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与中医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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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医药发展史看中医药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1]。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它不仅是医学,也是文化,是人文与科学的统一,体现中华文化的底蕴与思维,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中医药事业奋斗发展中创造出来的宝贵财富。“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2]”虽然,蕴含体现中华文明特色的瑰宝数不胜数,但能担当“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的唯有中医药学[3]。因为只有中医药学全面、系统、完整地保有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只有中医药学在基本观念、实质内容、思路方法、表述方式等方面,能够全面、系统、完整地保有中华文明的基因;只有中医药学在凝聚中国古代哲学智慧、健康养生理念、防病治病的理法方药等方面,能够全面、系统、完整地保有中国古代科学的成果[4]。所以,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就是这一把:中医药学。换而言之,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开路先锋。

中医药学的发展历程是中华民族追求生命健康、不断认识与抵抗疾病的过程,是中华民族在发展和繁衍过程中形成的医学科学,有着独特的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防治观。自神农尝百草以来,中华民族留下了浩瀚的医学古籍,呈现了医学理论的变迁,见证了五千余年不间断的医疗实践活动,述说着医学理论不断发展的历史。不间断的临床实践是推动医学理论发展的基础动力。在此基础上,哲学思想、宗教思想、科学技术、疾疫、战争、政治及自然气候的变化、不同的风土人情都是医学理论发展的影响因素[5]。中医学诞生并成长于传统文化的环境中,二者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因此中医学也被当作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章将从中医药的发展史深入剖析中医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中医药发展历程的重要阶段探讨中医药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一、中医药的起源阶段——中医药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是中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从文明的曙光初照神州大地之时,中国史前文化的点点星火逐渐形成了燎原之势,从此,中国医药学的文明史开始了[6]。人类在进入原始氏族公社以后,狩猎和捕鱼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来源,发现一些动物具有治疗疾病的作用。这样,人类认识了一些动物药[7]。随着原始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开始定居下来,在栽培植物的过程中,有条件对农作物和周围植物进行长期细致的观察和尝试,从而认识了更多的植物药。古人所说“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药食同源”就是对中医药早期的概括。夏商西周时期医巫并存,在卜筮史料中记载了大量医药卫生方面的内容,形成了早期医学的雏形[8]。从原始社会到春秋时期,中医阴阳五行等哲学概念已经萌芽,中医药学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基础上,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古人的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形神统一、天人合一、和合致中等哲学思想,实现了医学与哲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多元统一[9]

二、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阶段——中国传统文化向中医理论体系渗透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整个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期,医巫分离,医学具有更鲜明的科学性、实用性,已有记载药物研究的早期文献,中医药理论体系开始形成[8]。秦汉时期,产生了中医学理论、方剂及药物学专著,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初步建立,以中医的四大经典——《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为代表。中医学理论的经典——《黄帝内经》直接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源头。它整合了太极阴阳、开阖枢三生万物和五行学说三大基本理论,反映的中华文化原创思维的系统最为完整。《黄帝内经》中的理论受后世封建迷信等思想的掺杂最少,保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纯净内涵。《黄帝内经》从阴阳五行模式推衍总结出来的藏象经络、五运六气等学说,在传统文化中已达最高学术层次[10]。这一时期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最突出的临床医学。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提倡的“三因制宜”“辨证论治”,体现了中华民族因时而变、立象尽意的特有思维方式。著名医药学家华佗,创制了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11],他编创的五禽戏是中国传统保健体操中极为重要的一种,一直被现代人所传承和效仿。这一时期中医药学不断融入儒、佛、道、法、墨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时也持续汲取各朝各代数学、地理、天文、军事、历史、哲学、文学等自然和人文学科知识,升华成为传统文化和哲学智慧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人文文化和科学精神[12]

三、临床经验显著发展阶段——中医药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辅相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乱割据的状态,在民间玄学思想影响下,炼丹术迅速发展,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疾病。中医药学在脉学、针灸学、药物、方剂、伤科、养生保健等方面取得了优秀成绩,为医学的全面发展积累了经验[13]。此时期在总结前代成就的基础上,问世的医书接近500种,诊断学和针灸学的基础理论和实践规范化,出现了著名的著作如王叔和的《脉经》和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等[14]。虽然此时学术思想领域纷杂,也有许多不利于医药学发展的因素,但医药典籍的注释整理、官办医学教育的出现及中外医学进一步交流,为中医学的全面发展累积了丰富的经验[15]。隋唐时期,国家重归统一,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形成了一种空前恢宏的气势[8]。唐代的民族大融合,国内外文化的交流促进中医药理论日渐丰富。理论方面,“援儒入医”“援佛、道入医”;药物方面,诸如乳香、没药、番红花、胡桃、胡瓜等舶来品为我所用,这些有效地汲取和消化不仅促成了中医药理论的丰富成熟,也成为中医丰富临床经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促使医家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获得更为显著的成果。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民本思想、道德礼仪和生命精神是人本思想的重要内涵。葛洪的政治哲学思想把安民当成治国的基础,倡导治国者要关爱民众,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葛洪的人生哲学继承了传统道教理论中养生、贵生的思想,体现了对人生终极人伦关怀[16]。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提道:“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17]”《大医精诚》一文开创了论医德之先河,其医德思想多角度、多层次深刻阐述了从医者的精神信仰和人道主义精神,其核心是“精”与“诚”。后人总结其医德思想为“医乃仁术,一心赴救;博极医源,勤勉严谨;为医清廉,淡泊名利;视人如己,待患如亲;谦虚淡泊、态度端庄”等[18-19]。孙思邈“大医精诚”医德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其中“大医精诚”的道德伦理、“慎独勤勉”的行医态度、“仁怀天下”的价值观念和“诚信求真”的职业品行,体现了中华民族生命至上、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在当下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20]

四、中医药理论升华阶段——文化认识的改变促使中医学派成立及学说创新

两宋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政府的重视在医药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北宋政府组织人员编纂方书和本草专著,设立校正医书局,铸造针灸铜人,改革医学教育,设立惠民局、和剂局、安剂坊、养济院、福田院等,有力地促进了医药卫生的发展进步[8]。辽、夏、金、元与两宋王朝并立以至元灭宋统一全国,这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大融合时期,是学派争鸣、民族医学交流互鉴时期,为中国传统医学多源一体化注入了新的活力。金元时期是医学发展极为兴盛的百家争鸣时期,产生了在医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河间、易水、攻邪、滋阴四大医学流派和金元四大家,各派学术各具特色。金元时期学术发展的多样性侧面反映了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其中尤以儒、道和巫术对医学发展影响较大,特别是儒学。“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金元时期儒医在当时医学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儒医出现在宋代。宋以后,医学开始从道医向儒医方向转化[21]。由于医学体制的改变,医学生可以“医而优则仕”,大大提高了医生的社会地位。在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倡导下,大批儒生进入医学行列。最具代表性的要数滋阴学派创始人朱丹溪。因为不同寻常的身份,朱丹溪把医理与儒理进行了高层次的结合[21]。他糅合了宋儒先师的理学基本理论和《黄帝内经》条文,提出“相火论”与“阳有余阴不足论”,为中医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医学理论进入一个极高层次,使医学获得了空前发展。易水学派张元素与朱丹溪一样,都是科举不第,转而习医的典型[21]。张元素的“药物气味厚薄与升降浮沉”理论充分运用了《易》理和《黄帝内经》的相关原理,把药物的四气五味与升降浮沉相结合,为药物研究开拓了新视野[21]。金元医学处在一个学术与文化极为丰富的唐宋后续时代,充分继承了社会的学术文化特征,杂糅巫、道、儒于一身,是一个医学文化繁荣兴盛的时期[21]。这一时期,儒-易-道-医是中医理论的范畴,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范畴。儒家理学作为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伴随大量的儒士习医和行医,对经典的态度、治经的方法等学术风气也自然而然贯穿医学研究当中,塑造了这一时期医学理论的发展特点。

五、中医发展的鼎盛和创新阶段——文化的互摄互融促使中医学丰富成熟

到了明代,中医药经过几千年的积累,不断丰富,产生了《本草纲目》这样的药学专著,使中医药学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研究传染病病因、人痘接种预防天花、中药学研究等方面进入新的层次[8]。此时中外医药交流范围已达亚、欧、非许多国家与地区,中学输出、西学东渐,使中外医学文化在交流互鉴中互惠受益[8]。明代是世界历史发生突变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中医药海外交流与贸易的特殊时期。此时,中国经济、社会、文化都在经历深刻变化。明代中医药的海外传播主要靠朝廷、商旅、传教士、移民等人员流动传播信息,再以中药材、医籍的流动为物质载体[22],在文化意识认知领域形成交流传播。伴随着朝贡贸易体系、郑和下西洋、地理大发现、民间海外贸易等重要交流通路的打开,政治交流与经济贸易带动中外交流,使明代成为中医药近代交流史上互摄互融的巅峰时期[22]。该时期,我国与东亚、南亚、西亚、西欧在药材贸易、医药典籍、医疗技术等方面的交流空前繁荣,中医药得以流传到周边国家与地区提升其医疗卫生水平,也广泛汲取各国医药经验,丰富了中药宝库。直到明代后期实施海禁后,中医药的海外交流才伴随时代趋势逐渐衰落[22]。清代前、中期是中医学趋于普及与升华发展时期。王清任专攻人体解剖,著有《医林改错》,反映了中国医界大胆革新进取精神。清代叶天士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和时疫的防治原则及方法,形成了中医药防治瘟疫的理论和实践体系[23]。《清史稿》云“清代医学多重考古”。与宋明理学重视义理之学不同,清代学术经历宋明理学的扬弃、明清实学、乾嘉朴学、今文经学的相继兴起,尤以乾嘉朴学重视考据为特色。清代医学理论的发展以重视经典理论研究,并运用朴学的音韵、训诘、校勘等方法治经为特点。这与朴学尊经崇古的学风和治经方法有密切联系[24]。清儒涉足医学典籍的研究、儒林上达加入医者行列、运用朴学的思想和方法整理医学典籍是清代学术思潮影响中医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原因[24-25]。自鸦片战争后,西学被主动引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告别了儒家独尊的局面,中医学的发展也随之有了改变。

六、中西医交汇与冲突阶段——中西文化思潮影响中医学思潮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由此告别了“封建大一统”的时代,告别封建儒家文化独尊的时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6]。自鸦片战争起至而后的各种战争,清军惨败,列强深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古老的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随着危机的加深和国人对西学的认识逐步深入,清末人士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也由浅到深、由偏到全。当时人们对西学的态度及中西学的关系可用“中体西用”来概括。“中体西用”表明对中西两种文化兼收并取,仍以中学为主,其实际作用在于为引进西学开辟道路兴西学。中西方文化出现碰撞与交融,一些医家们开始探索中西医药学汇通、融合。中医学的理论发展呈现出新旧并存的趋势:一是继续整理和汇总前人的学术成果,如曹炳章的《中国医学大成》——一部集古今中医学大成的巨著;二是以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纯为代表的中西汇通学派,他们提出既要坚持中医学之所长,又要学习西医学先进之处,从理论到临床汇通中西医的观点[27]。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经历了文学革命运动,实验主义的引进及辩证法、唯物论的引进三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中国科学化运动,随着西学的全面引入,中西学遭遇了西长中消、西升中降的命运。西医学的引入为中医学带来一个参照体系和竞争对手,中西医学势力升降的情形与中西学相一致。中国近代医学史上,中医学经历了中西医参合、废止中医、中西医汇通、中西医融合的新医学、中医科学化等思潮,这些思潮都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密切联系,如中西医参合基于中体西用的中西文化比观,废止中医基于全盘西化,中西医汇通基于国粹主义,新医学基于中西学融合,中医科学化基于中国科学化等。中西医学与中西文化有其内在的联系和共性,因此,中西文化思潮会影响中医学思潮。但近百年以来,中国受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中华文化亦随之受西方文化直接、巨大的冲击,致使中华文明宝库蒙尘受垢[4]。西学东进对中华文化的冲击,使国人失去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觉。然而,中医药以包容的胸怀,通过中西汇通、中西医结合吸取西医学的科学理念,但并没有被西医淹没。在现代化时代,中医药理论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并自觉走向世界,在服务人类健康中逐渐被世界人民认可并发挥重要作用[28]

综上所述,经过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医理论共经历了三个“髙峰”期和两个“承平”期。三个“高峰”期分别是先秦西汉时期,以《黄帝内经》理论为代表呈现的中医理论是以精气、阴阳、五行为核心范畴、象思维为思维模式;明代时的命口-阴阳-五脏学说是对《黄帝内经》建立的阴阳-五行-五脏系统的一个突破和补充;当代以统编教材为代表的中医理论以概念思维为指导,挖掘传统医学理论,构建了以概念为最小单位的理论体系,其中核心范畴的阴阳五行统摄地位有所降低。两个“承平”期分别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和清代前中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医学发展以经方、本草迅猛发展,临床医学分科发展迅速,养生学形成体系,医经及基础理论探讨较少,“医者意也”的思维方式复兴为特点[29];清代前中期受朴学影响,医学重视经典理论著作的研究,对医学典籍的搜集、整理、审校、刊刻为典籍的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对医学理论核心范畴和思维模式无影响。中医发展的六个阶段、五个时期,中医药与中国传统文化互融互透,相辅相成、互摄互促。

从中国古代医药文明的历史进程看,中医药文明绵延数千年未曾中断,一脉相承,多源一体,是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仅有的,它是中华文明保持几千年不中断的重要原因[8]。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医药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智慧的影响下创造并积淀形成了丰富的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其天人合一、藏象合一、形神合一的整体观念,司外揣内、见微知著的诊断思维,阴平阳秘、和合致中的调理特色,勿待渴而穿井、斗而铸锥的“治未病”理念等,无不是将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智慧融会转化为自身特色鲜明的理论体系,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成为推动当代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支撑[30]

进入21世纪,“东方之狮”觉醒,中国和平崛起,中华文化亦随之洗尘涤垢而生辉。世界各国和地区正在重新认识、积极探索、日益认同、增进交流曾被他们曲解、贬低、排斥的中华文化,世界正在寻求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3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医药不断吸收和融合各个时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不断创新发展,理论体系日趋完善,技术方法更加丰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治疗优势[32]。从中国和平崛起、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大局出发,我国应将发展中医药事业纳入国家战略,用好中医药学这把“钥匙”,打开中华文明的“窗口”,搭起国际友好交流的“桥梁”,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为人类健康事业和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作出更大、更新的贡献[33]

(夏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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