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玉成中国”？

审视我国1万年的文化史和5000多年的文明史，方兴未艾的物质文化研究新视角，可以有效地聚焦到充分体现中国性的玉文化方面。中国人崇玉、尚玉的文化也可追溯到距今1万年的旧—新石器时代之交。“玉成中国”的理论要义是按照传统的中国本土话语，并依据考古发现的史前史新材料和新知识体系，重新阐发5000年文明古国所以然的一种尝试。我们知道，在中国代表统治者的“王”字，其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汉字中就像是1件玉钺的素描图。玉钺，早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中国南北方各地，即作为王权和军权的符号化圣物，而发挥统治效用。

从理论方面讲，所谓“玉成中国”原理，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理解：

第一，自然地理意义的解释。

打开我们国家的版图，其地理空间分布的东西两极方向，恰好都分别储藏着丰富的优质玉矿资源，这是人类独有的玉文化发生和发展的自然条件基础，这是天赐的财富，可遇而不可求。在国家版图的东极方面：玉矿资源储备以濒临鸭绿江的辽宁省岫岩玉和宽甸玉为代表；岫岩玉又称长白山玉，因为从海城到岫岩一带的山脉皆属于长白山的余脉。西极方面的玉矿资源分布，则更显得地域广阔，包括新疆和田的昆仑山脉和喀什地区的喀喇昆仑山脉，绵延数千千米。最西端的玉矿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马尔洋墨玉矿，出产黑青色的优质透闪石玉料，俗称有“塔青”和“墨碧”等，先秦古籍则称之为“玄玉”。马尔洋墨玉矿的地理位置，距离中国与巴基斯坦边界的红其拉甫口岸仅有几十千米而已。

至于我国版图北方和南方的两极，也同样分布着极其重要的玉矿资源，不过二者的大宗均在目前的国界之外：北面是贝加尔湖西南岸山地的优质透闪石玉矿（俗称“俄料”），是全球范围内玉质仅次于新疆和田的高等级玉料；这也是整个欧亚大陆上驱动旧石器时代后期玉文化率先发生的物质基础。南面则是与云南省接壤的缅甸山区的全球最优翡翠矿。贝加尔湖玉矿的资源，自1万年前就开始向国内方向传播（参看本书《万年玉源》一章），对于我国玉文化的发生起到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但是，贝加尔湖玉料在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衰落以后，便基本停止其南传的步伐。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又作为新疆和田玉的替代资源而被大规模开发并源源不断输入我国。南方的翡翠则在明清时期规模性地输入我国，先为清王朝宫廷贵族所喜好，随后普及整个上流社会，乃至发展为当今我国玉文化中高档奢侈品资源的半壁江山，与新疆和田玉平分秋色。如此看来，我们巨大的国家版图的东南西北四极大方向上，居然皆有美玉矿藏为标识。为什么会如此巧合？除了用汉语成语中的“天造地设”来形容，恐怕不会有更合适的词语来表达这样奇特的自然地理现象。

第二，文化基因意义的解释。

文化基因意义的解释是将史前先民生产和使用玉器的行为及其结果，视为一个以美玉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我国玉文化的分布版图同样很广。我们看最早成系统使用的汉字，即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其使用所覆盖的区域是以中原为中心的狭小范围；而玉文化分布的版图范围，至少在4000年前就是后来甲骨文使用范围的十倍以上！从东海之滨到河西走廊的武威，从东北三省到岭南两广地区和东南部的台湾岛，玉文化以惊人的传播力，先统一了东亚的广大地域。

而玉文化从发端至今，大约刚好构成整整1万年以来以玉器为主角的历史叙事。这是古代人士和前辈学者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神奇故事。玉文化叙事的年代之深远，足足顶得上使用甲骨文以来汉字叙事历史之三倍以上！

如果要筛选出一个汉字，代表这个以美玉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那么不会有比“国”字更合适的候选字了。“国”字的出现，可不是天造地设的自然安排，而是华夏民族文化信仰选择之结果。从“或”的繁体字“國”，代表用武器戈来守护城池内的国家重要珍宝。如今的简体字“国”，早在魏晋以后的古籍中就出现了，称为古代的俗字。“国”字的四方外框，代表人为修筑的四方城池之城墙，四方围住的中央，便供奉着中国人信奉的世间价值最高之物——玉。汉字中的“玉”和“王”字，二者几乎是大同小异的，为什么呢？

如果说在中国巨大国土的四极方向，以出产美玉之山水为自然标志，那么华夏的造字祖先们，早在汉字甲骨文产生的几千年前，就已经是玉石神话崇拜的虔诚信徒。从甲骨文的构形来看，商朝的国号“商”字，代表王者之器的玉璧的“璧”字，代表王者的“辟”字，神圣化动物“龙”字和“凤”字，这五个完全不同的字中，都有一个标记神圣化美玉的结构要素，即“䇂”。古文字学界目前已经较为一致地认同如下观点：在甲骨文“龙”字、“凤”字中，神圣动物头顶上方的这个“䇂”，就是玉器的符号。具体而言，有玉钺说、玉冠说、玉璋说、玉圭说和玉柄形器说，等等。

如果没有甲骨文汉字出现之前六七千年的玉文化发展做铺垫，这样的造字现象是根本无法理解的。而如今，这一段为甲骨文汉字出场做铺垫的史前文化史脉络，已经日渐清晰起来，这给当代知识界带来的启迪，完全是预料之外的，也具有非常关键的迭代意义。

本书，便为此而编写，邀请国内的考古学家、博物馆馆长、人类学研究者，分头聚焦各大重要的史前至夏商时期的玉文化遗址，简析其出土玉器群组的情况；再将这些遗址的玉文化面貌整合为一体，上升到驱动文明起源的国家文化信仰和意识形态高度，努力揭示多元一体文明国家格局由来的奥秘。

史前玉文化传播：先统一长三角，继而统一中国

若将这1万年的玉文化叙事从中间分为两段，即对应通常所说的“上五千年”和“下五千年”。其中更为精彩绝伦的内容，是一部完全发生在中华“上五千年”间的玉文化发生发展史；若不是紧盯着考古新发现的材料，去做专业的细致梳理和大胆探究，古往今来还真的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内容。

本书的十三章内容，除了末章是讲述玉石之路的文化传播作用以外，十二章的主体都是介绍考古发现的史前至夏商时期玉器分布的重要遗址。前七章内容，从万年前的东北玉文化曙光到8000年前的辽宁阜新查海文化玉器辉煌，催生以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玉器大繁荣，再到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随后的龙山文化，中原仰韶文化与长江流域屈家岭文化的互动，以及距今5000多年的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登峰造极，这些重要遗址都能透露出源自中华“上五千年”的社会生活信息，合起来构成一幅玉文化自北向南发展，先传播覆盖东部沿海地区，再自东向西发展的全景图。

本书接下来的四章，分别介绍“下五千年”间的第一个千年发生的玉器故事，即相当于唐尧虞舜到夏禹夏启建国的这一时间段。涉及四大考古学文化的玉器分布情况，分别是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2]，以肖家屋脊遗址为代表，甘肃青海一带的齐家文化遗址、陕北黄土高原的石峁文化遗址和广东韶关的石峡文化遗址。四地的玉文化面貌相距数千千米，各不相同，其中的后三者明显传承着“上五千年”长三角地区的良渚文化玉礼器体系，即都以玉璧、玉琮、玉钺、玉璜的组合礼器为核心。这就清楚地显现出史前玉礼器体系化、成熟化的标志为良渚文化。在良渚文化消亡之后，这个体系并没有伴随江南良渚古国的覆灭而消失，反而是向中原、南方等几个方向不断传播。这才有笔者在第十五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后成书的《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之论断：经历数千年发展后，玉礼器传统率先在良渚文化时期形成相对固定的组合体系，统一了整个环太湖地区的礼制制度，该体系中的大部分内容随后辗转传播到中原地区，奠定了夏商周国家的玉礼基础。简言之，玉文化在距今5000年之际先统一长三角，其后又在距今4000年之际，大体上统一了中国。其后一章聚焦历史上所称夏商两代的玉文化，除了中原二里头遗址和安阳殷墟出土的大量玉器外，旁及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的两个遗址：三星堆和金沙，其用玉年代相当于商末周初。中国史前玉礼器的种类在此回光返照一般地集群呈现，尤其是龙山文化时代兴起的玉璋，占据三星堆玉器的大宗。该章还论及学界近年来形成的新观点：以玉璋作为夏代文化标志性器物的问题，相信会引起关注上古史的读者之广泛兴趣。

至《周礼》成书时所概括的国家神圣化玉礼器的“六器”——琮、璧、圭、璋、璜、琥，从“上五千年”看，至少璧、璜、琮三种是很古老的礼器，而圭、璋、琥三种是在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时代新出现的玉礼器。具体而言，璧（包括环）最早，见于首章东北1万年—9000年的史前遗址：吉林白城双塔遗址和黑龙江小南山遗址。璜其次，首次出现在小南山遗址和随后的兴隆洼遗址。琮的出现，相对要晚几千年，那是南方的产物，即长三角史前文化的独创玉礼器，也是良渚古国统治阶层的最爱。反山遗址编号为M12的墓葬出土的玉琮王，四个表面居然精雕细刻了八个羽冠鸟人形神徽，表明此形制的玉器在当时拥有至高无上的等级。圭和璋分别始见于中原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年，后向西传播到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到夏商两代，才第一次出现璋的生产高峰。六器中唯有玉琥一项，始见于距今约4200年石家河文化的平雕玉虎或玉虎头，其流传范围相对要小很多。

玉礼信仰：文化认同驱动统一文明形成

上述玉文化的传播是从“上五千年”新知识反观“下五千年”文明典籍所以然的鲜活案例，可以凸显本书在知识创新和文明探源方面的前沿性观点。“上五千年”的各地玉器品种并没有按照原样传承后世，其中有大约半数以上，都在历史的长河中失传了。其中包括最早的玉器种类之一的玉匕形器，5000年前在良渚文化中独树一帜的玉冠形器（包括山形冠和其他种类）、玉锥形器等。如果没有现代考古发现，它们可能早已完全被后人所遗忘。正是百年来的考古发现，让今日的知识界能够据此对古代礼书经典有关玉礼器的“六器”说做出重新权衡判断，并相对重构出距今7000—5000年的“六器”组合情况，由此窥见中国早期的玉礼信仰。

文学人类学这个新兴交叉学科在最近几年尝试创建中国版的文化理论体系，并给出有关中国文化基因筛选的两个标准：其一是时间标准，必须在5000年以上，即产生于中华“上五千年”间；其二是质量标准，要和中国文明核心价值密切相关。经过这样严苛条件的筛选，首先入选的两大文化基因就包括在《论语》中孔子的如下感叹句中：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在世界各大文明古国起源的比较研究之宏观背景下，可概括出简单明了的差异性特征，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地中海文明，全部是面食文明加黄金崇拜，唯有我们东亚自然条件所孕育的中国文明，是米食文明加美玉崇拜。面食文明的农作物主要是两种：小麦和大麦；米食文明的农作物也是两种：北方小米和南方大米。中外文明最基本的差异就在于此。

为什么其他古文明都始于崇拜黄金的神话价值观，唯有我们中国文明始于崇拜美玉的神话价值观？

近代以来讨论中外文化差异的著述，虽然早已汗牛充栋，却始终没有聚焦到这样的核心问题上来。受惠于百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和玉学方面新知的日益积累，足以给文明比较研究带来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认识飞跃。

自2009年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以来，文学人类学团队围绕本课题上下求索，十多年来的专业研究基本围绕着同一个主题：“玉成中国”。其间所完成的大型研究课题共有三个，统称“玉成中国三部曲”[3]。按照这个研究范式的要义：文明起源研究绝不能局限在搜罗寻找材料和排比年代表方面，而是要在充分利用新材料的基础上聚焦到一个文明特有的灵魂，即神话信仰方面上来。

通灵宝玉神话的万年传承不衰，为研究者提供了彰显“玉成中国”文化原理非常生动的系列案例。对于文明起源的研究需要立足于玉石神话信仰的知识考古研究成果，梳理万年玉文化基因的文明史呈现过程，包括对中国历史动力的新认识，重新确认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的构思起点，当然也包括重写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艺术史、美学史的本土富矿资源，特别是中华文明独有的“玉化想象”。

统合本书十三章内容的核心对象，即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绵延至今，有一个重要的神话想象主题贯穿始终，那便是以《红楼梦》“通灵宝玉”为代表的玉石神话。这个主题始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的萨满通神信仰和礼仪活动，并由此而积淀为某种前文明国家形态的国教性质的观念系统，驱动着从北方到南方的各地史前玉文化发展，最终蔓延到国内的多数地区（除青藏高原和西部边疆地区）。在距今4000年上下，即相当于华夏第一王朝夏代纪年开启的时代，玉文化实际上已经先于汉字和青铜器，形成对华夏国家版图的统一覆盖格局，并有力发挥文化认同与思想凝聚作用，对统一文明国家的形成，起到重要的驱动作用。因此，唯有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不同，将源于史前时代崇拜美玉的神话价值观贯穿到整个文明史中。

假若我们要为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面文学的开端确认某种比甲骨文还要早几倍时间的神话主题传承，那肯定非玉石神话信仰莫属。倘若要给华夏早期神话信仰确认想象的源头，即找出来自“上五千年”的文化基因，那也同样是非玉文化莫属。那么，玉文化是如何对华夏文明的发生起到核心凝聚作用的？

玉文化第一次传遍东亚的广大地域，经历了漫长的时光。这是自距今1万年前后的第一件玉器在东北的吉林省西北角登场，直到距今约4000年的齐家文化玉礼器遍布甘青宁陕等地。这个缓慢的神玉崇拜的认同过程，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用了约6000年在各地广泛传播，终于覆盖到除河西走廊以西和青藏高原之外的大部分国土地区。

玉文化所带来的统一过程，绝不是一种金戈铁马的武力征服，更不像秦始皇大军那样的攻城略地，而是精神征服和信仰观念的同化过程。如果划出一个距今6000年的玉玦文化传播区，即史前玉文化在东亚传播的进程，就很能说明问题。一种强调友好合作的非暴力理念，伴随着玉文化基因的生长和传播而得以孕育。中国文化深层的和平基因，体现在后世尽人皆知的古汉语成语“化干戈为玉帛”中。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干戈去抵御敌人的干戈，而非要用象征美好的美玉和丝绸来化解冲突，制止战争和百姓死于非命呢？这里面有着充分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值得认真对待和深入探究。

到了距今4000年之际，也就是相当于夏朝初年的时代，又出现玉璧、玉琮和玉璋的广大范围覆盖，东起胶东半岛，南至广东，西达甘肃青海一带。这样的史前期玉文化分布地图，会让熟悉儒家经典的人发出感叹，中国的国家级政权还没有出现，统一的玉礼制度，就率先出现，并悄无声息地“攻城拔寨”，四散传播，逐渐地分布到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和新疆以外的大部分地区，甚至抵达今天的越南。

玉礼器和玉饰品与养蚕缫丝产品的史前相遇，在古汉语中留下“玉帛”的词组和流行语，《论语》中孔圣人就将“玉帛”并称。儒家文化对古老玉文化的传承还有一个突出贡献，即用美玉来形容儒家人格理想的最高境界：君子温润如玉。儒家思想要求君子达到“温柔敦厚”的境界，这样的文化取向就从根本上有效地消解掉男性与生俱来的暴力倾向，将史前玉文化孕育出的和平基因，在文明社会中进一步发扬光大。这显然是玉文化加儒家文化对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和平大业最大的思想贡献。

虽然世界文明史的开端都叫青铜时代，但是我们的夏商周三代，就是在全面继承史前玉礼文化的基础上，迎来后发的青铜礼器文化的。因此，金玉共振，是华夏三代礼制笑傲于世界古文明之林的最突出特色。过去我们无法弄清玉礼器与青铜礼器之间孰先孰后的关系，如今则可以确信，玉文化是大传统，是原生的，金属文化是小传统，是次生的和派生的。后来的金属和原来的美玉发生共振，塑造出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所谓金玉良缘，金声玉振，金童玉女，金玉满堂，等等，不一而足。

从玉色看“玉成中国”的历程

玉文化逐渐统一中国的过程，还可以从玉石原料的主色调方面加以考量，并分别从物质和精神两个互动方面去加以审视和探究。如《周易》玄黄二元色模式的史前起源。

从物质材料上看，先是贝加尔湖玉矿原料的供应与传播，催生出万年前的东北玉文化。随后是以岫岩玉（包括透闪石、蛇纹石）为代表的辽宁、内蒙古本地玉矿资源登场。其基本用玉色调是玄玉加黄玉（俗称“青黄头”）。在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玉器生产中，玄黄二色成为主色调。这种物质材料所决定的玉文化现象必然给后世带来精神方面的影响，所谓龙血玄黄和天地玄黄一类的说法，应运而生。

就中原文明的玉文化起源而言，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出现的玉器，以墨绿色的蛇纹石玉钺为代表。这一时期，即从距今5500年前后，一直延续到距今40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时期，笔者称之为玄玉时代。只是在龙山文化时期的中原，才出现玄玉即深色蛇纹石玉料被浅色调的透闪石玉料所取代的现象。

距今4000—3000年，这个替代过程宣告全面完成。中原玉文化向西传播到陇山以西地区，乃至河湟地区，开启西北的齐家文化玉礼器时代，催生出中国史前最后一个地域性的玉文化高峰期，又通过齐家文化至商文化和先周文化、西周文化的传承，将史前玉文化带入商周文明礼制的主体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齐家文化是所有史前玉文化中采用优质白玉资源最多的一个。不排除齐家文化已经开始接触到新疆的和田白玉资源，并作为中介，将其向东输送到中原地区。

距今3000年以来的用玉史，天下已经逐渐形成白玉独尊的格局，从而揭开中国玉文化史的后半段。它以西周时代的第五位王——周穆王为界，因为正是这位周穆王，在华夏历朝历代的最高统治者中，空前地将足迹踏入西域腹地，穿越河西走廊和玉门关，抵达新疆昆仑山甚至到帕米尔高原的叶尔羌河流域。周穆王统帅的团队到昆仑山采回大量优质透闪石白玉之后，才真正终结了此前延续一两千年的玄玉时代。

本书讲述的玉文化发生发展历程，基本属于伴随百年考古发现而来的新知识领域。基于这些重要的物质发现，才有可能提示中国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分段审视问题，尤其是根据史前社会用玉的玉料来源和主色调演变，勾勒出完整的玉石神话信仰驱动的历史演进过程，为“玉统天下”的文明古国特色，做出溯源求本的系统观照和阐释。

[1] 本书图片如无标注，均为作者供图。出版时图片底色已统一处理。（编辑注）

[2] 学界对该文化的命名有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三种不同观点，详见本书第172页注释。本书尊重各位作者的不同观点，均予以保留，未作统一。（编辑注）

[3] 其代表著分别是《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2015）、《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2019）、《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2020）。围绕这三部专著的团队攻坚成果，分别以多种丛书出版，其著作和译著的总数在50部上下。三部曲著述的主要创见，在于从理论上建构出文明探源的神话学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