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小康到困顿

鲁迅于1881年9月25日（阴历辛巳八月初三）诞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内东昌坊口周家新台门里。他小名樟寿，学名树人，号豫才；“鲁迅”是他从事新文化运动以后所常用的笔名，但却以这个笔名闻世。

那是灾难深重的岁月。中国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制度，已经走到历史行程的终点。古老的帝国，早就霉烂、腐朽，只不过在闭关自守的条件下苟延残喘。但到1840年，英国侵略者的大炮却打开了帝国的大门。马克思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

继英国炮舰之后，俄、美、法、德、日等国侵略者纷至沓来。一向妄自尊大的清王朝却跪倒在洋大人的脚下，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一个接着一个，就像一条条锁链似的套在中国人民的身上。中国人民日益深重地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这时，有识之士开始思变，要求改图更新。传统的纲常名教和典章制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尽管不断有卫道之士出来，“赫然奋怒以卫吾道”，但不过是螳臂当车而已。这时，旧思想的瓦解正如旧生活条件的瓦解一样，是无法遏止的。

鲁迅的家庭，是一个“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祖父周福清（介孚），进士出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后曾外放江西金溪做知县；父亲周伯宜，中过秀才，闲居在家；母亲鲁瑞，安桥头村人，她父亲鲁晴轩是举人，曾任户部主事，她本人则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周家本是一个大家族，据说祖上曾经“购地建房，设肆营商，广置良田”，很是兴旺发达，但这时却已经败落。不过到鲁迅出生时，他“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大概可以算作小康之家。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鲁迅从小便受着传统的教育。他七岁被送入家塾开蒙，读的是《鉴略》。当时听人说，读《鉴略》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但那时的教育不重理解，更不讲情趣，只是要儿童死记硬背。于是，鲁迅被迫每天读着、背着：“粤自盘古，生于太荒，首出御世，肇开混茫……”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那当然是很好的，但一字也不懂。幼小的儿童，读着这样古奥的东西，简直是活受罪。

那时，鲁迅时常能得到的乐趣是到屋后的百草园里玩耍。这个园子虽然只有一些野草，但对鲁迅来说，却是一个乐园了。“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蹿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但就是这样的乐园，鲁迅也没能享受多久。十二岁时，鲁迅被送进了三味书屋，从此，他就不能常到百草园里捉蟋蟀和摘覆盆子了。

三味书屋被称为全城中最严厉的书塾，离周家不上半里。先生叫寿镜吾，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副大眼镜。据说，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但这位老先生所用的教学方法也还是强迫学生死记硬背。他们整日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但孩子们也自有办法寻找乐趣。他们或者趁先生不注意时，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或者跑到后园去折蜡梅，寻蝉蜕，捉了苍蝇喂蚂蚁。然而同窗们到园里太多、太久是不行的，那要受到先生的斥责，大家只好陆续回去，放开喉咙读一阵书。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真是人声鼎沸。先生自己也念书，有时还大声朗读——“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先生读得得意起来，就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鲁迅读完了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还有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孝图》之类。

鲁迅对于那些他半懂不懂的儒家经典很不满意，他后来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而对于那本通俗的旧道德教科书《二十四孝图》，则尤其反感，因为它悖情违理。他说：“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2]什么“子路负米”“黄香扇枕”之类倒也罢了，“陆绩怀橘”也并不难；“哭竹生笋”已很可疑，“卧冰求鲤”可就有性命之虞了。其中最使他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子，却穿着五色斑斓的花衣服，像婴儿一样地戏于亲侧，又常挑水上堂，还要假装跌倒，趴在地上学婴儿啼哭，以取悦双亲，这是多么虚伪啊！而郭巨因家贫，为了能供养母亲，竟要将一个活泼泼的三岁小儿活埋，这又是何等残忍啊！鲁迅看出了这种孝道的虚伪残酷，于是渐渐对传统伦理道德怀疑起来了。

鲁迅不爱读儒家经典，却很喜欢野史杂记及一些民间文艺。在三味书屋上学的时候，他就趁老先生读书读得入神之际，偷偷地用“荆州纸”蒙在绣像小说上面画人像，《荡寇志》《西游记》的绣像都画有一大本。而课外涉猎的范围更加广泛，从带画的《山海经》《花镜》《诗画舫》到《聊斋志异》《三国演义》《夜谈随录》等小说，以及《酉阳杂俎》《容斋随笔》等杂集，鲁迅都读了许多，不但丰富了学识，而且还培养了思想能力。

除了读书之外，鲁迅还同农民有着接触，这是他少年时代生活中最大的快乐。鲁迅不但曾经有过像运水这样可爱的幼年农民朋友，教他在雪地里捉小鸟雀，告诉他许多在士大夫的书房和庭院中所看不到的新鲜事：海边的五色贝壳、西瓜地里伶俐的猹以及獾猪、刺猬，还有潮汛要来的时候出现的有青蛙似的两个脚的跳鱼，等等；而且，由于外婆家是在农村，这又使他有时能够走出士大夫阶级的“上流社会”，而和农民有一定的接触。鲁迅母亲的娘家在安桥头，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住户大都以种田、打鱼为生。当时绍兴的习惯，是凡有出嫁的女儿，倘或自己还未当家，夏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时鲁迅的祖母虽然还康健，但母亲也已分担了些家务，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地归省了，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抽空去住几天。每年此时，鲁迅便跟了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安桥头地方虽小，但对鲁迅来说，却是一块乐土：因为他在这里不但得到优待，又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这无异于暂时走出囚笼，呼吸一点清新的空气。

农民绝没有士大夫阶级那种虚伪的假面和尔虞我诈的手段，他们首先使鲁迅感受至深的是淳朴浑厚的感情。“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许多小朋友因为有了远客，也都从父母那里得了减少工作的许可，来陪伴鲁迅一同游戏。他们年纪都相仿，但论起行辈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因为这里合村都同姓，是本家。然而他们都是朋友，即使偶尔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绝没有一个会想起“犯上”这两个字来。鲁迅和他的小朋友们每天掘蚯蚓、钓虾子、骑黄牛、跑野地，玩得不亦乐乎。有时，如果邻村有戏，他们还可以架起双橹，摇起航船，在朦胧的月色里径向戏台边飞去。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吹来；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前面是点点渔火，装饰着夜的港汊；远处传来阵阵笛声，婉转、悠扬——在这样的情景中，真觉得自身都要和笛声一起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

但农村究竟不是世外桃源，这里也有着各种社会矛盾。农民的小孩虽然还有一点自然的欢乐，但一到成年，便是无穷的痛苦。他们终年勤劳，却得不到温饱。这种情况，鲁迅在农村住得略久一点，便逐渐感觉到了，因而，对农民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对上流社会也更加厌恶起来。对农村情况的了解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于鲁迅后来的思想发展和艺术创作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说：“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3]

到十二岁时，鲁迅家里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祖父被捕入狱；继而又遇父亲重病，家道很快就败落下来了。

那是在1893年，即光绪十九年。那年乡试的主考是鲁迅祖父周福清的同年，亲友中有人出主意，凑了一万两银子，要周福清为几个亲戚去通关节，事情败露，遂被判为“斩监候”，即判处死刑，关在监狱里等候执行。在科举取士的清朝，科场案是非常严重的，弄不好可以“满门抄斩”，所以一时搞得形势很紧张，鲁迅和他的弟弟被送到皇甫庄大舅父家避难。因为是避难来的，所以情形与以前大不一样，很受到一些冷遇，有时甚至被称为“乞食者”。这给鲁迅很大的刺激。不久，紧张的形势缓和下来了。鲁迅在舅父家住了半年光景就回到家里。但家道却从此一蹶不振。因为祖父在监狱里得不断用钱，特别是每年秋审，总有消息传来，说老太爷恐怕要遭不测了，于是就得设法凑钱去营救，一次又一次，家里渐渐不能支持了。

接着，父亲周伯宜又得了重病，须得请医生隔日诊视一次。先是请了一位本城的“名医”姚芝轩，因为出名，所以诊金很贵，每次得一元四角，很不容易张罗；而且用药也与众不同，就连“药引”都很难得。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但这样地看了整两年，父亲的病还不见起色，而且水肿是逐日厉害，将要不能起床了。姚芝轩自称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就荐了另一位名医何廉臣来自代——鲁迅在《朝花夕拾》里将他的名字倒过来，用谐音字写成陈莲荷。何廉臣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而且药引更奇特。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此外还有结子的平地木之类，但这些东西于病症都不见效。名医只有求救于鬼神了：“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这显然是在推卸责任。

鲁迅的父亲，就在这种庸医卜巫的手下亡故了。时为1896年，鲁迅十五岁。

祖父的入狱和父亲的重病，使得鲁迅有四年多，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药店的柜台和他一样高，质铺的是比他高一倍。他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4]而他的家道衰落，恰好与旧社会的解体联系在一起。因而，鲁迅自身的感受也恰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这些条件，促使鲁迅走上了一条士大夫阶级叛逆者的道路。

经历了这一场大变故，鲁迅对周围的人们早已看透，“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于是他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1]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2]鲁迅：《〈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页。

[3]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七卷，第411页。

[4]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