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文化起源：从神话到现实

东北玉器的溯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中国玉文化发端的溯源。拜赐2013年和2017年吉林、黑龙江两地相继发表的考古发现，使得当今学界审视玉文化源流的观点，一方面能够大大超越古人，另一方面也相对超越2017年以前当代同仁的所有观点。

21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玉学玉文化研究的兴旺发达，学者们都需要努力补习有关玉文化起源方面的知识。补习者一旦进入这个领域，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一个浩瀚的全新的人文世界，这里几乎不能指望过去的文字书本知识，其未知的东西远远超过已知的东西。就古人的想象力和上溯习惯而言，一般都喜欢将美玉文化的开端和我们的始祖帝王相联系。如《山海经》说黄帝像播种粮食一样，种出一种瑰宝级的美玉，称为“玄玉”。再如《越绝书》中人物风胡子说：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这就是使用玉质兵器的意思。

古代读书人对此类说法，基本上是听之任之，理性稍微发达者，会敬而远之的。因为古人根本没有条件求证有关玉文化始源信息的虚实真假。今人则完全不同。按照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实事求是原则，我们能够依照考古发现的玉器年代数据，认知到1万年来没有中断过的玉文化传承的全程情况。这当然要比古人将美玉之源头，托古到黄帝、颛顼或西王母的做法，更加符合历史的实际。

文学人类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倡导四重证据的研究方法[1]，调动考古实物，来判断古书内容的虚实真假。以黄帝铸鼎和黄帝种玄玉两个叙事为例，前者出自史书《史记》，后者出自被错认为小说的《山海经》。距今5000年上下的社会，那时还不具备冶金铸造容器的条件。即使到距今4100年的夏禹时代的中原，也同样不具备铸鼎的可能。史书中黄帝铸鼎传说只能是向壁虚构。相比之下，《山海经》中黄帝与玄玉的叙事反而更靠谱：在距今5300—4000年的史前中原文化中，有超过100件墨绿色蛇纹石玉制成的玉礼器相继出土，证实了《山海经》中有关黄帝叙事的某种可信成分。

兴隆洼文化玉器作为中国玉文化之始，曾经是学界公认的结论。2005年出版的大型工具书《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和2007年出版的《玉器起源探索》均以距今8000年的内蒙古兴隆洼文化玉器为中国玉文化的始源。这样的论说，已经将汉字书写的3000多年历史提前了一倍以上，非常具有启发性和引领性意义，也有助于将8000年玉文化的理念普及开来。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土玉器全集》中黑龙江小南山遗址玉器的年代上限为距今7500年。考古领域的知识更新换代的速率，要远远大于其他专业。考古材料的数据一旦更新，其效果往往出人意料。后来的研究者必须根据客观性的新数据，来纠正以前的观点。2015—2017年小南山的考古发掘表明，小南山玉器的年代可纠正为距今9200—8600年。小南山玉器的横空出世，不只是在年代上将中国玉文化史的开端大大提前，而且对国境内玉文化萌芽期玉器种类的认知，带来了全新的起点。饮水思源，查源方知流变。起点坐标的改变，必然带来路线图的全程大变。

审视玉文化起源，如今的东北三省是当之无愧的始源地区。就玉料产地而言，我国流行“四大名玉”说，其中的陕西蓝田玉，以大理岩矿为主的玉石，属于古人用玉材料中的等而下者，剩下的三大玉矿产地，其被先民开发使用的年代顺序是：辽宁岫岩玉第一，河南南阳独山玉第二，新疆和田玉第三。三者的初始使用时间分别为距今2万年前、约6000年前和约4000年前。本章就从最早被开发利用的岫岩玉矿讲起，随后是距今1万年的吉林双塔遗址玉器和距今约9000年的黑龙江小南山玉器。有心的读者可以旁及靠近黑龙江的内蒙古海拉尔哈克遗址用玉，由此溯源其所用玉料到境外的贝加尔湖玉矿和当地的旧石器时代玉文化。

岫岩玉与小孤山玉手斧

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以我国北方出产岫岩玉最大的矿山而著称。从岫岩县和海城市析木镇两地出产的岫玉矿资源，到距今8000年产生用玉小高潮的内蒙古赤峰地区，其间约有1000里（约500千米）的路途，其间的玉料运输是怎样完成的？这是迄今大批专家百思不得其解的谜题。研究者的目光基本被自岫岩向辽西和内蒙古东部输送玉材的路线方向所牵引，较少有人知道岫岩西邻的海城市析木玉，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被当地先民采用，制作玉石器工具。析木玉产区在海城市的海城河流域，有名的产地有三：析木镇、孤山镇、马风镇。按地名相应称为析木料、孤山料和马风料。析木玉质地细腻温润，玉色绿得喜人，当地美称其为“析木绿”。

在岫岩西北方向的海城孤山镇，发现距今3万—2万年的古人类遗址——小孤山仙人洞。这是一处天然洞穴，也是今日的旅游景点，能够带来关于穴居人、野人生活的许多猜想。

海城河发源在小孤山，1975年2月4日，海城地震，仙人洞附近河滩出现了几十个深坑，引来地质专家，意外发现1块数万年前的动物化石。1983年，文物工作者展开正式发掘。《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1期发表的《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掘简报》，报道了38种哺乳动物化石、上万件石制品和一批制作精美的骨角制品及装饰品。其中骨针和穿孔兽牙，也见于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这些文物还原了几万年前生活在海城地区古人类的生活状态与生活场景，其中有2件岫玉石器（打制玉手斧），将东亚先民使用玉的时间，定格在旧石器时代晚期。2001年，国务院公布海城仙人洞遗址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简报的第二和第五作者，辽宁省博物馆的傅仁义、海城县文化局局长的祝明也二人合作，又在16年后发表《从考古学资料看岫岩境内玉的开发和利用的历史》。文章依据考古实物及海城仙人洞遗址人类打制的岫玉石片，探讨人类最早开发岫岩玉矿石，并制作生产工具的历史，同时指出岫岩玉矿脉分布在辽东地区的岫岩、海城等地。而我国最早开采和利用岫岩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万—1万年，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两年后，傅仁义发表《最早岫玉制品的发现是中国玉文化研究史上的重大突破》重申上述观点，进而根据对仙人洞遗址玉石片的分析，指出该玉制品属于岫岩透闪石玉。其所属地层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绝对年代测定是距今3万—2万年。两篇文章发表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这大致表明学者们对小孤山玉器发现的不知情或不认可态度，主要原因是对玉器的判断标准不同。如果不是为审美而生产的饰品或为祭祀而生产的法器，仅仅是玉质的工具如手斧，这算不算玉器？

在此，本章将小孤山玉器放在“玉成中国”首屈一指的位置，不打算纠缠于玉器定义的标准之争，主要考虑的是岫岩玉矿资源区的开发史意义。2万年前的仙人洞先民就地取材，采用岫岩玉（析木玉）制作工具，延续的是旧石器时代的工业传统。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先民同样采用岫岩玉制作饰品和法器，则不属于就地取材，而属于远距离运输。相信在2万—8000年之间，在岫岩海城和赤峰的400多千米之间，日后还会有新的考古材料出土，将这个巨大的空缺逐渐填补[2]。

在20世纪考古发现兴隆洼文化玉器和红山文化玉器之前，岫岩玉在传统的古玉收藏界名声不高。由于张骞通西域以来，和田玉被统治阶层抬高到“帝王玉”的至尊地位，其他所有玉料不论出自哪里都被戴上一顶帽子，称“地方玉”或“地方料”。岫岩玉和独山玉的制品，相对于和田玉，完全被冷落，乃至打压；而距今五六千年的红山文化玉器、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玉器重现天日，并被学界基本一致认定为岫岩玉的制品之后，人们才终于觉悟到，岫岩玉除了有蛇纹石玉以外，也有大批与和田玉不相上下的透闪石玉料，特别是产自河床中的“河磨玉”。

有关研究表明，岫岩玉料有原生矿与次生矿两种类型，即“老玉”和“河磨玉”。“老玉”主要产于辽宁省岫岩县细玉沟沟头的山坡和山顶上。“河磨玉”主要分布于细玉沟沟谷及白沙河河谷底部和两岸阶地。“河磨玉”是由出露地表的“老玉”风化破碎、滚动沉积而形成的。研究者对“河磨玉”的岩相学特征、地球化学特征、成因等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河磨玉”的铁元素含量逐渐增加是影响“河磨玉”颜色的重要因素。所含铁元素的不同，使得“河磨玉”呈现出浅绿→黄白→灰黑→墨绿的不同颜色。原来俗称墨玉或玄玉的深色调，是由于玉质主要成分为阳起石且其中铁元素含量较高的缘故。

万年吉林双塔遗址玉扁珠

双塔遗址的一期文化仅有1件玉器出土，而且是夹杂在其他石器、骨器等海量文物中间发表的，起初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直到2018年八开本彩图版《哈民玉器研究》所呈现这件玉扁珠的巨幅照片，这才伴随着哈民玉器声名鹊起，引来无数玉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关注。

双塔遗址位于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双塔村的一条土岗上。1960年文物普查时发现此遗址，1981年定为吉林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8—10月，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联合对遗址西部有古墓葬暴露处展开抢救性发掘，出土陶器、石器、骨器及大量动物遗存。据研究，遗址一期文化的年代在距今1万年。双塔遗址的先民采用的是渔猎采集经济的生业模式。1件玉扁珠，就出现在这样的生活背景中。和海城小孤山遗址一样，二者在文化发展程度上都没有达到农业生产阶段。基于2007年双塔遗址一期地层及遗迹单位出土的3万多件以脊椎动物为主的动物遗存，结合孢粉分析，发现1万年前双塔遗址地区处于干旱的沉积环境，植被覆盖率较高，呈现了以草甸为主的植被景观；晚段的植被覆盖率降低，环境变为半荒漠。人们以蒙古兔、环颈雉等小型动物为主要狩猎对象，兼营渔捞；其食物以广谱型肉食资源为主。因此，研究者推断当时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这是北方农业革命发生的前夜，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选择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吉林白城市双塔遗址仅发掘到1件玉扁珠，因其年代足足万年，而且不属于生产工具类，是能够体现“石之美者”的玉饰品，非常引人注目。这要比2017年公布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发现的玉器群，还要早近千年。结合2011—2015年白城市大安市后套木嘎遗址二期三期出土的玉器，吉林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玉器群已经呼之欲出。这是从狩猎采集生活向农业生活或半农半猎生活的过渡期，玉器生产渐进发展的体现。相信还会有年代接近双塔遗址和后套木嘎遗址的新遗址被发现，让东北玉文化发生的物证链条更加系统完整。虽然目前仅出土了这1件玉器，却可以和贝加尔湖地区更早的白玉环文化带建立关联。

在双塔遗址一期地层出土的陶器中有1件“刻画人面纹陶片”尚未引起学界重视。至少其1万年的历史深度就足以为改写现行的中国艺术史、雕塑史和美学史等提供重要资料。用五个同心圆的形式来刻画眼睛，类似的表现手法也见于史前岩画，并通常被岩画研究者解读为先民想象的太阳神造像。值得关注的还有，从造型艺术的历史看，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出现的浮雕玉人面作品，如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嵌蚌玉人面饰，原来也可以溯源于此。

最近发表的考古学、环境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交叉研究成果对东北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文化生态的探讨，对玉器生产为何、如何在我国东北起源的问题，做出很好的启示。如岳健平、李有骞、杨石霞三人合作文章《中国东北北部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生态研究》指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是国际关注的领域。国内大批考古新资料，对此问题的认识逐渐引向深化。东北北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这一区域在新石器时代初始之际发展为“渔猎型新石器文化”，构成一个相对独立而稳定的考古学文化区。有学者运用文化生态学视角解析该地区史前考古遗存的文化适应意义，提出“东北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适应问题。文章以近年来更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距今2万—9000年）的考古遗存为据，探讨这个转折期技术、生计、栖居方式的转变；结合气候环境、人口规模等信息尝试解答本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产生的原因与机制，构建其文化适应的动态过程，为探究陶器、磨制石器、农业和定居等文化因素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提供参考。文章还给出一张图表，汇聚这一地区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的主要遗址情况（见表一）。

表中所列距今2万—9000年前遗址共9个。本章讨论的双塔遗址和小南山遗址均在其列。若将讨论范围扩大到包括辽宁省的话，那么海城小孤山遗址也会入选。通过这个背景时空的鉴照，玉文化为何率先出现在东北而不出现在其他地区的问题，就有了思考和讨论的依据。一般而言，我国的玉器生产没有在旧石器时代出现，而是在新石器时代出现。率先进入定居农耕生产的史前社会未必具备生产玉器的条件；没有进入农耕社会式定居生活，却进入渔猎为主的定居生活方式，相对而言更容易催生玉文化的出现。这就是自然条件加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玉文化肇端的情况。

说明：桃山遗址第3层虽未发现磨制石器，但出土有经两面打制，形态规整的石斧形器和锛形器，应为磨制石斧、锛的雏形，小南山遗址第一期遗存中也发现较多石锛形器。

引自岳健平、李有骞、杨石霞：《中国东北北部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生态研究》，《考古》，2022年第3期

黑龙江小南山玉器群

黑龙江双鸭山市饶河县小南山遗址位于中俄边境的乌苏里江畔。1991年，因人们翻建瞭望塔意外发现了小南山古墓，后古墓遭盗，由公安部门追缴回随葬品126件，其中玉器67件、石器56件、牙坠饰3件。因缺乏地层关系和测年数据，67件玉器的年代最初被误判为距今约5000年的红山文化时期。此后至少有两位学者撰文，重新判断其年代，认为属于新开流文化，年代与兴隆洼文化中晚期接近，距今约7500年。赵宾福等提出1991年发现的玉器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距今8000—7000年，晚期距今7000—6000年；并推测小南山墓地性质是新开流文化贵族墓。

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红山文化玉器的大量发现，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力；一般将东三省各地发现的史前期玉器看成是红山文化向外围的扩散。到21世纪初，小南山玉器还被认为是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玉器对外影响的产物，根本没有被列为独立的文化现象，相关图书将其收录的亦甚少。

通观1991年出土的67件玉器：玉环45件，玉玦11件，玉珠5件，玉斧1件，玉簪1件，玉矛1件，玉斜刃器1件，玉匕形器2件。玉色以淡绿、浅黄、灰白或三色相间者占大多数，少数则受沁[3]后呈鸡骨白状。

2015年以来，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小南山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工作，发现其史前文化层有三期：第一期距今17000—13000年；第二期距今9200—8600年，第三期距今4500年前后。这表明，本地的文化不是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的。第一期结束后，过了将近4000年，才迎来第二期文化即有玉器生产的年代。迄今为止，第二期的两个墓葬区共出土玉器140多件。其中，2018年发掘的一墓出土8件玉器：6件玉玦、2件玉璧。加上1991年的67件，仅仅一个史前遗址的出土玉器总数已达200多件。相比之下，辽宁省诸多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总数也就300多件。要知道，后者是5000多年前的玉器，小南山则是9000年前的玉器，能在这样早的时期达到这样的数量规模，东北边境地区玉文化起源期的景致堪称辉煌。2020年5月，小南山遗址入选2019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也是黑龙江省第四个获此荣耀的遗址。

从种类看，小南山玉器以圆形为主：玉环、玉璧、玉玦、玉珠、玉管；非圆形的有：玉匕形器、吊坠、玉斧、玉簪、玉矛尖等；尚未发现人像、人面形或动物形玉器。弯条形玉坠，则可以视为玉璜的雏形。

从用料情况看，王荣对2015—2017年出土的小南山玉器做了全采样玉料成分分析：74件玉器中39件为透闪石玉料，即俗称“真玉”或“和田玉”；蛇纹石玉17件，斜绿泥石6件，滑石6件。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十分类似和田白玉的贝加尔湖白玉料。

总结以上三个遗址，为什么是本章所述内容，而不是随后出现的各个玉文化遗址，要列为“玉成中国”主题下的首要部分呢？这是完全依据21世纪以来的考古新发现而设计的东三省文化史新篇章。耀眼的玉器群，和我们对东北文化白山黑水、虎豹熊罴、大豆高粱的刻板印象，具有怎样的知识再造和观念更新意义呢？应该说，玉文化源头的发现，是一种深度认知的重要文化基因的发现，这对世界上唯一承载万年不中断的玉文化的中国，具有怎样发凡起例般的意义，还需要长期思考，不断深入，推陈出新。

玉文化的始源，就在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转折期，即从旧石器时代终结到新石器时代开启之时。一个重要的新认识是：过去的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给出的文化进化模型，是按照狩猎采集社会与农耕社会两种完全不同的生计模式来区分的。一般将狩猎采集视为游动性的社群，将农耕社会作为人类定居之始。东北地区新考古材料的呈现，逐渐打破这个刻板的二分法。狩猎采集人群也有定居生活，从山洞中的穴居，到独立建筑房屋，这也是非农业人群的发明创造，即早期从游动到定居的狩猎采集者，开启转折性的新生活方式。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却没有什么实际经济效益的玉器生产，就是在旧—新石器时代接替之际，在这样的东北地区登上历史舞台。[4]

[1] 笔者基于王国维提出的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二重证据法，提出将口传的活态文化作为第三重证据，将出土文物作为第四重证据的研究方法。

[2] 冯永谦列举出岫岩至沈阳之间若干新石器时代用玉遗址，如岫岩县北沟遗址，东沟县后洼遗址，本溪满族自治县马城子洞穴B洞下层墓葬出土玉斧、玉刻刀等，沈阳新乐遗址出土玉料、玉珠等；不过这些玉器的年代都没有超过距今8000年。（《红山文化玉器与新品鉴考》，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期待日后会不断有新的发现。

[3] 指古玉器受自然环境下的风化作用与侵蚀作用所致的性状改变。（编辑注）

[4] 并不是所有趋向定居生活的狩猎采集者部落都生产和使用玉器，正像并不是所有的趋向定居生活的狩猎采集者部落都放弃了旧石器时代原有的打制石器传统，转向精细加工而耗时耗工的磨制石器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