历史上曾经用过的名称有44个，其中每一次地名的变化，往往都联系着改朝换代的荣辱兴衰。如今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六朝金粉，实际上是火光血影中不断上演的颠覆与再颠覆的悲喜剧。大悲大喜，悲喜相续，历史在这里翻过的每一页都过于跌宕，每一页又翻得过于急促。现在，经历了历史悲欢变迁的南京只是一座苍老得有些平庸的城市。

洛阳，一座骄傲而又难以承受衰落之轻的城市。洛阳的骄傲，来自十三个朝代的繁华烟云，来自牡丹花开的富贵灵气，或者源自道学、理学等发祥地的大智慧。这种骄傲，其传承的是中原文化的积淀和底蕴，而难以掩饰的则是帝都斜阳的落寞与忧伤。现如今，洛阳早就繁华不再，垂垂老矣。

回首开封，在几千年来的历史长河里，它以国都、省会、普通州府以至废墟的面目不断变幻。这里曾有过信陵朱亥的大梁悲歌，李白杜甫的梁园长吟，五代纷争的金戈铁马，以及东京汴梁的大宋繁华。同时这里也有过数不清的兵灾水患，天灾人祸。开封城的沧桑与悲情不仅震撼了国人，也震撼了世界。

还有杭州……，还有安阳……，还有郑州……

很多年以后的今天，王城北京的国都史依旧耐人寻味。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充满了宿命感和飘忽感的都城。如果从周武王克殷算起的话，北京建城的历史已有三千余年了。其实从它诞生之日起，北京的王者气象就令人有所期待。北京地处华北平原与西北蒙古高原、东北松辽平原之间，西北是燕山山脉，西南是太行山脉，南面是华北平原，东面是渤海湾。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环抱渤海，成为拱卫北京的屏障。北京北依山险，南控平原，处于北京小平原、南方大平原、北方山地之间，与关中一样，具有非常优越的军事地理条件。

但是，一个疑问产生了：在地理条件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为什么自3000年前起源直至唐代末2000多年间，北京却始终只是地方政治中心而不能上升为国家的首都呢？是什么阻碍了北京的王者气象在2000多年的时间向度中不能灿烂生发呢？历史老人究竟给了北京这个城市怎样的玄机呢？

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王朝时，北京是周朝分封的蓟国，后来到了春秋时期，燕国吞并蓟国，成为燕国的都城，叫蓟城。因为燕国的关系，又叫燕都、燕州、燕京等等，后来也称幽州。假如当时统一中国的不是西边的秦国而是东边的燕国的话，那北京很可能从那时起就变成政治经济和所有一切的中心了。

但历史没有假设。燕国最终没有统一中国，西秦统一了中国，这样，在后来的上千年里，长安和洛阳就成了中国的中心。燕国不但未能统一中国，实际上燕国君臣们连统一中国的梦都没有做，因为整个战国时期燕国最弱。

但接下来，历史似乎成了必然与偶然交汇的游戏，变成了一系列鬼斧神工般的误会与巧合。

在众多王朝开创者与继承者的目光审视与隐秘思考中，北京经历了不断地浮出水面却又渐行渐远的过程，直至不经意间悄然回头——那是这个后来注定要喷薄而发的都城的惊鸿一瞥。

而这一切，最终构成了一个王城的成长轨迹。

如果不算作为周诸侯（燕）王城的那段历史，第一个把北京定为都城的是唐天宝年间的叛将史思明。他在范阳（古称幽州，今之北京）自立为大燕皇帝，但两年不到，他就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掉了。史朝义挣扎了两年，也于763年自杀，范阳重回大唐治下。

北京的又一次被定为帝都，是在一百八十年后。公元938年（辽会同元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定幽州为南京（一称燕京）。原来的南京（辽阳府）改为东京，但是政治中心还是在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境内）。总之，幽州（今北京）从来就不是辽的首都，它真正成为首都是在1153年（金贞元元年），此时距金灭辽已有二十八年之久了。1122年（金天辅六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军队把辽天祚帝赶到了燕山以西，完全控制了辽属的河北、辽西地区，并顺利地占领了辽的南京（今北京）。在对辽战争中，金与北宋是盟国，当初曾有协议，驱除辽人以后，燕、云故地要归还给宋。1123年阿骨打突然死了，金国的大臣们主张毁约，金太宗完颜晟却说：“是违先帝之命也，可速与之。”于是，幽州（北京）在被异族统治近两百年后居然又“回归”了。不过这次回归真可谓是昙花一现，北宋人大概还没来得及开府建衙、筹措防务，金国的大兵又打了回来。1125年春二月，金兵占领了幽州，改称为燕京。1149年，海陵王完颜亮登基称帝。1153年，完颜亮把朝廷从上京迁到燕京，并命名为中都，这才是北京真正成为首都的开始。

只可惜金中都只维持了五十年，北京这个都城在他的童年时代注定要见证刀光剑影，要经历屈辱和恐惧。1213年，成吉思汗大军南下，横扫河北。燕京（成吉思汗改称中都为燕京）周围的州县全被他占领（整个河北仅十一城未下），但燕京他却没有杀进去。1214年三月，蒙古大兵住在燕京北郊，将士们都想进城掳掠，可成吉思汗不同意，他派人进城给金主传话。刚刚即位的金宣宗赶紧抓住了这个求和的机会。和约是签了，但中都却无论如何再也住不下去，一个月以后，金把国都迁到了南京（即汴京，今开封）。北京第一次作为首都的历史到此结束。迁都以后的金政权又苟延了二十年，那是一段在屈辱和恐惧中等待灭亡的悲惨岁月。至于中都（今北京），1215年就被蒙古人占领了，那时候的蒙古人大概还不懂得建设都城的重要意义，他们的政治中心从曲雕阿兰到和林再到上都，迁来迁去始终在大漠深处。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一度繁华的中都（燕京）逐渐被荒废和遗忘了。

但是忽必烈很快就意识到，大帝国必须有一个与之相称的大首都。他即位不久就开始筹划此事。他派出了一个考察组替新都选址，并很快批准了考察组“定都于燕”的建议，于1264年（至元元年），将燕京又改回叫中都，常设的中央机构逐步转移到此（每年四月到八月仍随皇帝回上都避暑）。1267年（至元四年），建设新都城的宏大工程正式破土动工。新城位置就在中部的西北面，面积相当于中都的三到四倍，这可真是历史上不多见的大“项目”了，投入的人、财、物力暂且不论，光时间就费了整整十年。为了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忽必烈委任河北最大的地方势力头子张柔判刑工部尚书事，他儿子张弘略为筑宫城总管。工程进行到第六年（1272年），城墙宫室初具规模，忽必烈下令，中都改名为大都，北京从此成为世界历史上无论规模和影响都首屈一指的都城。

可以说在都城北京的命运史中，忽必烈是个绕不过去的“贵人”。那么，忽必烈为什么选择燕京这块地方建设自己的首都呢？今天分析起来大概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忽必烈从年轻时起就仰慕汉文化，所谓“在潜邸时，访求贤才，虚己咨询，延聘四方名士，问以治道”。到他哥哥蒙哥（宪宗）即位以后，更是委托他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他一心想做个文治武功独步古今的中国皇帝，而不是在荒野大漠里妄自尊大的可汗，因此，都城迁入汉地势在必行，否则何以为华夏天子？

第二，忽必烈毕竟是蒙古人，有他独特的战略考虑。凡漠北关外崛起然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始终对发祥地保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并且本能地视之为永久的大后方。因此，都城尽管设在汉地，但却不宜过分远离大后方，以免险生不测时进退失据。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远见，一百年后当徐达、遇春的军队挟风雷之势直逼燕京，元顺帝能带着子孙嫔妃及扈从兵马从容北遁，就是因为大都去国外不过百数十里，倘若都城远在南方，就绝不可通过人烟密集的汉族地区而逃归漠北，也就没有后来的北元政权和鞑靼王国了。

第三，高寒地区的民族怕热不怕冷，对中原气候很不适应。唐时吐蕃占领长安，十二天就自动撤军，后晋时契丹进占开封，也只住了三个月，水土不服无疑是重要原因。耶律德光（辽太宗）全胜班师时就说过“汴州炎热，水土难居”的话。蒙古人抗热的能力恐怕比契丹人更不如，为此他们才会在每年四月到八月不辞车马劳顿到上都去避暑。北京不算太热，而且离上都也较近，不失为理想的定都之所。

第四，当时北京具有为建都提供后勤支持的资源和条件。在这方面，水是被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中国北方地区因为缺水致使生态不断恶化，再加上战乱等原因，凋敝的农业经济很难承受起一个帝国首都所带来的沉重负担。赵匡胤当年统一天下之后，一直想把都城从开封西迁，先洛阳，后长安，分两步走。但最终一步也未能走出，主要原因就是上述两个故都“京邑残败、宫阙不修；年食不充、畿内民困”。当然，开封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但至少一免迁徙之费，二享漕运之便——江、淮之米可逆汴水而直达。在忽必烈时代，元大都地区堪称水源充足，而且他身边又有一位杰出的水利学大师——郭守敬，郭守敬不单是修凿多条渠道，在畿辅周围灌田万顷，而且把昌平和西山一带的泉水引入积水潭，然后由南面出城再东拐，直达通州，连接京杭大运河。从此，江南的粮食就可以从河道或海道一直送进北京城内。忽必烈看准了水是保持大都繁荣稳定的基本前提，在这方面，他也舍得投入，于是，此后的几十年间，北京发展很快，南方的一些废都、故都渐渐地不能望其项背了。

然而，统治中心远在北隅，对南方汉人而言却是顾虑重重。从江淮起家的朱元璋，当然不会把国都建在北京，这倒并非因为他是南方人，怕冷，而是回顾历史，从未见过汉人大帝国把统治中心放在偏远北隅的先例。朱元璋决心定都南京，这里毕竟是他的老窝。可人算不如天算，他没想到南京作为大明帝都只维持了五十二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从他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之后，他突发奇想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即元大都，那时叫北平府）去。

不过，朱棣的迁都计划并没有一步到位。虽然1403年（永乐元年），他就宣布建立北京，将北平府改为顺天府，但这只是让北京取得了陪都的地位，南京仍然号为京师，也就是首都。不过北京这个陪都不同寻常，它一开始就建有一整套的政府机构，设有北京留守、行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等等。所谓“行”，就是中央派驻的意思。北京的行部是六部的综合机构，设尚书两人、侍郎四人。六部的具体业务，由郎中等官员分工负责。

到了1406年（永乐四年），朱棣开始在北京大兴土木。因为规模大，要求高，基建工程足足费时一十五年，直到1420年（永乐十八年）冬天，才基本完工。朱棣确实是北京城市建设史上贡献卓著的人物，今天北京二环以内城池宫室的规模和格局就都是他那个时期留下来的。

1421年（永乐十九年）春天，朱棣迁都到北京，北京改称京师，老京师变成了陪都南京（应天府）。朱棣回到北京后，只活了三年半时间就在征蒙古的途中病死了，皇位由他的儿子朱高炽继承。朱高炽一直不支持父亲的许多政策（包括都城北迁），他一即位就宣布要还都南京，取消北京的京师称号，北京都司也复称行在。不过，他皇帝当了不足一年就死了，由儿子朱瞻基继了大位。朱瞻基（宣德帝，庙号宣宗）在位十年，既没有取消他父亲南迁的成议，也没有实施南迁的行动，其未能决断的主要原因应当是出于大局安危的考虑吧。

明朝的定都问题一直到1441年（正统六年）才最后解决。这年，朱瞻基的儿子朱祁镇（英宗）颁诏，定北京为都，复称京师。这样，北京的国都地位总算确立下来了，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对于明朝来说并非一件好事。作为国都，北京实在过于接近边境（而且是最具威胁的边境）了，因为这点，它一次又一次地给明朝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最后政权的覆灭也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就在朱祁镇定都北京之后八年（1449年），崛起的蒙古瓦剌大举入侵，直逼京畿，结果导致土木堡一场大败，朱祁镇本人也当了俘虏。皇帝被抓走了，怎么办？北京城里乱成一团，“群臣聚哭于朝，议战守”，有人主张迁都南京，以于谦为首的主战派极力反对，他们担心，一旦迁都，就会像宋朝南渡一样，再也回不来了。为了保卫这座孤立在敌前的首都，于谦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事实上，当时如果没有于谦领导下的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蒙古军队定会把北京城烧杀掳掠一空，北京城的命运走向就不好说了。

当蒙古人的势力逐渐衰落下去时，女真在满洲却一天天强大起来。满人进了北京以后，围绕着是不是在北京建都的问题上发生过争论。保守的满洲贵族们心系关外的故土，留恋旧有的生活方式，主张“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独揽大权的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野心大，眼光也远，他说先帝（皇太极）说过“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必须按既定的方针办。在多尔衮的坚持下，北京被再次定为帝都。如果单纯从“图进取”的角度看，多尔衮未必不会考虑到都城进一步靠南会更有利一些，但当务之急却是先进关站稳脚跟再说。北京是大明京师，让顺治帝在这里登基，就意味着满人正式入主了中国，时不我待，越快越好。况且这也是当时自己占领下的唯一一座旧都，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想在中国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必须取得广大汉人在政治上的认同感，即承认新朝是传统皇权的合理继承者。

于是，在清朝二百七十年间，北京作为国都，享受到了优先而系统地建设和发展的机会，这方面的成就，当然反过来使其国都地位被进一步确认。

如果从公元938年耶律德光定幽州为南京算起，北京作为帝都，为时大约八百年（扣除辽末金初的五十年、金末元初的六十年和明初的五十年）。这是帝都北京的光荣和宿命，是偶然，但同时也是必然。

因为——就像飞机一定要返回地面，不管是以优美的方式还是悲壮的方式，北京的帝都身份只要条件具备的话，那是迟早要到来的：

从纯军事角度讲，首都城市必须建立在有利的地理位置上，有险可恃，以有助于战时的守御，此即所谓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管子o乘马》）。但实际上，作为国家的根本所在，首都“大山之下”或“广川之上”的地理位置仅具象征意义，古代中国真正的战争时期少有两军长期对峙于首都之下的现象。一旦大军压境，往往早已人去城空。因此，古代中国的首都更多地建在政治需要与军事需要相结合，并且也更有利于实施政治统治、具有便利交通条件的重要战略位置上，以有利于战时指挥调度，同时也有利于政治统治渠道的畅通。西安赖以建都的关中平原东临滔滔的黄河，其余三面则是大山环峙。它的西南面有太白、终南、骊山、华山等峰峦构成的秦岭山脉，西面是高大的陇山，北面有梁山、黄龙山、岐山等构成的北山山系。只有函谷关一线开向东方，山川形势十分险要，历来有“金城千里”、“四塞以为固”之说。与西安较为类似，地处九州之腹的洛阳背靠邙山，面对龙门，东有虎牢险关，西接函谷要隘，因而被认为是“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除此之外，南京则以“长江天堑，龙跃虎踞”，且“控引二浙，襟带江淮”，具有重要的战略优势。而北京与关中一样，具有非常优越的军事地理条件。这是北京成为帝都的必要条件之一。

与政治、军事因素一样，经济因素也是古代中国择都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很明显，首都所需物资如果不能得到有效供给，城市的政治功能就难以得到有效发挥。与西方中世纪城市较强的经济属性不同，中国古代城市政治、军事功能非常强大而经济功能却较为弱小，城市仅仅是“王公贵族的营垒，帝国广阔疆界中实现行政统治的独立的岛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城市的生存与发展仰赖于农村的经济给养。而在各等级的封建城市中，首都又因其消费人口的众多而必须通过行政的力量从全国各地聚集资源，首都所需运送的物资数量也更巨。

这种经济的因素从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古代都城的选择：一是所选定的都城位于富庶的农业区域中心。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八大古都中的西安、南京、杭州等三大古都的优势体现得较为明显。西汉时期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为当时天下最为富庶的农业区域，“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十三，然量其富，十居其六”（《史记o货殖列传》）。南京位于已得到较大开发的长江三角洲西端，三国时期为吴国首都。而富庶的区域农业经济也正是南宋选择杭州作为首都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所选择的都城交通相对发达，能够较为便利地从各地运输物资至此。洛阳之所以自西周初年起即被作为陪都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定都于此有利于集聚贡赋、积储物资，因为洛阳处于“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中心位置。在开封被定为北宋王朝首都之前，这一城市已发展成为交通非常发达的“北控燕赵，南引江淮”的水陆都会。

而汉唐以来中国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综合和大运河的兴修，则是北京最终于元代以后发展成为统一帝国首都的根本原因。

至关重要的原因是，长城沿线以北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汉族之间长期持续不断的争夺是我国大一统王朝首都位于北方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较之农耕经济而言，北方草原上的游牧经济的最重要特征即在于其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无论雪灾还是旱灾，任何一次较大的自然灾害都可能对其基本的生存造成直接威胁。为了维持生存，草原民族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南向入侵。而草原民族的长期马上骑射生活又使其较之南方汉族更具战斗力。尽管从春秋战国开始，南方汉族政权为抵御草原民族的入侵而开始修筑长城，直到晚近的明朝长城又再一次得到强化，但是长城从来没有真正阻挡住来自北方的入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已实现内部统一的封建王朝来讲，“攘外”便成为维持其统治的一项长期不断的基本任务。维持国家统治的基本需求决定了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必须建立在更有利于“攘外”的北方。整个前近代时期汉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矛盾的一直存在决定了中国的政治重心从未真正离开过北方。

但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经济重心却呈现出由西向东、由北而南的转移趋势。秦汉以来，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我国北部黄河中下游地区，尤其是关中地区由于开发最早，也就成为中国农业经济最为发达，也是最为富庶的地区，相比较而言，山东、河北等地都没有关中一带的农业经济发达。这一时期南方的开发更少，除巴蜀、荆楚等少数几个地方得到较好的开发而外，包括长江下游在内的更多地方的农业经济发展都还很落后。因此，秦汉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在西北的集聚决定了北方草原民族（当时主要是匈奴）主要是从西北方面与南方汉族发展关系。这样一来，在以今陕西关中地区为核心的西北地区便成了中国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聚集点。

汉朝以后，长期而频繁的战乱与政权割据对以关中为核心的北方地区的农业和商业手工业都造成了持续时间长达数百年的严重破坏。与此同时，由于长期的过度开发所带来的水土流失、水源枯竭、水利灌溉衰退以及土地日益贫瘠等，使关中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自然灾害日益增多。据统计，唐朝自唐武德七年（624年）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100多年里，京畿地区旱灾10次，水灾7次，蝗灾3次，计20次；都畿地区旱灾1次，水灾12次，共13次。因此，唐朝时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已不能满足西安作为首都的需要，正如时人的总结：“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新唐书卷五三o食货志》）。

在西北地区生产力不断下降的同时，南方的持续开发使我国的经济重心自魏晋以来逐渐向东南转移。西汉末年，由于农民起义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生产力的破坏，大批灾民“避乱江南”。北方人口的南下，除了大大地增加了南方的人口和劳动力之外，还给江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了江南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火耕刀种的粗放农业不断得到改善，从而加速了江南的开发。到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城市也得到较大发展，六朝时期的江南经济，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均已超过北方。唐宋以后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开发使我国的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成为我国的经济重心。

经济重心由西北向东南移动的同时，北方草原的游牧经济并没有发生改变，北方草原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并未因而消失。这样一来，中国的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随之发生分离。为了更接近东南方经济重心获取资源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草原民族的势力必然也随之由西向东转移。此即意味着，自西周以来北方少数民族不断由西北方向南下的侵略道路开始改由更多地自东北方向南下，于是，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意义便开始超越西北而不断上升，到辽之后，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不管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谁想掌握全中国，就必须占幽燕。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北京在中国政治版图中的地位开始凸显，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先后兴起，并不断南侵，原有的大一统王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北京在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它继续保持着区位的优势，成为中国政权格局演变中的受益者”。

正是由于北京所处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而不仅辽朝，而且金朝择都时都看中了北京，“燕盖京都之首选也”（《金史o梁襄传》）。此外，隋代以后大运河的兴修使得南北大规模物资运输成为可能，而元代大运河的修浚更使大运河上的物资运输畅通无阻，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建都北京在经济上所面临的障碍。因而元朝以后，北京便开始由分裂政权的首都上升为封建大一统帝国的首都，历元明清三代，一直经久不衰。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完颜亮、忽必烈还是朱棣、多尔衮这些帝王如何有着隐秘想法，个人的偶然意志背后还是有着历史“必然手指”的推动，而帝都北京则静观其变，坐享其成。

毫无疑问，这是北京的宿命与光荣，北京因此成为中国所有帝都中呼之欲出的“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