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子虚赋》的诞生地

司马相如写《如玉赋》，原本为了报答梁孝王的知遇之恩。没想到却意外地收获梁孝王的古琴“绿绮”。顿时觉得所欠更多。

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出于对梁孝王的感激，二十七岁的司马相如根据在梁孝王辖地的生活体验，与邹阳、公孙乘、韩安国等游赏梁园分韵吟诗时，产生了创作《子虚赋》的灵感。《如玉赋》小巧玲珑，但似乎还不够表达司马相如对梁孝王的敬意，他要专门为之写一篇大赋。

司马相如向梁孝王请了“创作假”，躲进小楼里，沉浸在对鸿篇巨制的构想中，神情恍惚，除了一日三餐去食堂，基本上跟外界断绝来往。有一次在凉亭里睡着了，梦见了梁园所没有的巨大湖泊，醒来后左思右想：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云梦泽？趁着还有印象，赶紧写进这篇大赋里。

司马相如写大赋，打腹稿的时间长，连做梦都在打腹稿。经历了一百多日的紧张构思，就像一个胎儿孕育成形，可以顺利生产了。一落笔，终于大功告成。司马相如放下心事，回到现实世界中，最想的就是到吹台上给枚乘等亦师亦友的同僚们用古琴“绿绮”弹唱一曲。梁园空阔，在高高的吹台上弹琴会有幽远的回声，与《子虚赋》里重峦叠嶂的意境颇为般配。

可能受了梁园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的影响，《子虚赋》体制宏伟，组织严密，有一种建筑美，而音调富有变化，行云流水。文体较之楚辞，有散文化倾向。结构略近战国游说文字，往往东西南北，罗列名词，如奇花异草、飞禽走兽，在全方位的视角中，奔涌而来，络绎不绝。最难得的，是自始至终贯穿着一股浩然之气。那是青年司马相如如日东升的元气，积蓄的梦想，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那也是梁园的元气，乃至大汉帝国的元气，一切的一切，都在蒸蒸日上。可以期待，一个伟大的时代，即将到来，会给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更多的机缘，更热烈的眷顾。

梁园，作为司马相如《子虚赋》的诞生地，而倍增诗意。其实在此之前，枚乘的代表作之一《梁王菟园赋》，就是专为梁园量身定制的。后来，南北朝时期江淹作《学梁王菟园赋》，就明确指明自己是学枚乘的。

司马相如《子虚赋》，并不是步枚乘之后尘，进行《梁王菟园赋》那样的务实写作，而是发挥了超人的想象力，虚实相间，人物俱在，动静结合，添加了戏剧性。他以唱和的名义，完成了一次难得的超越。这，正是司马相如写下《子虚赋》后，特别想给枚乘弹一曲琴、敬一杯酒的原因。他以此赋，向梁王致谢，同时也向枚乘等高手致敬。

梁孝王读后爱不释手，每天翻阅，都快要背下来了。

即使枚乘等赋坛老将，也对司马相如刮目相看，觉得后生可畏，又可喜可贺。虽然司马相如表示谦虚，说自己是读枚乘等前辈的赋长大的，只学得一些皮毛，但枚乘、邹阳等高手，怎么能看不出：这是一篇对既定美学具有颠覆性的杰作，可能为辞赋发展开创一个新纪元。幸好这是一批有涵养、有境界的前辈，不仅不眼红司马相如的才华横溢，还为自己钟爱的事业后继有人而欣慰不已。

写《梁王菟园赋》的枚乘，很不简单，曾在吴王濞处当官，见吴王有谋反的苗头，加以规劝，不被采纳，才转投梁孝王门下。吴王与六国举兵造反，枚乘专门前往劝阻，还是无效。七国叛乱失败后，枚乘因高风亮节（作有《上书谏吴王》《上书重谏吴王》二篇为证）而名气大增，被景帝特召为弘农都尉。枚乘还是留恋在梁国养尊处优的自由潇洒，以生病为由辞去官职，又回到梁孝王这里，成为梁园文人集团的领袖。

枚乘的儿子枚皋，同样不简单，不仅是写赋的高手，更是快手。与精雕细琢的司马相如恰成鲜明对比。《西京杂记》载：“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扬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枚皋的优点在于文思敏捷、眼疾手快，比赛时容易先声夺人，但缺点是“时有累句”。故《文心雕龙·谐隐》以俳优相称：“东方枚皋，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嫚媟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俳也；见视如倡，亦有悔矣。”枚乘、枚皋父子同游梁王，后人传为佳话。

和枚乘、枚皋这样的谦谦君子相处，司马相如不仅如沐春风，还真学到不少本事。他在游梁期间写出《子虚赋》，并不偶然。梁园的气场好啊。

除了枚乘、枚皋，还有一系列文坛大腕，聚集梁园，构成文学共同体。

邹阳无疑是其中一面大旗。邹阳原本齐人，吴王刘濞镇抚江南时，招揽八方游士，他与严忌、枚乘等在吴王门下供职，都以能文善辩而声名远播。不久，吴王的太子在京城被杀，吴王与朝廷结怨，关系中有了阴影，变得疏远，甚至密谋造反独立。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邹阳作《上书吴王》，苦口婆心加以劝说，但未起到效果，就离开江南，改投初显贵盛的梁孝王。同是齐人的羊胜、公孙诡等人嫉贤妒能，居然在梁孝王面前说邹阳的坏话。梁孝王中计，一怒之下把邹阳投进牢房，欲置诸死地。本想为座上宾却成为狱中客的邹阳，一点也不着急，从容上书梁孝王，文辞委婉而雄辩。梁孝王读到邹阳狱中来信，见其说得头头是道，一些误会立刻云开雾散，就怪自己太多疑，立即予以释放，并延为上客。这篇《狱中上书自明》，博引史实，铺张排比，在哀婉悲叹之中包含着激愤感慨。此文收入《文选》《古文辞类纂》以及《古文观止》，影响极为久远。

司马相如在梁园，有了更多与邹阳打交道的机会。现实中的邹阳，与传说中的邹阳一样，有战国游士纵横善辩之风，一讲起话来就眉飞色舞，使笨口拙舌、一激动说话就有点结巴的司马相如无比羡慕。司马相如觉得，光彩照人的邹阳，从形象上看几乎就是蔺相如再世，那可是自己的偶像啊。邹阳使司马相如的偶像在梁园复活了。司马相如嘴笨，可眼快，脑子转得也快，总是能以最快的速度理解邹阳的快言快语以及电闪雷鸣的想法。

让司马相如视为奇人的还有丁宽。丁宽，字子襄，梁人。先在梁地跟从梁项生研习《易》学，后拜田何为师。学成辞归，田何对门人说：“《易》以东矣。”丁宽至雒阳，又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梁孝王慧眼识英雄，提拔丁宽为将军，抗拒吴楚之乱，果然立下汗马功劳，世人皆称丁将军。凯旋后，面不改色心不跳，像没事人似的，又干起老本行：作《易说》三万言。司马相如真想问问他：到底是做将军风光，还是做学问过瘾？

同样在抗拒吴楚之乱中大出风头的，还有韩安国。韩安国，字长孺，梁成安人，后迁徙睢阳。曾经追随邹田生学习《韩非子》、杂说等。事梁孝王，为中大夫。吴楚造反，梁孝王火线提拔韩安国及张羽为将，阻挡吴兵于东界。张羽力战，韩安国用兵稳重，两位将领配合得很默契，成为中流砥柱。吴兵怎么努力也无法越过梁地而奔袭长安。吴楚破灭，韩安国、张羽由此一战成名。

在司马相如眼里，梁园最足智多谋的是公孙诡，“多奇邪计”。他初见梁孝王就讨得欢心，被当场赏赐千金，不久官至中尉，大家都称之为公孙将军。公孙诡文武双全，写有《文鹿赋》，奠定了自己在梁园文人集团的地位。可见在梁园，光会耍嘴皮子远远不够，还得会真刀真枪地耍笔杆子，靠作品说话。得有语惊四座的作品，才能让好辞赋的梁孝王刮目相看，才能在梁园的集体狂欢中找到一个好位置。

司马相如仔细观察，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简单，都是因名篇而成为名人。譬如，公孙乘，代表作是《月赋》；羊胜，代表作是《屏风赋》；路乔如，代表作是《鹤赋》。

列席于这群风流名士之间，司马相如一开始只有仰望的份儿。直到某一天，他终于挺直了腰杆。从这一天起，他也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子虚赋》。此赋流传全国，甚至宫廷也留存着抄本，使他一举成名。看来司马相如不虚此行。放弃了天子脚下的仕途，却妙手偶得一篇成名作。

《册府元龟》卷二九二《宗室部》“礼士”类记载：“梁孝王武，贵盛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从孝王游。”这里还提到严忌，从孝王游的文士群体里的一位隐形人物，留下的言论不多，但代表着更多的外围人士。梁孝王麾下的人才集团，已构成层层递进的金字塔，邹阳、枚乘、枚皋、公孙乘、韩安国等核心名人，自然属于塔尖，可还有更多像司马相如、严忌这样的新生力量，跃跃欲试，渴望升级。这一系列名人、准名人，不约而同地会聚梁园，目的各异，但总体上来看，一是寻求政治上的庇护，二是被梁孝王提供的高官厚禄吸引，第三点更为重要：梁园俨然已成汉帝国的“国中之国”，而且是一个理想国，长安之外的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相比其他诸侯国乃至首都长安，这个朝气蓬勃的理想国，更容易实现理想，更可能创造奇迹，因而对怀才不遇的游士更有吸引力。

司马相如当时在梁园虽属后起之秀，现在看来，反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最不可或缺的。他不仅为梁孝王文人集团锦上添花，更使这一群体乃至梁孝王本人，成为他人生中的重要背景。有人如数家珍般清点梁园文人群体，说到司马相如时，一听就是在介绍主角：司马相如，字长卿，小名犬子。蜀郡成都人。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汉景帝前元七年（前150）时从梁孝王游。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回到蜀郡的临邛。其著名的作品《子虚赋》大约作于梁地。

梁孝王是《子虚赋》的第一位读者，当时就预感到此赋必然风行，不仅将使世人知晓梁孝王手下有个司马相如，而且会使自己以及梁园都成为热议的话题。说白了，《子虚赋》给梁园做了一个软广告，吸引更多的游士打马而来。一高兴，就张罗着在吹台上给《子虚赋》办一个庆贺的仪式，相当于今天的首发式或研讨会。在自己的歌舞团为《子虚赋》朗诵表演之后，又请邹阳、枚乘、枚皋、庄忌等专家讲述读后感，最后由司马相如发表创作谈。司马相如关于此赋的一段话，也成为文学史上一段佳话：“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在司马相如心目中，赋是穿越时空的最高艺术，使天、地、人的默契与互动完美呈现，妙不可言。他简直把赋当作信仰。话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对于不信的人，赋啥也不是，也就一串华丽辞藻而已，既不能当饭吃，更无法当钱花，百无一用的书生所玩的雕虫小技，自娱自乐，顶多蒙蒙吃饱了撑的偏偏又爱不懂装懂的达官贵人，附庸风雅。而对于有此特长、除此之外一无所有的司马相如这类人，赋就是有可能使美梦成真的救命稻草，或者放大了说，就是他们的命啊。此中自有黄金屋，此中自有颜如玉，此中自有无限的可能性，关键看自己玩得好不好，以及机遇如何。若是能达到上乘境界，再加上幸会识货的贵人，凭借这一绝技完全可以跻身上流社会，甚至鲤鱼跳龙门，沾上几分皇气、王气、富贵气。有此念想，司马相如写赋，自然与那些儒生文士不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抒发一点个人情怀，而是考虑到读者的，假设的读者或者说最理想的读者自然是帝王将相。他本就心怀天下，加上再兼顾读者的价值观、审美观，自然出手不凡，气象万千。他想的是大我，不是小我，写的是大赋，不是小赋。大手笔就是这样炼成的。

尽管这段话的真实性还有人表示怀疑，但是，它确实表达了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的特色。司马相如的辞赋创作由此博得了时人的高度赞扬。甚至后来的辞赋大家扬雄，也怀疑司马相如的赋不似从人间来，乃神化所至。

司马相如当时也许不算主角，还只是枚乘、枚皋、邹阳等巨星的配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他自身的发展，就文学成就和影响力而言，俨然已是那一个时空、那一段剧情里的第一主角。连梁孝王，都多多少少沾了司马相如的光。梁园，同样也沾了司马相如《子虚赋》的光。

就《子虚赋》而言，“‘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程世和查相如本传，不见有往赴楚齐的行迹，检视《景帝纪》与《文三王传》，也未见载景帝、梁孝王出行齐楚，由此排除相如从行齐楚的可能性：不入齐楚而铺写齐楚气象，无疑需要视通万里的想象天赋。相如从西南走入京畿，又来到汉代中国的中部大梁，已然感到中国之大，但尚未完成对整个中国的游历。而身处大梁，可以在面对北齐南楚的精神眺望中，以想象方式“进入”齐楚，相如由此也就在精神上基本完成对汉代中国的游历。程世和不禁感叹：“从这一意义上说，《子虚赋》以齐楚为描写对象，并非是无意义的随机选取。齐和楚，一则代表汉代北方中国，一则代表汉代南方中国。身处汉代中国中部的大梁，又有从西南到京畿的游历，相如在对北齐南楚的凭虚心画中，蕴含有总中国之大的时代要求。”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所说“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指的就是枚乘、邹阳、司马相如等加盟的梁园作家群，不仅使梁园辞赋成为一大名牌，开汉代大赋之先声，还成就了梁园文化，为西汉文坛输送了一批生力军。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序称：“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唐代顾况《宋州刺史厅壁记》称：“梁孝王时，四方游士邹生、枚叟、相如之徒，朝夕晏处，更唱迭和。天寒水冻，酒作诗滴，是有文雅之台。”

刘跃进《梁孝王集团的文学想象》，发掘了梁孝王文人集团产生的历史渊源与时代背景：

战国以来养士之风盛行，其流风余韵，波及西汉前期。高祖刘邦之子中，吴王刘濞、楚王刘交、齐王刘肥、淮南王刘长；文帝刘恒之子中，太子刘启、梁孝王刘武；景帝之子中，河间献王刘德、鲁恭王刘余等，无不开馆延士，为世人瞩目。如“文帝为太子，立思贤苑以招宾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馆皆广庑高轩，屏风帏褥甚丽”。又如“河间王德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逾宾客”。鲁恭王扩建宫室，发现大量古代典籍，在文化史上产生重要影响。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大臣也隆礼敬士。如“平津侯（公孙宏）自以布衣为宰相，乃开东阁，营客馆，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钦贤馆，以待大贤；次曰翘材馆，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馆，以待国士。其有德任毗赞、佐理阴阳者，处钦贤之馆。其有才堪九烈将军二千石者，居翘材之馆。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艺，居接士之馆。而恭自菲薄，所得俸禄，以奉待之”。在上述诸多政治集团中，最具有文人色彩的主要有淮南王文人集团和梁孝王文人集团。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序称：“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由此不难推想后世文人对于梁孝王文人集团的倾慕之情。职此之故，历代都有站在不同的立场对其进行文学想象的创作活动，留下许多美丽的篇章。

枚乘的《梁王菟园赋》，很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更美。但最美的，还不是这些经典，而是创造了这些经典的文人，他们以各自的游历、彼此的交往，额外创造了一段在现实中或许不无缺憾、在想象中却近乎完美的传奇。那才是空中的梁园，那才是立体的《子虚赋》。

梁园好啊。梁园不仅是一座园林，一个文艺的王国，更成为一个琥珀般穿越时空的美梦，一种永葆青春的情结。刘海永在《梁园：文人雅士的乐园》一文中感叹：“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众多的文人雅士集聚在梁园，挥洒豪情，书写心志，感怀古今。那是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汉赋大腕赏玩梁园，风雅相聚，饮酒吟诗，恣意汪洋。梁园，成为文学上的胜景，后来，历代文人骚客莫不以到梁园抒情为最理想的处所，游梁园、登吹台，凭吊怀古，吟诗赋词。梁园，已经成为文人的一个心结，无论是从哪里来的，总要到此一游，抒发情思。”

就在司马相如庆幸自己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并准备大踏步走下去时，意外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