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走异路、逃异地

当时读书人中科举算是正途，否则便做幕僚或经商，但鲁迅都不愿意，他想寻求新的知识。那时绍兴有个中西学堂，汉文之外，又教些洋文和算学，就为全城所笑骂，可见当地风气之保守，但鲁迅却感到不满足；功课较为别致的，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然而学费贵。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于是鲁迅带上八元旅费，离别了故乡，离别了母亲，踏上人生的征途。

鲁迅是1898年5月到南京的。他考进了江南水师学堂。这原是洋务派为了培养“新军”骨干而设立的。

洋务运动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代表人物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大官僚。他们感到清王朝的武力不如外国人，想学习洋人的坚船利炮，于是开制造局、办讲武学堂、训练新军，以为这是“自强之本”。但这些都是所谓形而下的“器”，至于形而上的“道”，则还是以儒家为本。这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他们可以重金聘请外国技师和军官来造船制炮和练兵教操，但不屑一顾资本主义国家的典章制度。而只要陈腐的政治制度不改变，“富国强兵”云云当然不过是一句骗人的空话。1894年甲午一战，洋务派多年来精心培养的北洋舰队，被日本海军一举歼灭。洋务运动也就随之而破产。

甲午战败，对于中国人的刺激很大。《马关条约》规定的赔款数额达二万万两之多，而且还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开办工厂、长期霸占台湾与辽东半岛；随之，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夺取“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形势。爱国志士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深深为祖国的前途担忧。1895年5月2日清廷批准《马关条约》，康有为联合十八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从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逐步走向高潮。

改良主义者已经不满足于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而要求改变祖宗成法。他们的口号是“维新变法”。虽然康有为的理论体系并没有超出儒家经学的范围，但实际上，这却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只是，他们还不能用革命的方式，而是想利用帝、后之间的权力矛盾来进行变法。1898年6月11日起，他们通过光绪皇帝，发布了一系列的“新政”措施：废科举、兴学校、提倡工业、实行言论自由、召开国会进行君主立宪，等等。但是，先天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最终敌不过专制主义顽固派，9月21日一个政变，“新政”便断送在血海中。光绪皇帝被囚，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改良主义也就宣告破产。

鲁迅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岁月。时代的风涛激荡着青年学子的心。

江南水师学堂在南京城北，一进仪凤门，便可以看见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囱。这桅杆很高，乌鸦和喜鹊都只能停在它的半途的木盘上。人如果爬到顶，便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功课是中西合璧，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这些功课，对于追求新知识非常迫切的鲁迅，是远远不能满足的。而且，更令人厌恶的是，除了有一点英文之类的点缀品之外，弥漫在空间里的仍旧是传统的意识和规矩。而且，同学之间也是等级森严，头二班学生要无端压制初进学的三班生。因为是军事学堂，所以非常专制。不但动辄记过，而且开除学生。但开除在那个学校里并不算什么大事件，大堂上还有军令，可以将学生杀头。

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环境中，鲁迅“总觉得不大合适”。第二年初，他终于离开了这所学校，去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

这回不读英文了，改为德文，是“ Der Mann, Das Weib, Das Kind”。因为在洋务派看来，海军是英国好，陆军则是德国强，所以水师学英国，而陆师学德国。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此外还有格致（博物学）、地学（地质学）、金石学（矿物学）……都非常新鲜。而且，第二年的总办换了一个“新党”，是赞成维新变法的。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弄得只读“四书五经”的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学生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这个学校原来叫作陆军学堂附设铁路学堂，是洋务派大官僚两江总督张之洞开办的，他的后任刘坤一听说青龙山煤矿出息好，可以从中取利，想训练一批开矿的技师，便在铁路学堂增设开矿部分，改称矿路学堂。待到开学时，煤矿那面却已将原先的技师辞退，换了一个不甚了然的人了。理由是：一、先前的技师薪水太高；二、他们觉得开煤矿并不难。于是不到一年，就连煤在哪里也不甚了然起来，终于是所得的煤，只能供烧那两架抽水机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来抽水，结一笔出入两清的账。既然开矿无利，矿路学堂自然也就无须乎开了。在鲁迅上二年级时，就有风声说学校要裁撤了。但不知怎的，却又并不裁撤。到第三年他们下矿洞去看的时候，情形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面鬼一般工作着。

这幅景象，的确也象征着当时中国工业的悲惨状况。在这种背景下设立的学堂，自然不能让学生学到什么东西。鲁迅到南京来原是想寻找一条新路的，但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得，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但学校的围墙毕竟阻挡不住时代潮流的冲击，南京究竟也比绍兴开通一些。在这里，多少还能接触到一些新的事物。自从“新党”俞明震做了矿路学堂的总办以后，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自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之类。这些新书报介绍了不少西方社会思想，给鲁迅打开了新的眼界。鲁迅当时所读的新书很多。无论是科学、哲学、文学、法学……只要是西方传过来的新知识，他都认真地读。而对鲁迅思想影响最大的则是严复译述的《天演论》。

《天演论》是我国最初介绍进化论的书籍。译者严复是早期的留英学生，他虽然学的是海军，却非常关心政治，是我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本书的底本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中的前两篇，但《天演论》的译文并不完全忠实于原著，常有借题发挥之处，所以译者自称为“达旨”，而且还加上许多“案语”，直接表达译者自己的政治思想，目的是借西方的学说来刺激国人，以挽救祖国的危亡。

赫胥黎根据进化论的观点，认为生物是发展进化的，不是亘古不变的。《天演论》第一节《察变》即大谈天道万物的变化，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天道变化，不主故常”的道理，并指出：“不变一言，决非天运。而悠久成物之理，转在变动不居之中。”这种看法，与中国儒家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点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对于当时的保守思想无疑是一个猛烈的冲击。赫胥黎还将生物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用来解释人类社会，掩盖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但严复利用“弱肉强食”“自然淘汰”的可怖景象激起国人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意识，作用却是积极的。鲁迅当时求知欲正旺，他是从爱国主义思想出发来接受进化论观点的，所以进化论对鲁迅早期的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鲁迅从进化论观点出发，要求发展，要求进步，要求革命，并且与阻碍发展、阻碍前进的旧事物进行坚决的斗争。进化论成为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

1901年12月，鲁迅从矿路学堂毕业，领到了一张“第一等”的毕业文凭。但在腐败的清王朝，毕业之后又有什么事情可做呢？那时正处于八国联军之役后不久，“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江南督练公所正在选择一批留学生。鲁迅在新思潮的推动之下，渴望到外国去留学，得到这样一个机会，便东渡日本，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这时是1902年2月，鲁迅二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