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20世纪对笛卡尔二分法的挑战

笛卡尔二元论中的主体和客体，或者心和身，都是从“人类的本质就在于理性思考自我”这个假设中得出的。这种“思考自我”通过把自身孤立于世界和其他人来追寻知识。但当代对笛卡尔二分法的挑战强调在追寻知识时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某种形式互动的重要性。我们将简要描述詹姆斯（James）、杜威（Dewey）、胡塞尔（Husserl）、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所做出的贡献。

美国实用主义者（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对知识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信仰、意义、行动和探究之间的联系。查尔斯·S.皮尔斯（Charles S.Peirces，1839—1914年），通常被认为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之父，主要研究我们如何能够理性探索世界的问题。在《探究的理论》（Theory of Inquiry）一书中，他建议我们通过对假设的检验来做研究，并相信恒量也可能是可修改的或错误的。在科学探究中，他提出了知识发展的几个阶段。

●“溯因”探究（Abductive Inquiry）提出需要检验的理论；

●“演绎”探究（Deductive Inquiry）为检验理论做准备；

●“归纳”探究（Inductive Inquiry）评估检验的结果。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年）提出了一种务实的真理理论：我们的信仰需要与相关的基础证据相符合。例如，他认为，我们对一种理论的偏好需要基于纯粹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力量。人在世界上是参与者而不仅仅是旁观者。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年）将皮尔斯的探究理论应用到了社会和政治哲学领域。在《确定性的追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一书中，他认为科学活动和“探究”在本质上是动态的过程。他反对知识“旁观者”的观点，认为人类活动是人类将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存机制在动态环境中得以生存的结果。杜威强调知与行之间的联系，鼓励孩子们边做边学，在活动中学习，通过解决问题来学习，杜威对教育哲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年）影响了许多哲学家（如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Merleau-Ponty）），他重点研究“思考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他的理论为现象学（Phenomenology）奠定了基础，即从哲学上深入探究人类自我的意识和其他客体。他对比了自伽利略以来现代科学的物理客观主义与康德建立的先验理想主义，并强调意识及直接经验的重要性。他认为某些知识只有通过描述“纯意识”（Pure Consciousness）及其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才可能获得。通过“现象学还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可以达到“纯意识”，这种方法是把关于现象的所有事实知识和合理假设放在一边，这样就可以分析其纯粹直觉的本质。

在胡塞尔的经典之作《逻辑研究》（Logical Investigations）中，他基于我们的主观意识是不可被否认的这一前提，开始对知识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他认为，我们的意识始终是对事物的认识，在实践中，很难区分意识状态和意识对象。他将精神内容的导向称为“意向”，精神中解释这种意向的方面则被称为“内容”。例如，在他认为的意向中，有没有椅子并不重要，只需要在世界上所有的对象中找到一把椅子，他可以归纳并进行“现象学还原”。他进一步指出，没有人能在没有直接接触精神内容（意向）的情况下体验到任何东西，这成为他所有认识的不容置疑的基础。在胡塞尔看来，现象学就是让事物来展示自己，因为它们就在自身之中。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年）是胡塞尔的学生，他用现象学的方法来分析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模式。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人类通过“必须做某事”来证明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例如“生产某些东西”或“使用某些东西”。这些“实践性”行为或行动必须运用理论认知。换句话说，我们“存在”的特征就是与世界上其他的事物发生主动关系。所以，对海德格尔来说，“存在”不是像笛卡尔“思考自我”那样的超然旁观者，而是在知识和行动之间能够密切关联的那个人。他因此拒绝接受思考主体和客观世界的笛卡尔二元论。

在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哲学的当务之急是回答“存在问题”。在《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一书中，他认为人类是“此在”（Dasein），即存在的意思，并认为人们如何应对特定的情况是活动的最大特征。海德格尔认为，当我们遵守公众规范并通过分享应对技能实现社会化时，我们成为“此在”。任何一个“此在”都不完全知道世界的运转。他用“不自在”（Unheimlich）来形容由于存在却不知为何存在而造成的令人不安的焦虑和内疚。这一概念被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所接受并认为“此在”无意义，人们会由于经验的缺乏而感到不安。

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在经过被称为“存在主义”的哲学和文学运动后，被进一步加强了，存在主义深入探讨了个体人类存在与生活经验。虽然大多数现象学家认为知识可以通过反思获得，但存在主义者强调如果我们想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行动到底。法国存在主义者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说，为了人类现实存在就是行动，行动必须由意图（Intention）来定义，因为意图就是对结局做出的选择，同时因为我们是在行为中认识世界，正是有意图地选择结局，揭示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强调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在美国哲学传统“实用主义”（Pragmatism）中找到。在《实用主义》一书中，詹姆斯认为，如果一个理念可行，它就是正确的，只要它在现金价值方面对生活有影响，它就有意义。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被杜威进一步发展了，他反对将“理论和实践”与“知识和行动”截然分开。他坚持认为理念是没有价值的，除非它们能够付诸行动，无论大小，它们都能以某种方式重新安排和重新构建我们生活的世界。

让-保罗·萨特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他也深受笛卡尔的人类意识的影响，认为人类意识是自由独立于实体世界之外的。在《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一书中，萨特将意识描述为“无”（不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一种活动（世界上不知从哪里吹来的风）。由于意识是虚无的，它不遵守因果关系的规则。这是萨特的文章的基础，并推动了人类将自由放在首位。他认为意识始终是自我决定的，并遵循悖论：它始终是它所不是的，而不是它所是的。

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也反驳笛卡尔的心与身二分法，他认为感知（Perception）是针对某事物的身体认知行动，意识（Consciousness）“不是‘我想’而是‘我能’的问题”。正是借助于身体，我们才能感知事物，了解他人。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模糊”的，因为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身体的主体不仅存在、寄形于世界的当下，而且包含身体习惯的知识，如驾驶汽车、盲人使用盲杖及打字等。尽管存在经验主义的倾向，但梅洛-庞蒂在内心深处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批判经验主义者“由感官碰巧提供的数据进行推断”，并断言基于这种数据的经验主义理论“永远不可能等同于知识”。

当现象学已经尝试描述和分析现象，或者康德哲学的“物自身”如何出现在我们的意识中时，另外一场20世纪叫作“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的运动聚焦在人们描述现象时所用的语言。在这场哲学运动中，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在早年，维特根斯坦将语言视为与逻辑相对应的现实的“图画”，并把形而上学斥为“荒谬”。他有句名言是说，对于我们不能说出来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然而，他在晚年把语言视为人们按照约定俗成的规则所进行的“游戏”或互动。此外，“知道”（Knowing）是身体上的行动，是努力改变事情状态的意愿，而不是超然于世外。因此，维特根斯坦认为，“知道”（Knows）这个词的语法显然与“可以”（Can）“能够”（Is able to）紧密相关，但是也与“理解”（Understand）密切相关，“知道”（To Know）有这样的用法：我们说“现在我知道了”——类似于“现在我能够做了”或“现在我理解了”。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主要关注语言在人类的思想和生活中的角色。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 Philosophicus）一书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如果语言代表现实，句子代表事物的状态，那么句子和事物之间就必须有共同的东西。作为他的“意义的图像说”的一部分，他认为句子是一个可能的事实的图像，并且是构成意义的基本单位。此外，他认为，句子中词汇（名称）的安排对应着世界中对象的安排。这导致他的假设是，现实世界的结构决定了语言的结构。

在之后的著作《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维特根斯坦使用了“工具”的概念，认为词汇是工具，而句子是设备。词汇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得到使用，而语言的结构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现实世界。语言不是通过严格的逻辑结构组合在一起的，不像他早期认为的那样，而是由多个简单的子结构或“语言游戏”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