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脑病的定义和分类
脑病是指各种致病因素直接或间接作用于脑、脊髓而导致其功能障碍或异常的一类疾病。从总体而言，凡脑功能失调或脑实质损伤引起的疾病皆为脑病。中医脑病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脑、髓在内的中枢神经系统及相关周围神经系统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病理生理、临床表现、诊断与辨证治疗、护理、康复和预防。
脑病的范围，按西医学疾病归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神经系统疾病、精神系统疾病、心身疾病。脑病按中医病名分类，根据病因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外感性脑病，有明显的季节性和传染性，有发热、神昏、惊厥等神志改变，如春温、暑温等。此类疾病隶属于中医温病学或西医学感染科范围，非脑病学科的重点。二是内伤性脑病，包括中风、眩晕、头痛、麻木、郁证、健忘、痴呆、不寐、多寐、痿证、颤证、脑鸣耳鸣、癫证、狂证、痫证、痉证等，为中医脑病的重点。
中医脑病病证的命名原则，同样是以病因、病机、病理因素、病位、主症、体征为依据。如根据病因命名中风，根据病机命名郁证，根据症状命名头痛、眩晕等，反映了辨证论治诊疗体系和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基本精神。中医脑病病证涉及许多西医疾病，如痿证涉及重症肌无力、吉兰-巴雷综合征、周期性麻痹、多发性硬化、运动神经元病、多发性肌炎、多系统萎缩、急性脊髓炎（脊髓空洞症）、脊髓亚急性联合变等多种神经系统疾病。在几千年的医疗实践过程中，这种传统的命名方法已有其确切含义，逐步形成了与病名相应的病因病机、临床特点、发展演变、转归预后等系统认识，以及辨证论治的具体治法方药和预防调护。如中风病，表明它有肝阳亢盛、阳极生风、入中脏腑、外客肢体经络的病理变化，为使用息风潜阳、祛风和络法提供了依据；又如“奔豚气”是中医特有的病名，是由惊恐恼怒，肝气郁结化热，随冲气上逆而出现气上冲至心胸咽喉的病痛，治疗则主以奔豚类方。《病证结合脑病学》正是根据“以证名病”原则编写的。同时，西医学的病名诊断与中医的“以证名病”应相互补充，并通过适当对照联系，使中西医部分病名相互沟通，趋于一致。此外，还应汲取西医学的部分病名，补其不足，为我所用。
脑作为人体一个独立又极为重要的器官，无论是生理功能，还是病理特点，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特殊性。中医称脑为“元神之府”“精明之府”“髓之海”，为“灵机记性”的主宰，但长期以来受“心主神明”的影响，将许多脑的功能与五脏特别是心的功能联系在一起，脑病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体系大多由以心为代表的脏腑学说所替代，忽视了脑病学术的独立性。传统的《中医内科学》并无脑病单元，脑系疾病多分散于其他病系之中，如中风、头痛、眩晕属肝系疾病，不寐、多寐、健忘、癫狂、痫证、痴呆属心系疾病，郁证分属气血津液病，而颤证、痿证、痉证则属肢体经络病证。这种疾病归属、分类的方法，是建立在中医病理及脏腑学说基础之上的。从临床实际和病证结合角度而言，这些疾病无疑均属脑病的范畴。
第二节 脑病发展简史
中医有关脑及脑病的认识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早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即有类似头痛“武丁因疾首而占卜”的记载，先秦文献《管子·水池篇》中最先有“脑”的记述。中医脑病在不断临床实践和理论探索过程中逐步发展成熟。
一、萌芽阶段——先秦春秋战国时期
先秦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医理论的形成时期，也是中医脑病学术的萌芽阶段。中国最古老的医学方书《五十二病方》中提出伤痉、婴儿索痉、癫痫等病名和治法，堪称脑病证治之源。《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全面总结秦汉以前医学成就，也奠定了脑病学术之根基。《内经》介绍了脑的解剖、生理功能和发病机制等基本认识，记载了癫疾、癫狂、痿证、郁证、脑风、首风、脑转等脑病，其中对癫疾先兆症状及大发作的症状描述与现代对癫痫的认识基本一致。《素问·痿论》详尽论述了痿证的病因病机，提出“五脏使人痿”，依据临床表现分为“痿躄”“筋痿”“脉痿”“肉痿”“骨痿”等，包括西医学运动神经元病、脊髓病变、吉兰-巴雷综合征、周围神经病、重症肌无力、肌营养不良、周期性麻痹等神经肌肉疾病；治疗上提出“治痿独取阳明”的著名论点。《素问·逆调论》提出不寐是“胃不和则卧不安”，成为后世医家从胃论治失眠的理论先导。《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出郁证的治疗为“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可谓治疗情志致病的最早法则。
二、发展阶段——汉唐宋时期
汉唐宋时期，中医脑病学术理论迅速发展，得益于《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大型医学著作的问世，对脑病证治有了较完整系统的论述，治疗方法丰富多样，许多名方至今仍被广泛应用。
东汉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即后世所称《金匮要略》）对相关脑病进行了大量论述。如论述中风的病机系“络脉空虚”，风邪入中，并根据病情程度分为中络、中经、中腑、中脏，治疗上主张疏风散邪、扶助正气；记载了脏躁、梅核气等（相当于抑郁症），创制甘麦大枣汤、半夏厚朴汤治疗；治疗不寐，创制栀子豉汤、黄连阿胶汤、酸枣仁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等系列方剂。与张仲景同时期的华佗，所创制的“麻沸散”及针对顽固头风的开颅设想，可以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醉剂和最早的外科诊病记录。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病因证候学专书，所载中风候、风癔候、风口噤候、风舌强不得语候、风失音不语候、风痉候、风角弓反张候、风痱候、风偏枯候、风头眩候、风癫候、五癫候、风狂候、气病诸候等均属脑病范畴，认为许多脑病是“体虚受风，风邪入脑”所致。唐代药王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列“髓虚实”专篇，提出“髓虚者脑痛不安，髓实者勇悍”，并列出相关方药和灸法。其创制的续命类三方、竹沥汤、独活汤等治疗中风，并强调药灸并用，综合治疗，对于后世中风治疗具有重要启发。再如，治疗神志恍惚的镇心丸、治疗好忘的枕中丸、开心散及菖蒲益智丸等，均为集唐代以前诊治脑病经验之大成。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作为宋代官修方书，治疗中风神昏所用的至宝丹、苏合香丸成为当今脑病科经典的急救药品。《圣济总录》在中医脑病谱上首次提出“健忘”，并载有安神定志人参汤、养神丸、开心丸等方剂。
三、学术争鸣阶段——金元时期
金元时期是中医脑病学术争鸣时期，推动学术进展，其中以“金元四大家”最具代表性。刘河间为寒凉派代表人物，认为心火旺、肾阳衰是中风、癫狂发病的主要病机；主张用寒药除怫热，开结滞，散风壅，使气血宣通，推崇至宝、灵宝丹；治疗中风主张采用通下法，《素问玄机原病式》用大承气汤、三化汤分别治疗中风之里热及中风二便不通。此外，地黄饮子治疗中风至今仍被广泛运用。
朱丹溪作为滋阴学派的代表人物，认为脑病发生与“痰”密切相关，如中风、健忘、头眩等。中风治疗当“治痰为先，次养血行”。《丹溪心法》列专篇论述“郁”，认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提出六郁说，创六郁汤、越鞠丸等经典名方。对于痿证，朱丹溪以“南方火盛，北方水亏”为病机，提出“泻南方，补北方”治疗原则，即泻心火、补肾水，创立虎潜丸等治痿名方。
李东垣作为补土学派代表人物，主张以健脾补气为主治疗脑病，认为气虚为中风的主要病机，并提出“痰厥头痛……此足太阴脾所作也”，主张用甘温之剂补益脾胃。
张子和为攻邪派的杰出代表，治疗脑病以驱邪为基本治则。如他治中风用汗、吐、下三法，并强调中风患者勿进酒醴厚味，以免助风生痰；认为癫狂与“痰”密切相关，主张汗下合法治疗狂证，瓜蒂散即为吐法治疗狂证的常用方。
除金元四大家外，元代王履提出中风有“类中风”“真中风”之分，“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其中“类中风”更接近于西医学的急性脑血管病，王氏对中风病的认识更为贴合临床及病理实质。
四、中西汇通雏形阶段——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西学东渐，中医学受近代西医学影响较大，自身也获得较大发展，对脑的认识更加具体，最为明显的在于诸多医家认识到脑主宰精神、意识、思维、情志活动。明代李时珍首次提出“脑为元神之府”，脑病治疗药物在《本草纲目》中广泛融入五脏与脑髓密切相关的观念，如胡麻益精滋肾、肾可生髓主脑。清代陈士铎《辨证录》认为，健忘必须心肾兼补，用生慧汤、扶老丸、强记汤等。清代张锡纯首创滋肾补脑法，提出急惊风病位在脑，创制定风丹、镇风汤。晚清王清任认为“灵机记性不在心而在脑”，并发展“瘀血”理论，脑病治疗注重活血化瘀，其创制的补阳还五汤、癫狂梦醒汤，开创了活血化瘀法治疗中风偏瘫及癫狂的先河。
有关中风，明代李中梓首次将中风中脏腑分为闭证、脱证。清代叶天士以“内风”立论，阐述了“因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荣，故肝阳偏亢，内风时起”的发病机制，提出滋液息风、补阴潜阳、开闭固脱等治疗中风的法则。《医学衷中参西录》为中风病专设8方，其中镇肝息风汤等针对急性期，起痿汤等则为恢复期或后遗症期而设，开创中风病的分期治疗方法。
此阶段强调虚和痰在脑病中的致病作用。明末张景岳认为“无虚不作眩”，治疗眩晕以补虚为主，推崇大补元煎、十全大补汤补肾填精、益气养血；治疗痴呆，创立七福饮沿用至今。清代陈士铎《辨证录》专设呆证门，认为呆证起于肝郁，终于胃衰，重视痰与呆证的关系，治法开郁逐痰、健胃通气，用洗心汤、还神至圣汤、转呆丹等。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对癫狂发作期，根据有无顽痰而分别用药，无顽痰用荡痰汤，有则用荡痰汤加甘遂。
五、学科建立与迅猛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30年来脑病学科分化独立，脑病学术迅猛发展。中医脑病属于一个新的专业领域，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相当一部分的省级中医医疗机构还无单独设立的脑科（神经科），从事脑病研究的科研机构凤毛麟角，临床研究零碎分散，脑病理论不成体系，尚没有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雏形。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脑病急症协作组及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学分会脑病专业委员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科专业委员会等学术机构成立；《实用中医脑病学》（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主编，1993）、《临床中医脑病学》（施杞、周康著，1997）、《中医脑病学》（许沛虎主编，1998；王永炎、张伯礼主编，2007）、《实用中西医结合神经病学》（孙怡、杨任民、韩景献主编，2011）等脑病专著相继问世，系统阐述了中医脑病学的基本理论，全面介绍临床常见脑病的中西医诊治及前人有关脑和脑病理论的论述与诊治经验，总结当今中医脑病学的临床研究新进展，从而奠定了中医脑病学科分化独立的基础。近20年来，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医药治疗脑病的优势，脑病领域的医教研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快速发展，医疗市场出现了脑科医院和脑病专科门诊，各级中医医疗机构设立脑病科；《中医内科学》教材把中风、头痛、眩晕等从肝系病证分化出来，把癫狂、痫证、痴呆从心系病证分化出来，独立设置脑系病证；国家及地方各级科研管理部门确立以中风、痴呆等脑病作为研究的重点项目；涌现出一批著名中医脑病专家，如国医大师王永炎院士、任继学教授、张学文教授、周仲瑛教授、邓铁涛教授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学说，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脑病证治的理论体系。至此，中医脑病学从古代散见于各类典籍至成立专业团体、出版专业著作、成立专业学科，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学术体系。
第三节 脑病病证结合诊治的意义
“病”反映疾病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证”反映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特征，辨病和辨证是两种不同的认识疾病的方法。辨病揭示疾病的根本矛盾，认识病的特异性，掌握病变发生发展的特殊规律；辨证揭示疾病阶段性的主要矛盾，通过“司外揣内”“审证求机”等推求病机证候。在西医学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医辨病诊治日益展示其优势，在疾病诊断、治疗过程中，病证结合诊疗模式得到广泛认可及应用，成为中医药发展与时俱进的标志。病证结合诊疗模式萌生于清末西学东渐，伴随着中西医结合的潮流不断发展。尤其是随着西医学的快速发展，疾病病理生理机制的不断深化，倒逼广大中医工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病证结合模式诊治疾病，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其内涵和形式不断丰富。病证结合诊疗模式以临床疗效为导向，客观、真实地反映临床诊疗实际，同时也反映我国中西医并存并重的医疗现实，或可为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融会贯通奠定基础。
一、病证结合诊疗模式的源流与发展
从中医药学术发展史来看，辨病治疗早于辨证论治。特别是在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之初，证的概念尚未从病中分化出来，即以“病”作为辨治目的。早在《内经》之前的《五十二病方》所记载的羊不痫、癫疾等52类疾病均属辨病用方，如治疗痉证用熟李子汁、治疗痫证用雷丸药浴。《内经》十三方因病而设，如半夏秫米汤治疗失眠，再如《神农本草经》《诸病源候论》记载的“常山截疟”“黄连治痢”等。金元时期出现了一批以病为辨治目的的著作，如刘完素的《三消论》、熊笏的《中风论》等。
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由《伤寒杂病论》所奠定，张仲景倡“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治”，提出辨病、辨脉、辨证治疗观，创立六经辨证体系，将理法方药融为一体。《伤寒论》以辨某病脉证论治命名，首重辨病，再行辨证。如辨太阳病，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为总纲，表实者治以麻黄汤，表虚者治以桂枝汤。《金匮要略》多以专病成篇，脏躁治以甘麦大枣汤，梅核气治以半夏厚朴汤，百合病责之“心肺阴虚”治以百合剂；又因见证不同，而有百合地黄汤、百合知母汤、百合鸡子汤等不同。可见，《伤寒杂病论》已有病证结合的雏形。
后世医家丰富发展中医辨证体系。明清时期，张景岳的八纲辨证、叶天士创“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创温病“三焦辨证”、王清任倡导“气血辨证”，使中医辨证理论和体系在学术争鸣中不断发展完善。
由于中医学对病的认识停留在宏观水平，因而在西医学东渐之后，辨病思维受到冲击，虽与辨证思维同时并存、交织一起，但已成从属地位，辨病模式日益淡化。而辨证思维以整体观为支撑，为中医学所特有，反映了中医学的特色，故得以迅猛发展，成为中医学诊治疾病思维方法的主流。
随着西医学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对疾病病理生理机制的不断认识，辨病的含义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传统的辨中医之病发展到辨西医之病，不少中医有识之士重新审视辨病与辨证的关系，倡导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实现了病证结合诊疗模式本质上的转变。
近代名医张锡纯首开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先河，其《医学衷中参西录》既辨西医之病，用专方专药治疗；又以衷中为主，辨证用方。如“医方”篇治肺病方、治癫狂方、治霍乱方、治痢方、治消渴方、治黄疸方等，皆体现辨病基础上的辨证论治，尤以石膏阿司匹林汤最具代表性。
现代医家岳美中、姜春华、祝谌予等均倡导病证结合模式，以病为纲，以证为目。姜春华认为，单按脏腑辨证施治是不够全面的，西医重视疾病诊断，突出特性治疗，中医重视疾病辨证，突出共性治疗，二者不能偏废，既要为病寻药，又要辨证论治。他主张运用现代科学包括西医知识，克服中医辨证论治的局限性。陈可冀提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有三种诊疗模式：一是中医辨病结合辨证论治；二是中西医双重诊断结合辨证论治；三是西医诊断结合辨证论治。蔡定芳提出机能辨证与形态辨证相结合，机能辨证是指以中医学生理活动为依据的临床症状辨证，形态辨证是指以西医解剖学为依据的病理结构辨证，在针对中医学机能变化处方基础上结合西医学形态病理用药。
二、病证结合诊疗模式的临床应用与学术价值
中医辨证强调宏观与整体，西医辨病重视微观与局部，两者结合，优势互补，有利于更好地把握疾病发展演变规律，针对患者具体病情进行个体化治疗，也为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互补融合提供切入点，从而丰富发展中医辨证理论体系。
1.病证结合，把握疾病内在规律，有利于规范诊疗
中医辨病历史久远，但由于认识水平及技术手段的限制，对疾病的认识侧重于主观与宏观，疾病命名与诊断仅是根据其主要特征进行简单概括。如中风、中暑从病因命名，郁证、痹证从病机命名，痰饮从病理产物命名，胸痹、肺痿从病位命名，头痛从主症命名，黄疸从体征命名等。虽然有其内涵和外延，但笼统粗糙，内涵不清或外延不定。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学术上缺乏交流，病名多不统一。西医“辨病”以解剖组织学、生理生化学、病因病理学为基础，以日新月异的理化检查为依据，病种区分度精细，特异性强，因而对诊治的指导性更强。
病证结合诊断，在疾病框架内辨证，使证候的外延有了更为明确的界定，还可利用疾病演变这条主线将不同阶段的证候贯穿起来，突出了不同疾病阶段的中医证候特点。如抑郁症、慢性胃炎、慢性肝炎均可表现为肝郁气滞证，其中医证候有共同之处，但不同疾病之间的区别应该是主要的，特别是病理形态改变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只着眼共性而不深究其个性特征，仅注意其外在宏观改变而不把握内在本质变化，是难以做到有效诊治的。
2.病证结合，方向明确，有利于精准防治
中医辨证偏向于经验性，治疗效果多满足于症状的减轻或者消失，但有时疾病却不一定能根除。如中医药治疗抑郁症，在抑郁症核心症状基本消失后是否继续治疗，疗程多久为宜，并无一致的认识和界定，仅根据医生的经验、患者的感受判定。而西医学研究认为，抑郁症系高复发（＞50%）疾病，在临床症状缓解乃至临床治愈后若过早停药可使症状再现（复燃）或新发抑郁（复发），因此必须巩固、维持治疗，并界定了不同类型、人群维持治疗的疗程。若能病证合参，认识抑郁症发展演变的特殊性，有助于中医药治疗的精准性。
对于某些疾病的初期、潜伏期或者无症状期，中医辨证往往难以下手，甚至无证可辨。若能病证合参，借助西医学的认识，及早准确采取治疗措施，可将疾病消灭在萌芽阶段，做到防治效果的最佳化。如动脉粥样硬化，前期可无症状，病理表现是血管壁增厚，管腔狭窄，血管内壁隆起，其间有大量黄白脂浊堆积，或见损伤出血、血栓附着。国医大师周仲瑛根据其发病特点，从中医理论出发，并结合西医病理，提出“肝肾亏虚、痰瘀阻络”为基本病机，本虚标实。但不同的患者，由于个体的差异，标本主次是不同的，年纪尚轻者一般以标实为主，而年老病久者多以本虚为主。
3.病证结合，深化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认识
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实质是“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疾病可因人、因时、因地的不同，或由于病情的发展、病机的变化，以及邪正消长的差异，治疗时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治法。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病证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相同的病机变化或证候表现时，可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治疗。
一方面，不同疾病虽可表现为相同的“证”，但其治疗会有较大差异。如冠心病、脑梗死、慢性肾炎、肝纤维化、痛经皆可出现“瘀血证”，反映了这些疾病在某一阶段的共性，但因为病位、病性等不同，其治疗各有特点。恶性肿瘤在发生发展过程中都可表现为阴虚，治拟养阴扶正。但胃癌、肺癌、肝癌三者之间病理变化不同，养阴方药随之而异，胃癌阴虚用玉女煎、支气管肺癌阴虚用沙参麦冬汤、原发性肝癌阴虚用一贯煎。
另一方面，就某病而言，临床虽可表现为诸多不同的“证”，但治疗上也会存在类似性。如耳石症、梅尼埃病、前庭神经炎等耳源性眩晕，存在内耳淋巴液流动障碍、迷路积水等病理改变。若单纯从中医辨证，根据其突然发病，视物旋转，伴有呕恶的主症，多辨为风痰上扰证。但不同患病个体和病程阶段，还可表现肝阳上亢、风火上炎、气血亏虚等多种证型。若能结合现代认识，当以痰湿内盛，风痰上旋为基本病机，治疗当贯穿利水泄浊化痰、平肝息风原则，以半夏白术天麻汤为基本方。
4.病证结合，中西互通，有利于医学发展
中西医作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在理论上能不能互通，仅就现有发展水平和现状去断言是不科学的。理论源于实践，中西医理论的沟通必然基于两种思维模式在临床的结合应用，在实践中探索。实践对理论的意义不仅是检验，还在于对理论朝着真理方向的不断修正。“病证结合”模式，提供了中西医沟通的平台，有利于发现中西医沟通的切合点和层面。
在对人体的认识上，西医学从还原论思维走向系统论思维，中医学则由整体认识向微观研究发展，两种医学模式都在自觉地向着对方的优势看齐，由差异走向一致，这是医学发展的趋势。“病证结合”契合了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把握疾病发展变化的科学模式。在这种宏观与微观相互参照的过程中，除了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疾病外，也进行着两种思维的沟通、磨合与相互渗透。病证结合以临床实践为基础，与单纯地将西医进行生搬硬套有本质的区别。“病证结合”模式是当前推动中医药发展的一种有效形式，对发展中医学术、创新中医理论、深化中西医思维的融通具有积极意义。
三、病证结合模式在脑病诊疗中的应用
凡脑功能失调或脑实质损伤引起的疾病皆为脑病。随着西医学的快速发展，脑病诊断水平不断提高，但治疗手段鲜有突破，诸如脑血管疾病、帕金森病、肝豆状核变性、脱髓鞘疾病、癫痫等仍属疑难顽疾，而运动神经元疾病、阿尔茨海默病等退行性脑疾尚无有效治疗方法，造成先进诊断技术与落后治疗方法相矛盾。在这一背景下，病证结合诊治脑病尤为必要，并显示其独特优势。
脑病诊疗中采用病证结合模式，同样首先明确疾病诊断，在此基础上应用中医理论“审证求机”，并结合西医学的微观认识“审病求机”，依法遣方用药，必要时中西药联用，从而提高临床疗效。
1.双重诊治，中西药联用，增效减毒
病证结合诊断，弥补中医辨证过于直观化、宏观化的缺陷，从宏观和微观多维度把握疾病本质，为病证结合治疗提供依据，通过中西药联合应用，增效减毒，实现优势互补。
西医治疗重症肌无力使用激素和胆碱酯酶抑制剂，中医认为激素为“纯阳”之品，在激素冲击治疗初期可振奋肾阳，但日久损伤肾阴，致阴虚火旺或气阴两虚，对机体造成二次伤害，使病难愈难治。据此，在治疗初期即予中药补益正气，顾护脾肾；治疗过程中，依据治疗方案如胸腺切除术、糖皮质激素用量、免疫抑制剂等，以补脾益肾为原则，予补中益气汤加减；维持治疗阶段，西药逐渐减量至停用，中药继续巩固疗效，减轻不良反应的同时控制病情复发。
肝豆状核变性具有肢体震颤、全身僵硬、手足拘急、口㖞颈斜、言语不清的临床特点。杨任民等根据“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辨证为肝肾阴虚、虚风内动，用平肝息风的大定风珠治疗，药用鳖甲、龙骨、牡蛎、珍珠母、蜈蚣、全蝎、地龙等，但症状不仅无改善，且日趋加重。课题组根据西医学理论进行深入思考：本病由铜代谢障碍引起，由于铜沉积全身组织，造成大脑豆状核及肝、肾等损害。而上述矿物类及虫类药含铜量均很高，服用后反而加重铜的沉积而使病情加重。进一步研究观察患者临床表现，发现多数具有舌质红、舌苔黄或腻、脉弦数的特点，遂根据“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痉项强，皆属于湿”，分析其病机以湿热为主，治用清热解毒、通腑利尿法，自拟肝豆汤（大黄、黄芩、穿心莲、半枝莲、萆薢等）治疗，取得良好效果。实验研究证实，服肝豆汤后的尿排铜量与西药治疗后相似。这一研究成果启示，病证结合诊治不仅提高了疗效，也有助于推动中西医理论的沟通与结合。
2.区分病证主次，灵活应用病证诊治
多数情况下以辨病为先，如“头痛”涵盖了神经科多种疾病。西医学分为原发性头痛（如偏头痛、紧张性头痛、丛集性头痛等）和继发性头痛。明确头痛的疾病诊断，不仅能够针对病因处理继发性头痛，而且能根据不同疾病头痛的特点，病证结合施治。如偏头痛常以血虚阳亢为主要病机，治以养血平肝；紧张性头痛以紧缩为特征，肝风上扰是内在病理基础，风湿困遏是外在诱发因素，平肝息风、祛风除湿为基本治法；丛集性头痛以风火上扰为基本病机，治以清肝泻火。可见，在明确疾病诊断基础上的辨证分型论治可以加强治疗的针对性。
而某些脑病，西医学诊断不明，或虽然诊断明确，但现阶段对辨证的指导价值尚无显现，则可以中医辨病结合辨证治疗为主，以避免辨病治疗的局限性。如肢体麻木，见于许多系统疾病的病变过程，与感觉神经传导速度（SCV）减慢密切相关，而造成SCV减慢的因素很多，如慢性压迫、缺血、B族维生素缺乏、营养缺乏、炎症、中毒等。若西医诊断不明确，则可按中医对麻木的认识进行论治。我们分析总结其基本病机为气血不足，风痰入络，根据益气养血、祛风化痰通络法自拟蠲痹通络方（炙黄芪20g，当归10g，川芎10g，鸡血藤15g，路路通10g，僵蚕10g，全蝎3～6g，蜈蚣2g）治疗并随症加减，取得明显疗效。
3.病证结合，分型分期论治
根据疾病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特点，进行分型、分期治疗是提高疗效的重要途径，也是病证结合诊治脑病的重要内容。
如抑郁症各病期的病情轻重、证候表现不同，病证结合治疗的方式各异。早期、可能抑郁及轻度抑郁阶段，核心症状并未完全展现，社会功能轻度缺损，可采用中药治疗为主，辨证多属肝气郁结证，治疗重在疏肝解郁。急性期抑郁症状急剧发展恶化，表现为中重度抑郁，症见明显的激越或痛苦，且有自杀危险，应积极给予抗抑郁药治疗，并合用中药以缩短起效时间，快速缓解症状，协同增效，减轻不良反应。急性期后症状明显缓解，但病情不稳，复燃（症状再现）、复发（新发抑郁）风险较大，需巩固、维持治疗。在抗抑郁药治疗基础上联合中药治疗，旨在稳定核心症状，改善残留症状，预防复燃；并通过整体调节，同步调治周边症状，降低患者对环境应激的敏感性以预防复发。
重症肌无力根据病情轻重及脏器受累程度，分为五期（早期、缓解期、复发期、恢复期、稽留期）和五型。唐桂华等观察370例患者，显示Ⅰ型、Ⅱa型以脾气虚弱证为主，Ⅱb型以脾肾阳虚证为主，Ⅲ型、Ⅳ型以脾肾阳虚证为主。早期、复发期免疫紊乱突出，宜配伍抑制异常免疫反应的药物，如忍冬藤、土茯苓、苦参等；缓解期在减撤激素之时，为避免病情反弹，可辨证配用养阴温阳药，以部分替代激素；恢复期主要用补脾益肾之品，促进机体免疫功能逐步回归正常。
4.专病专方，力专效宏
清代名医徐灵胎提出“一病必有一主方，一方必有一主药”的见解，主张既要讲究辨证论治的整体性，也要切中病损关键，注重辨证论治与专病专方相结合。专病专方，即针对具体疾病采用相应的具有特效的方剂治疗，以辨病为基础，辨证为补充，具有“简、便、廉、验”的优点。病证合参是应用专病专方的前提。
国医大师刘祖贻认为，麻木病在肌肤，气血亏虚为发病之本，邪滞血脉为发病之标，气血不通、经脉失养为基本病机；治疗上重视调理气血，主张病证结合，擅用黄芪桂枝五物汤为基础方加减治疗。中风后肢体麻木合涤痰汤，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麻木合益气养阴通脉汤，颈椎病上肢麻木合葛桂舒筋饮，腰椎间盘突出症下肢麻木合独活寄生汤，癌症放化疗后手足麻木合参楼扶正解毒方，功能性麻木合柴胡疏肝散。
虽然根据辨病确立的方药对疾病各证候均具疗效，但当实施于患者个体时无法避免疗效不一现象，因为虽然抓住了疾病主要矛盾及致病共性，但个体特性同样具有影响力。因此，临床辨病运用专方治疗，仍需结合辨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