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何谓文体：学科的起点
既然古人以辨体为先，那么何谓“文体”呢？这正是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研究的起点。
今人所说的“文体”这个词，已经更多地是一个现代合成概念。但在古代文体学语境里的“文体”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从基本概念的阐释做起，以求得对其原生状态的“了解之同情”。
先说“文体”之“文”。这个概念相当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文体”研究的基本对象和范围，也决定了古代文体学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中国古代“文”的内涵非常复杂，前人对此有不少论述。刘永济曾在《十四朝文学论略》里总结过“文”的六种基本涵义：“经纬天地之谓文”，“文，典法也”，“文者，古之遗文”，“文德之总名也”，“文，华也”，“文，文词也”。用现代语言来说，古代的“文”是一个由文教礼制、文德、典籍、文辞等组成的多层次共生系统，各层次之间既相区别又相错杂。它同时还是一个价值评估系统：在系统外部，它与“武”相对并高于“武”；在系统内部，体现出“道”的那一部分与徒呈外在形式美的那一部分相对，前者高于后者[13]。中国古代“文”的观念以及它所具体体现的古代文体，和今人一般所理解的“文”和“文体”大不一样。就“文体”之“文”而言，古代“文”的范围也是相当宽泛的，几乎所有出自人类情感、理智生活的需要而运用技巧和修饰的语言文字形式都可称为“文”。除了像诗歌、辞赋以及日常公私所常用的文字等，还有大批我们现在已经很少了解的“文”，如汉代刘熙《释名》中《释书契》中有：奏、札、简、簿、笏、牍、籍、檄、玺、谒、符、传、券、契、策书、示、启、书、刺、题、署、告、表、约、敕；《释典艺》中有：经、纬、图、谶、传、令、诏、论、赞、叙、铭、诔、谥、谱、碑、词等。《释名》所涉及的许多文体之名，既反映出东汉时期人们的“文”的观念，也反映出当时“文”的原生状态。
再说“文体”之“体”[14]。首先，我们探讨“体”的多义性，初步归纳出以下六种含义：
（一）体裁或文体类别
这是最通常的含义，如《文选》《文苑英华》《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总集、选集和《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等史志目录所体现的归类整理的科目分类。此外，如《文心雕龙》所论的诗、赋、颂、赞、盟、誓等，《沧浪诗话·诗体》部分所列四言、五言、七言、古体、近体、绝句以及乐府歌行、杂体诗等，都可归入这一种含义。不同的体裁又有不同的本色与规范。如胡应麟认为：“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15]因此许多文体理论，正是建立在具体的体裁之上的。
（二）具体的语言特征和语言系统
刘祁《归潜志·辩亡》说：“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诗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赋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宜犯律赋语，皆判然各异。如杂用之，非惟失体，且梗目难通。”[16]李东阳也说：“言之成章者为文，文之成声者则为诗。诗与文同谓之言，亦各有体，而不相乱。”[17]这里所谓“有体”与“失体”之“体”，是指不同体裁所应有的具体可辨的语言特征与系统。
（三）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
如《文心雕龙·镕裁》：“规范本体谓之镕，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镕则纲领昭畅。”“体”与“词”对言，指义理情思之结构。又如薛雪《一瓢诗话》说：“格有品格之格，体格之格。体格，一定之章程；品格，自然之高迈。”[18]胡应麟《诗薮》内编卷5说：“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19]薛雪与胡应麟所说的“体格”在层次上低于“品格”或者“兴象风神”，但是又高出于具体语言特征、语言规定性之上，大略指的是能够承载不同文体的功能、主题与风格等要求的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
（四）体要、大体与体性、体貌
古人在综合考虑具体文体的题材质料、语言特征、体制结构等的基础上，往往使用体要、大体与体性、体貌等概念，力求作整体性把握。这些概念是类似的，很难绝然分开，但在具体运用中又略有区别。“体要”“大体”，指的是比较具体的文体规定性；“体性”“体貌”，类似于今人所说的“风格”。如《文心雕龙》自《明诗》到《书记》在每篇终篇之处往往综合概括所论文体，如《明诗》：“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铨赋》：“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此立赋之大体也”，《颂赞》：“原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符合的谓之“得体”，不太符合的谓之“别调”或者“失体”。体性、体貌又有几种含义：1.某一类文体的风格。如《文赋》指出十种文体的不同，“体有万殊，物无一量”；胡应麟在《诗薮》外编卷1里也说：“诗与文体迥然不类，文尚典实，诗尚清空；诗主风神，文先道理。”[20]2.具体作家的风格。如《宋书·谢灵运传论》指出：“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沧浪诗话·诗体》也指出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陈拾遗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等。3.具体作品的体貌特征。如《文心雕龙·杂文》：“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4.某一历史时期文章的总体风貌特色。如江淹《杂体诗序》：“魏制晋造，固亦二体。”《文心雕龙·明诗》：“宋初文咏，体有因革。”《文心雕龙·时序》：“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沧浪诗话·诗体》所谓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盛唐体、元和体、元祐体等。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21]5.体貌类型或风格类型。如《文心雕龙·体性》：“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八曰轻靡。”把一切不同的文章体貌，尽归入此八体中，创造性地把体貌类型化了。6.流派风貌特征。如我们所已然耳熟能详的建安体、西昆体、四灵体等。
（五）文章或文学之本体
“体用”指事物的本体、本质和现象。《颜氏家训·文章》：“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22]“文章之体”指的是文章的本质，在于发引性灵，也带来一些毛病。又如明代范应宾的《文章缘起注·题辞》：
由两汉而还，文之体未尝变，而文渐以靡。诗则《三百篇》变而《骚》，《骚》变而赋，赋变而乐府，而歌行，而律，而绝，日新月盛，互为用而各不相袭。此何以故？则安在斤斤沿体为！体者法也，所以法非体也。离法非法，合法亦非法，若离若合，政其妙处，不传而实未尝不传。《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不有体，何以拟议？不知体之所从出，何以为体，而极之于无所不变。[23]
“未尝变”的“文之体”指的是文章的本体、本质，是相对稳定的。而变动不居的则是具体的文章体裁，如诗而变为骚，骚而变为赋，赋而变为乐府等。
以上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对“文体”内涵加以排列。当然事实上它们本身并不是如此清晰有序、一目了然，而往往是互相纠缠，随步换形的。而在最高的文体境界上，是形而下与形而上有机结合的。概而言之，“文体”的内涵主要在体裁与体貌二端：体裁就像人的身体骨架，是实在的、形而下的；体貌如人的总体风貌，是虚的、形而上的，其含义近乎“风格”一词。
我们对“文体”的疏解也未必完备和精确，但足以表明中国古代文体学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与模糊性。事实上，这些已经使西方学者感到奇怪，因为在西方无法找到与“文体”对应的术语。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曾感叹中国文论中“体”的内涵，“既指风格（style），也指文类（genres）及各种各样的形式（forms），或许因为它的指涉范围如此之广，西方读者听起来很不习惯。”[24]在西方文论中，“文类”“风格”与“形式”词义各异，在理论上分工明确，但在中国古代却统一在“文体”上，“体”是本体与形体之奇妙统一。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综合性极强，包括了文类学、风格学与相关审美形式等理论。
丰富、复杂与模糊之处还在于不但“体”有多义，而且有时同一个“体”中包含两个以上的含义。如《典论·论文》所说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惟通才能备其体”；“体”既指“体裁”，也指“体貌”，还与作者之“体性”相对应。上文所举的“建安体”虽然总的来说指的是“体性”“体貌”，但细致区分又可兼指时代风格和流派风格。此外，许学夷《诗源辩体》谓：“古、律、绝句，诗之体也，诸体所诣，诗之趣也，别其体，斯得其趣矣。”[25]这一句里的最后一个“体”就既包括“体裁”，又指“体要”。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一节的“体”，也实际包含了以上大部分的“体”的含义；而如果我们把禁体（白战体）、赋得体、离合体、集句体、回文体、反复体、歇后体等归入严羽所说的“杂体”，则这些“体”除了体裁或文体类别的含义之外，又可兼指特定的表现手法或修辞方式。
所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不仅要甄别这些含义各别的“体”，还要整体考察由这些含义各别的“体”所组成的多义系统。
古代文体学在赋予了文体之“体”多种含义系统的同时，还结合其他多种范畴与概念在多重关系中对“体”加以整体性辨析。如《文心雕龙·宗经》论述“体”与“经”的关系：“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此外，如“体”与“性”，“体”与“气”，“体”与“格”，“体”与“势”等，也同样显示出古代文体学的“体”决不仅是孤立的范畴与概念，而是与古代其他相关的范畴与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文”“体”和现代的文学、文体观念与实践的确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果我们用现代“文”的观念生搬硬套地去研究古代文体学，势必简单化也狭隘化了无比丰富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