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一次接触

因此，那项研究的起点究竟在何处？我是说，真正的起点。是像韦克菲尔德说的那样，二号女士的来电让他接触到了那个预警案例？还是在《新闻之夜》节目上，穿着鲜红色女装的女士提到她成立了JABS团体，寻求盟友帮助她赢得法律赔偿？还是说，一切的起点是十几年前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的另一位医生，以及另外一种不同的三联疫苗？

我将负责剥开这颗腥臭的洋葱，这样就不必弄脏其他人的手了，后面的头条新闻标题将是：

真相

最开始确实有一通电话，但不是打给韦克菲尔德的，而是韦克菲尔德打给一位英国政府官员的。此人名为戴维·萨利斯伯里（David Salisbury），当年46岁，在英国卫生部担任高级疫苗官员，他行事温和谨慎，从来不会草率行事。他也是一名儿科医生，曾经在神经学家约翰·威尔逊的手下工作过。这段经历也塑造了萨利斯伯里的一生。

在百日咳疫苗恐慌期间，他一直在病房里忙碌，迎接闪烁着蓝色灯光的救护车，以及被转诊到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戴着儿童专用呼吸机的孩子。他目睹那些咳嗽不止的婴儿被人抬离救护车，家长在一旁哭泣，护士四处匆忙奔走，还有那些诊断结论都很糟糕的病历。他看到婴儿患上了先天性风疹，这种病能够造成脑损伤，还会引发失聪、失明和心脏病。他甚至感受过亚急性硬化性全脑炎的恐怖。

亚急性硬化性全脑炎，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疾病，在初次感染很长时间之后开始攻击人类的脑部。一开始的症状是轻微的记忆丧失，随后病况恶化，病人会陷入昏迷，成为植物人，在一到三年内死亡。一位小男孩被诊断患有亚急性硬化性全脑炎之后，萨利斯伯里和威尔逊一起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家长。

“我永远记得，约翰非常温柔慎重地告诉家长，”一天夜晚，我打电话采访萨利斯伯里时，他说，“他们的孩子会怎样死去。”

韦克菲尔德打来电话时，萨利斯伯里正在一栋平平无奇的长方体建筑——弗莱尔大楼（Friar's House）里工作，这栋大楼位于泰晤士河下游南岸不到一英里处的象堡区（Elephant and Castle）。象堡区是一个破败的地区，被复杂的交通系统所环绕着，这里也是许多英国政府机构的聚集地——办理退休金、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的机构都在此处——几乎没有政府官员的办公室比萨利斯伯里的更好，他的办公室房号是388，从这里能够俯瞰整个停车场。

韦克菲尔德给萨利斯伯里打电话的时间是1992年9月23日，星期三，那是二号女士给韦克菲尔德打电话的两年前[1]，杰姬·弗莱彻的儿子初次接种疫苗的两个月前。在萨利斯伯里的办公室外，他的秘书通知有一通来电，这通电话拉开了故事的序幕。

当时，萨利斯伯里负责的重大项目是推行一种用于预防B型流感嗜血杆菌的新疫苗。他正在追踪制药公司的疫苗供应情况，为英国卫生部的承包商们解决运输问题，并且应对无数来自内科医生的询问。

“皇家自由医学院的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医生来电，他想要讨论一些与麻腮风三联疫苗有关的情况。”

又是麻腮风三联疫苗。由于新闻媒体报道了麻腮风三联疫苗的安全性问题，萨利斯伯里已经接到了许多询问电话。上周一，英国政府的首席医疗官肯尼斯·卡尔曼刚刚通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所有医生宣布停用两个品牌的疫苗。第一个是由英国制药公司史克必成（SmithKline Beecham）开发的Pluserix疫苗，第二个是法国制药公司生物梅里埃（Pasteur-Merieux）开发的Immravax疫苗。于是，英国只剩下一种疫苗可用——默克公司开发的第二型麻腮风三联疫苗（M-M-R Ⅱ）——前提是这家美国制药公司能保证疫苗供应。

卡尔曼在通报中解释的停用原因很简单。这两种疫苗中的腮腺炎病毒减毒株的活性过高，偶尔会造成疾病。正如三联疫苗中的麻疹病毒和风疹病毒毒株一样，腮腺炎病毒也会以“减毒”的方式被混合到疫苗中。被停用的两种疫苗所使用的毒株被称为Urabe AM9，它有时反而会导致疫苗本来应该预防的疾病，诱发轻微的脑膜炎。

加拿大和日本已经采取了行动。但是，英国政府的实验室现在才完成风险评估：在11000次疫苗注射中会出现1次异常现象。“这个概率”，卡尔曼在通报中强调，“明显低于”脑部因自然因素感染发炎的概率。

各大媒体的新闻报道都会在每天早晨送到萨利斯伯里的办公桌上，整整九天，他一直关注着相关的新闻。9月15日，星期二，《泰晤士报》最先刊登了一篇140字的报道。这篇报道的文风非常克制，而且相关的疫苗已被停用，公众对此事的担忧也微乎其微。

萨利斯伯里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位没有病人的医生韦克菲尔德。秘书按下按钮，让两人直接通话。电话那头，一个洪亮的声音先向萨利斯伯里做了自我介绍，萨利斯伯里起初非常疑惑——这也正是两年半后[2]二号女士打来电话时韦克菲尔德的感受。萨利斯伯里想知道，这位医生为什么会打来电话。

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一位新闻报道者不应该相信片面之词，因此，我非常感谢韦克菲尔德随后写了一封信，总结了这次通话的内容。当时，韦克菲尔德正在等待《医学病毒学杂志》刊登他有关克罗恩病病毒的研究论文。韦克菲尔德在这篇论文中声称，他的研究团队在病人的肠道中发现了麻疹病毒，并且拍摄了照片。

“所以，我在想，”萨利斯伯里告诉我，“我们有什么必要认真对待这个人的意见呢？我们已经有了非常不错的疫苗接种计划。麻疹在英国已经绝迹了。”

但是，在那天的通话中，韦克菲尔德非常直接地将那篇还没有在《医学病毒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作为自己的论据。虽然，韦克菲尔德承认那篇论文与疫苗没有关系（与风疹和脑部疾病也没有关系），但是他依然解释了自己的目的：他想要和萨利斯伯里见面。更重要的是，他想要钱。

——

如果我可以在这本书中使用分屏的手法，就像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的电影那样的话，现在就是最合适的时刻。因为，韦克菲尔德不是唯一一个在政府停用特定品牌的疫苗时察觉到机会的玩家。

另一位玩家是律师理查德·巴尔，他的名字后来将登上《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他的名字还会出现在一张在布告栏上张贴的剪报中，引起四号女士对疫苗的怀疑。

巴尔有一头深色的头发，两眼之间的距离很宽，说起话来有一种略带沮丧的乡村口音。他可能会被人当成钢琴调音师、地毯推销员或者艾尔啤酒酒吧的老板。当时，巴尔已经42岁了，他的名声主要来自他和其他人合著的一本书《怎么选房子？买卖房屋和搬家的方法》（Which?Way to Buy,Sell,and Move House）。在当年的11月（此时使用Urabe毒株的疫苗已被停用）之前，他的职业发展不是很顺利。

“一个打零工的初级律师，”将近12年之后，我和巴尔见面时，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工作，“早上在治安法庭，午餐时间处理财产转让，下午搞搞遗嘱认证。”

他执业的地方在金斯林（King's Lynn），位于诺福克（Norfolk）海岸附近。但是，就像“皇家慈善”中的“皇家”一样，金斯林名称中的“King”（国王）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金斯林的人口将近四万，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背弃了中世纪的传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里就因为缺乏良好的市政规划而逐渐衰败，没有能照亮夜晚的大学，还深受顽固的白人单一文化的困扰。

然而，巴尔渴望达到大多数律师都想要追求的目标。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长久不变的雄心壮志：在英国法律纷争的大教堂——皇家司法院打一场官司。巴尔的父亲也是律师，母亲则是医生，因此，他有很强的动力来把一个控告制药公司的集体诉讼推进下去。

在《泰晤士报》刊登那篇140字的报道之后，巴尔就像一条善于奔跑的灰色猎犬一样行动了起来。没过几个小时，他就和多位记者讨论了此事。好运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八年前，他为一位商业酒席承办商处理过财产转让手续，此人名叫安吉拉·兰卡斯特（Angela Lancaster）。她在桑德林汉姆庄园（Sandringham Estate）附近购买了一套四居室的平房。这个庄园是英国女王所拥有的众多地产之一，位于金斯林东北方十英里处。

这个委托是一次性的，对巴尔来说没有多大价值。但是，就在某一天，这位委托人又出现了。1990年5月，也就是英国宣布停用两种疫苗的两年前，兰卡斯特的儿子——13岁的理查德患上了流行性腮腺炎性脑膜炎。理查德曾经在一所高级私立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排队接种了麻腮风三联疫苗。

“非常可怕，”安吉拉回忆起儿子在医院急性发病的情形，“医院每隔十分钟就会给他量一次体温。”孩子躺在担架床上，出现了头痛、畏光、发烧、呕吐、脖子僵硬以及昏睡等症状。

安吉拉询问巴尔是否能够起诉医生。她从另一位母亲那里听说，只要能让接种疫苗的人数达标，医生们就能拿到奖金。因此，安吉拉认为，到学校给孩子打疫苗的医生是在通过高风险的医疗程序牟利。

对于巴尔而言，第一步是取得法律援助：用纳税人的钱，资助付不起律师费的人。在英国的法律系统中，未成年人总能获得法律援助的资格，因此，巴尔填写了一张绿色表格，用于完成第二步：出具一份专家报告。在这份报告加上母亲的声明，用以描述孩子的遭遇及其时间。兰卡斯特的案子看起来很有希望，无论是胜诉还是败诉，英国政府的法律援助委员会（Legal Aid Board）都会支付律师费。

但是，小男孩在一个黑暗的房间休养五个星期后，已经完全康复了。他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也不需要别人照顾。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后果的话，他的母亲反而有了一种感觉，认为使用Urabe毒株的疫苗可能给她的儿子带来了一些好处。

“那个疫苗可能改变了我的儿子，”她笑着提道，轻微的炎症可能让她儿子有了更强的专注力，“他开始阅读计算机杂志。13岁时，他还总说自己想去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工作。到了23岁时，他已经不这么想了。”

让我们把时间快进到1992年的11月——巴尔想起了兰卡斯特的案子。在《泰晤士报》刊登那篇报道的那个星期二，下午四点左右，安吉拉回到家中，发现了律师巴尔的电话留言，询问他是否可以将安吉拉的电话号码提供给记者。她儿子的故事现在成了新闻，也是一个充分利用了英国政府机制的完美轶事。

安吉拉告诉我，她后来与《每日邮报》（Daily Post）接触过，但那位记者错过了截稿日期。表现更好的是《独立报》，该报的医疗新闻编辑西利娅·霍尔（Celia Hall）是个兴风作浪的老手，在百白破疫苗恐慌事件中就曾有过动作。那天夜晚，她敲定了两篇报道，而这两篇报道都和巴尔有点关联。

第一个关联不太直接，霍尔采访了一位家庭医生，这位医生执业的地点是威斯贝奇（Wisbech）附近的一个小村庄，距离金斯林只有13英里。巴尔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在威斯贝奇设有分部，他的父亲曾经在那里当了很久的初级律师。考虑到当时英国的人口有5800万，这种关联更像是一个巧合。

霍尔的第一篇报道发表在报纸第二版，是一篇横跨三栏的头条新闻，“尽管疫苗和脑膜炎之间可能存在关联，孩子们依然接种了疫苗”。报道还引用了那位家庭医生对卫生部行动迟缓的批评。

一位全科医生指责卫生部选择追求行政上的便利，而不是民众最大限度的安全。“他们希望在通知医生之前，就能够准备充足的第二型麻腮风三联疫苗。”在剑桥郡威斯贝奇附近奥特韦尔（Outwell）执业的医生戴维·贝文（David Bevan）这样表示。

对于全国性的新闻报道而言，上述言论不算是最有力的反疫苗意见，也算不上多么权威的消息来源。特别是，包括贝文在内的所有医生都知道，接种使用Urabe毒株的疫苗所产生的效果，绝对胜过不接种疫苗。但是，霍尔用半版报道挑起的疫苗争议，足以为巴尔招揽到生意。

“‘可怕的’经历导致一些民众采取法律行动。”《独立报》在上述第一篇报道下方刊登了第二篇报道。符合这句描述的案例只有一个，即很久以前就已经放弃起诉的兰卡斯特案，这篇报道用了四个自然段来描述安吉拉当初如何筹划起诉。而接下来的一句话就让人感觉不太对了。

但是，他们委托的初级律师，来自金斯林的理查德·巴尔是赔偿诉讼专家，他正在为英格兰北部的另外一个家庭做代理律师，这个家庭中的五岁孩子在接种麻腮风三联疫苗之后就患上了脑膜炎，现已严重失聪。

巴尔……赔偿诉讼专家？看来，霍尔是个预言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餐厅都还没有把菜单放到网络上），律师只要能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就能成为吸引客户的极佳诱饵。

如果没有这两篇报道，巴尔就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初级律师，但是，他从自己选择的专业领域中脱颖而出，赢得了法律援助委员会的合约，成为许多希望针对麻腮风三联疫苗提起诉讼的家庭的代理律师。这份合约将在接下来的12年里“开花结果”，巴尔和韦克菲尔德正在推动一场疫苗恐慌，有朝一日，世界各地都会感受到这场危机。

——

律师和医生还没有碰面。但是，韦克菲尔德给萨利斯伯里打电话时，他的那个奇思妙想已经有了一些变化。现在的重点不是麻疹病毒，而是用病毒制成的麻疹疫苗。虽然韦克菲尔德并未在《医学病毒学杂志》的论文中“提到这个问题”，但他还是警告说“这将是第一个出现的问题”。

在三楼的办公室里，萨利斯伯里感受到一种“狗哨”[3]的气息。他曾经见过这种推测引起的负面影响。他想起了百白破疫苗恐慌期间的病房、咳嗽到干呕的婴儿、亚急性硬化性全脑炎，想起了他还要告诉家长他们的孩子将会怎样死去的过往。

“我担心，”韦克菲尔德告诉萨利斯伯里，“虽然麻疹，特别是麻疹疫苗，最后可能与克罗恩病等疾病没有任何关联，但是媒体会特别关注疾病发病率增加和疫苗之间的明显关联。”

媒体会特别关注？为什么？韦克菲尔德的暗示正好印证了萨利斯伯里的担忧。

韦克菲尔德的职业发展道路和萨利斯伯里不同，病人从来都不是他高度重视的对象。“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尽快见面，讨论以后的发展。”韦克菲尔德强调说，后来他在信件中也是这样写的。“然而，对于这个研究计划，拥有充足的资金是很关键的，我们见面时也必须讨论这个问题。”

我和萨利斯伯里见面已经是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但是，说起那次谈话，他记忆犹新，恍如昨日。“即使那只是他第一次打来电话，也依然给我敲响了警钟。”他这样告诉我，并且承认他当时觉得有些话就像是敲诈。“他的口气，就像是勒索加恐吓。‘你会注意这一点的。你会想要这方面的研究，因为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发生。’”

注释

[1]原文如此。——编者注。

[2]原文如此。——编者注。

[3]狗哨（dog whistle）原指牧羊人呼唤牧羊犬时所用的一种哨子，其声音只有狗能听见，人听不见。这个词在现代被引入政治术语中，如“狗哨政治”，意指政治人物用隐秘的方式，对特定受众说出某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由于表达方式比较隐秘，所以只有特定受众才能明白其中暗含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