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译序 才华横溢的诗人 坚贞不屈的战士
在德语近代文学史上，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堪称继莱辛、歌德、席勒之后最杰出的诗人、散文家和思想家。他不仅擅长诗歌、游记和散文的创作，还撰写了不少思想深邃、风格独特并富含文学美质的文艺评论和其他论著，给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富、巨大、光辉而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无论是其个人性情和气质，还是创作成就和影响，都仍然让我们首先尊他为一位出色的抒情诗人和伟大的时代歌手。
海涅出身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一个犹太商人的家庭里。父亲萨姆孙·海涅经营呢绒生意失败，家道中落；母亲贝蒂·海涅是一位医生的女儿，生性贤淑，富有教养，喜好文艺。在她的影响下，诗人早早地产生了对文学的兴趣，15岁还在念中学时就写了第一首诗。可是他不得不遵从父命走上经商的道路，18岁时去法兰克福的一家银行当见习生，第二年又转到他叔父所罗门·海涅在汉堡开的银行里继续实习。在富有的叔父家中，海涅不仅尝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屈辱府邸》一诗便反映了他当时的经历），更饱受恋爱和失恋的痛苦折磨，因为他竟不顾门第悬殊，痴心地爱上了堂妹阿玛莉，一位他在诗里形容的“笑脸迎人，心存诡诈”的娇小姐。
1819年秋，因为前一年在叔父资助下兴办的哈利·海涅纺织品公司经营失败，在汉堡做呢绒生意的父亲也破了产，年轻的海涅完全失去了经商的兴趣和勇气，遂接受叔父的建议进入波恩大学学习法律，准备将来做一名律师。然而从小爱好文艺的他无心研究法学，却常去听奥古斯特·威廉·封·施莱格尔[1]的文学课。
施莱格尔是德国浪漫派的杰出理论家、语言学家和莎士比亚翻译家，海涅视他为自己“伟大的导师”，早期的文学创作受到了他的鼓励和指导。除此而外，从浪漫派诗人阿尔尼姆和勃伦塔诺整理出版的德国民歌集《男童的奇异号角》中，从乌兰特和威廉·米勒等其他浪漫派诗人的作品中，年轻的诗人也获得了不少启迪，汲取了很多营养。同时，他崇拜歌德，并遵照“导师”施莱格尔的建议老老实实地读了歌德的作品。还有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也被他引为知己。他不只把拜伦的诗歌翻译成德文，还模仿拜伦的衣着、风度，创作上也受到了拜伦的影响，以至于在19世纪20年代一度被称作“德国的拜伦”。这就难怪海涅的早期诗歌创作显示出不少浪漫派的特征，如常常描写梦境，喜欢以民间传说为题材，格调大多接近民歌等。不过也仅此而已，因为他本身并不属于这个当时在德国已经逐渐过时的文学流派。后来，1846年，在为长诗《阿塔·特罗尔：一个仲夏夜的梦》所作的序里，海涅总结自己与浪漫派的关系道：“……我曾在浪漫派之中度过了我最愉快的青年时代，最后却把我的老师痛击了一顿……”因为他在1833年写成的《论浪漫派》中，已对这个包括自己“导师”施莱格尔在内的派别做了严厉的批评。
1820年秋，海涅转学到哥廷根大学。跟在波恩时一样，他无心学业，却常参加一些学生社团的活动。后因与一个同学决斗受到停学处分，不得已于第二年再转到柏林大学。在柏林期间，海涅不但有机会听黑格尔讲课，了解当时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对辩证法有了初步的掌握，还经常出入当地的一些文学沙龙，结识了法恩哈根·封·恩泽夫妇以及沙密索、福凯等不少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大大地开阔了眼界，为日后成为一个思想深邃、敏捷的评论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同时，他还参加犹太人社团的文化和政治活动，表现出了对社会正义事业以及犹太人命运的同情和关注。
1824年，诗人重返哥廷根大学，坚持学习到第二年大学毕业，并于7月20日获得法学博士的学位。在此之前不到一个月，他已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成为一名路德宗新教徒。
在个人生活方面，由于初恋情人阿玛莉在1821年8月嫁给了一个有钱的地主，诗人遭受了巨大的心灵创痛。而在一年多以后的1823年5月，他在汉堡又邂逅阿玛莉的妹妹特莱萨，再次坠入爱河，经受了恋爱和失恋的痛苦。这样一些不幸的经历，都明显地反映在了他早年的抒情诗中。
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见识的提高，海涅的文学创作开始走向成熟，不但题材和体裁变得丰富多彩，思想也更加深刻。特别是1824年，他从大学城哥廷根出发往东北行，徒步漫游了哈尔茨山及其周围地区，一路上尽情饱览自然风光，细心观察世态民情，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哈尔茨山游记》，为自己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随后的四五年，他又写了大量的游记和散文作品。
在19世纪20年代，海涅事实上已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游记的写作上，因为在他看来，那搜集了他早年那些优美而感伤的爱情诗的《诗歌集》，只是一条“无害的商船”，而从《哈尔茨山游记》开始的游记作品，却是一艘艘装备着许多门大炮的“战舰”（见1827年10月30日致摩西·摩色尔的信）。无论是旅居北海之滨的诺德尼岛时，还是在畅游南方的文明古国意大利途中，他都专注而细心地建造这样的“炮舰”。
随着收有《哈尔茨山游记》的《游记》（1826）第一卷和《诗歌集》（1827）等重要作品的相继问世，年轻的海涅已成为闻名全德乃至整个欧洲的诗人和游记散文家。
海涅生活在欧洲社会急剧动荡，新兴进步力量与腐朽反动势力殊死搏斗的时代。童年，在故乡杜塞尔多夫，他经历了拿破仑军队占领时期实行的一系列进步改革；作为犹太人，他深深体会到了“平等”“自由”之可贵——他18岁时在法兰克福所目睹的犹太同胞的悲惨处境，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素性敏感的诗人来说，生而为犹太人犹如一种宿命的不幸，简直就像一种先天埋藏在血液里的可怕“病毒”，一种无法治愈的“痼疾”（见《汉堡新以色列医院》），因此给他一生的思想和创作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有的作品，如《巴哈拉赫的法学教师》，直接描写了自己受压迫的犹太同胞的苦难。正因此，对于他所崇仰的解放者拿破仑的失败和欧洲大陆上随之出现的反动复辟，诗人的感受尤为痛彻；而在相比之下又特别黑暗、落后的德国，情况更令诗人触目惊心。写作于1826年的散文集《思想·勒格朗集》，则集中反映了海涅这一时期的思想感情，明白地表达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和化身拿破仑的钦仰和感怀之情。这样的明显带有革命倾向的感情，在他的《两个掷弹兵》和《鼓手长》等不少诗歌中，也有流露和宣示。海涅特殊的出身和经历，注定了他终将成为一名战士和革命者。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正在赫郭兰岛休养的海涅无比欢欣鼓舞，浑身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忍不住唱出了那首以“我是剑，我是火焰”开头和结尾的、充满战斗豪情的昂扬《颂歌》，渴望着“投入新的战斗”。然而，诗人生活的德国在封建专制的重轭下仍如死水一潭，令人感到窒息。出于这个原因，加上他先后在汉堡、柏林和慕尼黑等地谋取律师和教授职位均告失败——主要因为他是犹太人而遭到反动教会人士的排斥，诗人遂于第二年的5月移居到了巴黎。
在巴黎这个革命中心和国际文化大都会，海涅结识了巴尔扎克、大仲马、维克多·雨果和乔治·桑等法国大作家，以及肖邦、李斯特、柏辽兹等其他国家的音乐家和艺术家，经常有机会参加各种文艺聚会，观看演出和参观美术展览，过着紧张而充实的生活，眼界进一步开阔，思想也进一步活跃起来。在随后的十多年里，他虽也继续进行诗歌创作，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却用于为德国的报刊撰写通讯和时事评论，及时又如实地报道法国和巴黎的各方面情况，想让法兰西革命的灿烂阳光去驱散笼罩着封建分裂的德意志帝国的浓重黑暗，让资产阶级进步意识形态的熏风去冲淡弥漫在那里的陈腐之气，于是写出了《法兰西现状》《论法国画家》《论法国戏剧》以及《路台齐亚》等一大批报道和文论。与此同时，他也向法国读者介绍德国的宗教、历史、文化、哲学以及社会政治现状，写出了《论浪漫派》《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等重要论著，帮助法国人民比较深刻地认识德国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海涅便开始了他更紧密地联系现实和富有革命精神的文学生涯第三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除去时评和文论，海涅还发表了小说《施纳波勒沃普斯基回忆录》《佛罗伦萨之夜》和《巴哈拉赫的法学教师》。只可惜这些作品全都是一些片段，而诗歌创作也几乎陷于停顿。这大概是因为时事过于动荡，诗人已无法静下心来从事纯文学的创作，拿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弗朗茨·梅林的话来说就是：“海涅在三十年代极其严肃地对待他的‘使徒的职责’和‘护民官’的任务，因而他的诗歌创作就退居相当次要的地位了。”[2]这意味着，海涅把自己革命战士的职责看得比他诗人的成就和荣誉还重。然而也多亏如此，他才得以充分展示在游记作品里已初露锋芒的社会观察家和批评家的才华，让后世能一睹其博大深邃的思想家和英勇善战、坚强不屈的战士的风采。
1844年，海涅在巴黎遇见马克思，与这位比自己年轻的革命家及其周围的同志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受到了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影响。这一年11月，诗人在流亡十三年后第一次短时间回祖国探望母亲，心情异常激动，以至于一到边界心脏就“跳动得更加强烈，泪水也开始往下滴”。待到发现德国封建、落后的状况依旧，诗人更加悲愤难抑，于是怀着沉痛的心情写成了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在诗里，他不仅痛斥和鞭笞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而且发出了“要在大地上建立起天上的王国”的号召。这部作品与合在一起出版的《新诗集》，也和前面提到的那些时评和文论一样，都具有紧密联系社会现实、有力针砭时弊和富有革命精神的特点。也就难怪恩格斯会兴奋地宣告“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3]公开承认他是一名革命战士。
进入19世纪40年代，特别是在写成《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以后，海涅的诗歌之泉在干涸了近十年后又迅速而激越地流淌、喷涌起来。在这个阶段，他写了大量如投枪匕首般锋利尖锐的“时事诗”，如被誉为“德国工人阶级的马赛曲”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等，对各式各样的反动势力进行无情的揭露和讽刺。也就是说，与早年的抒情诗相比，诗人这时的作品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再是抒发个人喜怒哀乐的低吟浅唱，而成了战场上震撼心魄的鼓角和呐喊。可惜的是，在1848年法国爆发“二月革命”之后，整个欧洲都掀起了革命高潮之际，海涅的诗歌创作又中断了一两年。原因是诗人在年前罹患脊髓痨，到1848年已经卧床不起，正苦苦地与死亡进行着抗争。
进入19世纪50年代以后病情稍有缓和，海涅在创作“时事诗”的同时，也写了不少音调沉郁、愤世嫉俗的抒情诗，哀叹自身不幸的命运和遭遇。他身为犹太人且倾向进步和革命，因而长期受到德国政府的迫害。自1835年起，他的作品就列入了德国官方的查禁名单，且高居榜首，新作更难在国内出版，稿费来源几近枯竭。与此同时，叔父所罗门·海涅对他的接济也早已断绝，在流亡中的诗人经济因此十分拮据，不得已便领取了法国政府发给他的救济金。这事在1848年被国内的论敌知道了，海涅因此遭到恶毒攻击，再加上生活艰苦辛劳等原因，他患的脊髓痨进一步恶化。1851年，在妻子玛蒂尔德陪同下，海涅好不容易支撑着病体，最后一次外出参观了卢浮宫博物馆，从此以后便长年地痛苦挣扎在他所谓的“床褥墓穴”中。可是尽管如此，诗人仍然像一位临死仍坚持战斗的战士一样坚持写作，直至1856年2月17日与世长辞。他在逝世前一年为自己的散文集《路台齐亚》法文版撰写的那篇序言，表明这位战士诗人至死不悔，始终忠于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信念和革命理想。
海涅享年58岁，比起那些与他差不多同时代而英年早逝的天才诗人、作家如棱茨、荷尔德林、比希纳以及拜伦和裴多菲来，可谓长寿。但是他并不幸福，因为不只出身微贱，而且一生颠沛流离，最后竟至客死他乡，虽然他爱法国和巴黎甚于自己的德意志祖国。根据诗人的遗愿，他死后安葬在了巴黎著名的蒙马特公墓。不过，诗人又可以说非常幸福，因为在后世德国乃至全世界读者的心中，他无疑已用既丰富多彩又才华横溢的作品，为自己竖立起了一座高大、宏伟和不朽的纪念碑。
海涅的出身、经历、交往和思想发展，都很自然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也反映在了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的诗歌中。我们眼前这个集子选收他各个时期的抒情诗代表作，并按年代加以编排，可以讲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诗人生活际遇和思想发展的全貌。也就是说，在这个集子里，我们几乎能够看见“整个的海涅”。
海涅的诗歌创作包括抒情诗、时事诗、叙事诗以及长诗等样式或品种，可谓丰富多彩；其中尤其是抒情诗，无论立意、运思，还是语言风格，都有鲜明的个性，独特的风格。纵观整个德语诗歌史，海涅可称是继歌德之后最杰出的歌者。在世界诗坛上，海涅的成就和影响足以与英国的拜伦、雪莱，俄国的普希金，匈牙利的裴多菲等大家媲美。他的多半以爱情为题材的抒情诗，由舒曼、舒伯特、门德尔松、柴可夫斯基等各国大作曲家谱写成的歌曲多达三千首，数量甚至超过了被他和拜伦尊为“诗坛君王”的歌德，堪称世界第一。其中如《罗蕾莱》《你好像一朵鲜花》《北方有一棵松树》《乘着歌声的翅膀……》《我曾在梦中哭泣……》等，更是受到各国作曲家的青睐，被反复谱曲，少的就有六七十次，最多的《你好像一朵鲜花》竟达到160多次，恐怕也已算得上世界之最。所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还有许多类似的优美动人的抒情诗，一个多世纪以来便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特别是受到正处于青春期的烦恼苦闷中的年轻人和漂泊异乡的游子们的喜爱。记得几十年前，在我就读的南京大学德文专业，《心，我的心，你不要忧郁》和《你好像一朵鲜花》这样的诗篇，便曾被工工整整地抄下来，在男女同学中间相互赠送。如前一首仅有短短八行：
心，我的心，你不要忧郁，
快接受命运的安排，
寒冬从你那儿夺走的一切，
新春将重新给你带来。
为你留下的如此之多，
世界仍然这般美丽！
一切一切，只要你喜欢，
我的心，你都可以去爱！
想当年，不幸既烦恼苦闷又漂泊异乡的穷小子的我，确实从一位同窗抄送给我的这首小诗中获得了不小的慰藉，不，岂止是慰藉，简直是生活的勇气。
上述大多写成于19世纪早期和二三十年代的抒情诗，以及部分50年代产生的哀叹自身命运的诗，固然都情真意切，音韵优美，感人肺腑，然而常常却不免情调缠绵、忧伤、凄切。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海涅在革命的三四十年代所写的大量所谓时事诗，以及产生于1825、1826这两年的咏海诗。
最著名的时事诗如《颂歌》《教义》《倾向》《等着吧》和《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等，都以音调铿锵、气势豪迈而深受读者喜爱，因此成为诗歌朗诵会的保留节目。其实，这些所谓的时事诗同样是优秀的抒情诗，只不过它们所抒发的已不限于个人一己的喜怒哀乐，而是从对时代和大众的深切关怀中所迸发出来的革命豪情，因而也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和巨大深刻的社会意义，赢得了更广泛的赞誉。它们是战斗的呐喊，冲锋的号角，所谓时事诗应该说也就是时代的诗，因为它们是战士海涅在那革命的年代发出来的时代最强音。
至于那两组咏海诗，同样不只写出了大海的宽广浩渺、粗犷豪迈、澎湃汹涌和变化无常，也就是说并非是对自然景物的纯客观描绘，而都是诗人借景抒怀，与抒情诗的不同只在于表现得含蓄一些罢了。很显然，它们虽同为韵海诗，所表现的感情却各式各样，手法也有相应的变化。例如《表白》《舟中夜曲》和《海中幻影》这三首诗都涉及爱情这同一主题，然而我们读后的感受却大不相同。其中特别是《表白》，比起海涅早年那些多少有点轻佻的情诗来，更具有大得多的震撼力。
20世纪以来，经过鲁迅、郭沫若、段可情、冯至、林林以及其他一些前辈作家和翻译家的译介，海涅已成为我国广大读者十分熟悉和热爱的一位外国诗人。在重新选译他的抒情诗和时事诗的过程中，我从前辈特别是本人的业师冯至教授的旧译学习了不少东西，目的是使这新译更加完善，更具可读性，更加上口和富有诗味。
综上所述，海涅从15岁写第一首诗开始，直至逝世前两周吟成绝笔诗《受难之花》，几乎与诗歌一生相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几乎成了他的全部生命。他的诗歌创作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早年，他“囿于温柔的羁绊”，抒写的主要是自己个人对于堂妹阿玛莉和特莱萨的恋慕之情和失恋的痛苦。此外，他也创作了一组气魄宏大的咏海诗，并在另外一些诗中，表达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同情，对德国社会现实的愤懑和不满。海涅这个时期的作品，特别是其中的爱情诗，大多充满郁闷和哀愁，却哀而不怨，甚至时时叫人觉得风趣而俏皮，整体风格既清新、柔美、飘逸，又单纯、质朴、自然、热烈，富于民歌的韵致。郭沫若在1920年出版的《三叶集》中对海涅的诗十分欣赏，称它“丽而不雄”，用来评价海涅的早年诗歌创作是很恰当的。这一时期最富代表性的作品为《罗蕾莱》《北方有一棵松树》《你好像一朵鲜花》和《宣告》等。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海涅迅速“投身时代的伟大战斗行列”，诗歌创作遂进入成熟的中期。在19世纪40年代欧洲普遍高涨的革命形势的激励鼓舞下，在马克思的影响帮助下，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光辉顶点。这时，他诗中的玫瑰与夜莺已经被剑与火焰代替，诗人充分显示了自己“打雷的本领”。在各个阶段，海涅创作了不少政治时事诗，其中不乏雄浑豪放之作，喇叭和大炮之声时时可闻。在这个阶段，他写成了《颂歌》《教义》《倾向》《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以及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富于战斗精神的诗篇，其中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1844）更被誉为“德国工人阶级的马赛曲”。
1845年特别是1848年以后，受到大革命的失败和自身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的影响，海涅的诗歌创作由斗志昂扬、激情奔放的中期，转入了低沉悲壮的晚期。读着他那些怀念故土、慨叹人生、愤世嫉俗的篇章，我们仿佛看见诗人辗转反侧在“床褥墓穴”中，咬紧牙关，忍受着难以名状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与敌人和命运，与酿成这命运的社会进行着顽强的、最后的抗争。他这个时期的作品虽难免有失望彷徨的情绪，格调也倾向凄恻哀婉，但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乐天的战斗精神，风格仍然是那样自然、单纯、诚挚，字里行间还不时透出机智和幽默。像《现在往哪里去》《决死的哨兵》和《遗嘱》等作品，都很好地表现了诗人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的战士情怀。
在此不妨强调一下，这贯穿于海涅整个创作中的机智幽默情趣，应该说是使他区别于其他所有抒情诗人的一个最为突出的天赋特征。正是它，显露出了海涅作为一位目光犀利的思想家的本色，使他的诗内涵更加深沉丰富，更加耐人寻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中，这种机智幽默情趣，或表现为对不幸际遇的自我解嘲，或表现为对朋辈的友好调侃，或表现为对敌人的尖刻讽刺……这种机智幽默情趣，从本质上讲，乃是海涅积极乐观的天性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反映。
[1]奥古斯特·威廉·封·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1767—1845），海涅同时代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之一，海涅在波恩大学听过他讲德国文学史，早期的诗歌创作得到了他的鼓励。
[2]弗朗茨·梅林：《论文学》，张玉书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8页。
[3]恩格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18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