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达基金最优秀经理的独特市场观

我一点也没有贬低经济学、经济周期或证券分析的意图。了解它们，也不能保证你一定成功，一无所知却可能蕴含着希望。在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不妨先听听基金公司的一位主管作何评价。约翰逊先生经营着一类名为“富达”的基金。

有段时间，富达基金就如同基金业内的“绿湾包装工队”（Green Bay Packers，纽约最大的橄榄球队）。他们不是常胜将军，但他们确实是一支大热门球队。因此，在我认识的很多基金经理中，对本职工作的描述几乎如出一辙：“我们的工作，就是打败富达。”

就像蒙哥马利将军（General Montgomery）喜欢在帐篷里摆上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的照片用来激励自己一样。我不知道是否有基金经理也把约翰逊先生的照片别在衣服上。有一点不容置疑：他们会盯住约翰逊先生的基金组合，寻找破绽，发起进攻。

与约翰逊先生在波士顿共进午餐后，一到纽约，我便径直来到奥斯卡餐厅，这家位于华尔街附近的酒吧餐厅极为红火，用餐的人络绎不绝。因为我想知道那天的华尔街发生了什么。

只要坐在奥斯卡的餐桌边，你就可以知道那天下午何以会出现大规模的资金流动，股票何以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波动。这张餐桌完全是被某些喝马蒂尼的大牌基金经理和他们的朋友捧红的。这些人当然不同于你我这些普通食客，他们都掌控着数亿美元资金，承受着常人想象不到的压力。

对他们来说，绝不允许有所闪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此，按照他们的说法，要用业绩展示实力。我知道，他们肯定对自己手里的钱精打细算，谨小慎微，绝不肯放过丝毫的机会。因为一听到我提起和约翰逊先生在联邦俱乐部共进午餐，他们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他们确实想知道约翰逊先生的现实境况，于是，往日里充斥着愤世嫉俗的叫骂的餐桌，突然之间平添了一份严肃和敬意。

当时的气氛宛如演出前的排练：作为演员之一的你，告诉剧组成员，你刚刚和乔治·阿博特（George Abbott，美国著名导演、制片人兼电影剧作家）打了一场网球，阿博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排练，而且有点想法。这样的场合肯定会让大家屏气凝神。

不过，在这个剧院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叫什么“乔治·阿博特”的人，我也从未听说过叫“约翰逊·爱德华”（Johnson Edward，16世纪英国著名作曲家）的人。但约翰逊先生也不是什么公众人物；他的名字从来就和杰克·德莱弗斯［Jack Dreyfus，德莱弗斯基金（Dreyfus Fund）的创始人］这样的基金毫无瓜葛，华尔街的普通人根本就想不起这个人。

我的朋友查理在购买速利基金时，居然要求卖方保证自己的基金一定和约翰逊先生有关系。因为“约翰逊先生”这个名字，会让他想到乌云背后的乞力马扎罗山，高耸屹立，不可动摇，或西藏的活佛大师，总能指点迷津，让那些站在“剃刀边缘”的人茅塞顿开。

有些人的公司掌握着大量资金，绝非“约翰逊先生”手里那些区区45 亿美元的基金。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约翰逊先生的一只基金，富达趋势基金（Fidelity Trend Fund）一直在努力打造“业绩型”基金的品牌，实际上也是如此，它的业绩始终在各大基金中名列前茅。

约翰逊先生所管理的两只基金“富达资本”（Fidelity Capital）和“富达趋势”的目标，则是在熊市里岿然不动。尽管它们最近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它们的前景依然光明。当然，约翰逊先生的传奇之处还不仅于此：即使是他的门徒也备受瞩目。有些人想，约翰逊先生肯定开过基金经理学院。就在两年之前，蔡志勇（Gerald Tsai）名震四方，他创办的一只新基金吸纳了 2.74 亿美元的客户资金，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纪录。

在离开约翰逊先生的富达资本后，他觉得，“我想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小基金”。而现在，他的基金规模达到 4.5 亿美元，但他对约翰逊先生的敬意丝毫不亚于其他深谙华尔街游戏之道的“老门徒”。

想到这些，富达集团便会浮现在你的眼前：在一栋栋中世纪建筑里，人们坐在噼里啪啦的火炉边，烤着涂黄油的热司康饼，尽管窗外狂风呼啸，寒气逼人，但大家其乐融融，温馨无比，契普斯（Chips）先生让他们学会了希腊语，因为契普斯先生给他们朗读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希腊的悲剧诗人）的诗歌时，他们居然可以真正领会到其中的细微差别。

这位约翰逊先生，他从来不按国民生产总值（GNP）、减税或汽车产量这些数字去讨论股市。他谈论的是，某一时刻的现实与时间是否相符，艾伦·沃特斯（Alan Watts）的《不安全的智慧》（The Wisdom of Insecurity）里是否有什么可以参考的东西，女人裙子到底能短到哪儿——他对这些问题的认真程度简直令人发指。他总会让自己的分析师去核实：眼前的市场谷底是否真实可信。

约翰逊先生说：“市场就像是一个美女，让人着魔，让人发疯，但又让人感到复杂难辨，她们总是变化无常，神秘莫测。1924 年以来，股市就一直在深深地吸引着我，让我完全不能自拔，我深悟其中的真谛——它是艺术，而绝非科学。今天，尽管我们有了计算机和各种各样的统计工具，但市场依旧如故，认识市场依旧并非易事。它属于人的本能范畴，是我们对行为的感知方式。这里总有很多我们察觉不到的微妙之处。”

这正是约翰逊先生吸引我的地方，他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是在寻觅真理。如果在《生与死的对抗》（Life Against Death）一书中对弗洛伊德的财富分析更深一步的话，股票投资这个行业在诺尔曼·布朗（Norman O. Brown）的眼里，也许就会变成一个把垃圾堆从一处搬到另一处的行当，索然乏味，毫无价值，约翰逊先生的出现，则为这个无聊至极的行业平添了一份尊严和高贵。

这和沃尔特·古特曼（Walter K. Gutman，华尔街著名市场分析师）的市场分析创作手法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华尔街，总有些人拜倒于市场巫师脚下，为他痴，为他狂，他们绝对是精神分析的最佳对象。但约翰逊先生和古特曼也不尽相同：约翰逊先生遍览群书，年近七十，手里攥着 45 亿美元，或许对“巫师”也略知一二，或许知道一些古特曼先生不知道的东西。

自从有了乔治·阿普利（George Apley），波士顿的主人就不再是约翰逊先生了。但是，如果只是绕着德文郡（Devonshire）、老州议会厅（The Old State House，是首次宣读《独立宣言》的地点，现为波士顿历史博物馆）或波士顿议会大楼走，你肯定会忘记，这里曾经是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的领地，因为在这里，每个路口的指路牌似乎都会提醒你：保罗·利维里（Paul Revere）和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曾拴马于此，约翰·汉考克曾在此扔下他的签字笔。

约翰逊先生总是沿着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去联合俱乐部。他的父亲做纺织品生意，肯定要比约翰逊先生多走一些路，但路线是一样的。所有的同事都对他毕恭毕敬，每次在联合俱乐部的扶梯上遇到他，都会主动打招呼：“你好，约翰逊先生。”

但是到了纽约，同样的路线，同样的俱乐部，不管你老爸在那里吃过多少顿午饭，这种情境都不会再现。如果是在纽约，他们会拆掉俱乐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玻璃盒子般的摩天大厦。再把俱乐部搬回第四十六层，深谙公共关系之道的服务生采取各种策略，目的就是让领班牢牢记住他们的名字。

谈起市场，约翰逊先生就会笑着说：“哇。”他的笑容很温暖。这有点像电影里的那些教授，他们总会赶在大人物之前站出来说：“嗨，教授，如果你不给那么出色的老‘坦克’及格，他就不能参加星期六的洲际比赛。”约翰逊先生和电影的教授一模一样：扎一只漂亮的斑点蝴蝶形领结，戴一副牛角框眼镜，满头银灰色的头发，衬衫口袋里别着 3 支钢笔。这身装扮不仅让人觉得温暖，而且富有活力。

约翰逊先生最初在哈佛大学，也就是大家说的“学院”，任教于法学院。后来又到了剑桥，之后，辗转到了波士顿最大的律师事务所——Ropes & Gray律师事务所。不过，他现在有点不务正业，被“巫婆”搞得神魂颠倒。

1943 年之前，他始终是以律师的身份来参与基金管理行业。“经营富达基金的那个家伙连自己都养不活了，于是，我就顺水推舟接了过来。”约翰逊先生说。

“当时，这个基金只有 300 万美元。不过，看着某种东西以几何级数增长，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这10年过得最好，因为它让我开始对基金经理产生兴趣。你绝不可能把分析师培养成基金经理。基金经理到底应具备何种素质呢？这是一种内在情结，一种本能，一种感觉，而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能从学校里学到的。

“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基金经理，首先需要认识你自己。只有了解自己，才能超越自我，像旁观者一样冷静地看待自己的一言一行。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善于培养管理人才的人，正因为这样，我才把自己定位于做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因为在律师事务所，每个合伙人各司其职，管好自己的客户，便万事大吉。

“所以，我让基金经理自由发展，自己处理自己的基金，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如果想找人咨询，他可以到大堂，好好地聊一聊，但炫耀是他自己的事。绝佳之计是灵感的爆发，但它只属于某个人。一大群人坐在一起，七嘴八舌，肯定不会有什么奇思妙想。我认为很多投资业务是靠委员会决策的。

“所以说，一旦一个人走上通往自己愿望的征途，他就会全力以赴，无所畏惧，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能量。即使实现目标，他的锐气也不会减弱，就像闪耀了一个夜晚的星星，黎明时依旧不肯隐去。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的身边并不缺少这样的人。有了这样的人，即使是犯错也能让我们受益匪浅。失败乃成功之母。回首过去，我的生活似乎就是在无休无止的失败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