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一步跨过大西洋

结构主义作为世界的一种解释力量，是建筑在现代语言学的模型之上的。

这种语言学模型的设计者，主要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索绪尔对于语言学研究的“革命性”贡献是，他否定了“语言是实体”的观点，提出了“语言是关系”的观点。人类的语言是“建立在各种关系之上的”，各种语言要素都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中才有意义。语言自己是一种完整的形式，一个统一的领域，一个自足的系统，与有限的历史无关，与言语的主体无关。语言系统的存在是自在的、自为的、至高无上的，人的具体的言语活动，都将被置于语言的普遍关系与普遍法则之下，就像每个象棋棋子的活动，都注定要受到象棋棋盘和法则的制约一样。不同的只是：在象棋游戏中，人们是明确总的法则后才玩起来的，而在言语活动中，人已经“玩”了千年万年，却还不知道这盘棋的总的格局和法则。现代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找出那些在冥冥中支配着人类言语行为的结构模式和关系准则。

索绪尔的“革命”，得出了“语言是结构、关系、形式”这一结论。

这一“革命成果”被后来的崇拜者无边无际地扩大了。

因为语言是人类文化的“全权代表”，那么，所谓人类文化只不过是一种“巨型语言”。而文化又是全部人类活动的有效积淀，那么人类的存在也不过就是一系列的语言表达。语言的结构就是人类的结构，语言的结构模式必然也是人类现实存在结构方式。

语言联结起了人类和人类的世界。不，语言就是人类和人类的世界。特伦斯·霍克斯（Terence Hawkes）在他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一书中形象地指出：由语言学迈向人类学，看起来只不过是小小的一步，然而“这一步却使我们跨过了大西洋”[3]，语言学的方法被引进一片漫无边际的人类活动领域中。语言学的方法合乎逻辑地成了解释人类自身存在及人类社会存在的方法。

在这场“横跨大西洋”的竞技表演中，灵活多变、爱赶时髦的法国人夺得了数量最多的金牌。曾经佩带过“结构主义”徽章的著名法国学者，就有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阿尔都塞、福柯、拉康、德里达、格雷马斯等人。此外，还有美国的乔姆斯基和瑞士的皮亚杰。

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二三十年里，结构主义铺天盖地而来，它的影响波及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许多重要的学术领域。

而文学，恰恰是“语言”“社会”“人生”“人心”的交汇点，于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便自然地成了结构主义者施展他们的勇气和能耐的竞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