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求真、求理与古埃及历史研究

从法国学者商博良以《给达西亚先生的一封关于圣书体文字声符字母表的信》（Lettre à M.Dacier, relative à l’alphabet des hiéroglyphes phonétiques）宣告古埃及象形文字（应称之为“古埃及圣书体文字”）被成功破译算起，埃及学诞生已有二百年的历史。二百年的研究历史让埃及学从最初的金石学整理阅读、文物搜集、遗址的挖掘发展成为一门集多学科手段，多技术设备参与的史料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语言学各司其职以解决历史问题的科学体系。这不仅使古埃及历史的研究成果斐然，对其他世界古代文明研究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代考古学就是皮特里等先驱学者在古埃及与近东的考古实践中建立起来的科学学科）。中国的埃及学研究从介绍国外研究成果到真正走向科学完成于史学家日知先生。他于20世纪50年代为我国带的第一批研究生中就有人专攻埃及学，已故的埃及学专家刘文鹏先生便是日知先生的高徒。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直到1985年日知先生成立古典所才引进国外埃及学学者教授学生古埃及语言文字，之前的研究一直建立在西方对古埃及文献的解读基础之上。1985年至今37年过去了，从学生到教授，已有一批埃及学学者成熟起来。尽管人数很少，但功底扎实，足以将中国的埃及学研究支撑起来。然而，中国埃及学研究成果若放在世界学界领域比较却显得没那么有分量。我们刚刚有考古队在埃及进行考古，却还没有利用任何现代设备对木乃伊进行过病理方面的分析以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我们也还没有出版一套对古埃及文献的全面翻译释读的著作，几乎没有对古埃及语言文字做过语法学或语义学研究的突破性成果问世。我们有的只是零星的古文献整理、翻译、注释和个别问题的综述式介绍和评点。

中国的埃及学研究还非常薄弱，但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按照现在的格局继续下去，丝毫看不出将来会有根本的好转。如欲改变现状，一些大问题必须思考。

中国埃及学研究之弱，源于中国埃及学研究的大势不明。历史研究一在求真，二在求理。史料学的全部努力就在于尽可能科学地复原历史的原貌，从而发现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求真在先，求理在后。求理的深度取决于求真的基础是否牢固。单就文献整理方面，西方早已做得全面而细致，为其埃及学求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古埃及记录》《古代近东文献》和多卷的《文献》等，几乎将古埃及重要文献一网打尽。反观中国，文献翻译整理少得可怜。即使有一些翻译注释，也大多从英译转译而出，可信程度堪忧。可喜的是《古代文明》杂志创刊以来开辟了“古代地中海”专栏，常有文献整理、翻译、注释的文章刊出。但距建立起埃及学研究的坚实基础还相差太远。

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很简单，一是人少，二是观念之乱。中国专攻埃及学的一线教授只有几人，副教授也屈指可数。而这几个人中致力于古埃及文献翻译注释者更少。古埃及语言很难，没十数年苦读的执着很难胜任文献阅读翻译工作。而现在又是个学术短平快的时代，费力不讨好的事让仅有的这么几个人无暇顾及。这就使大多数想在古埃及文明研究中在求理层面做出努力的学者“无米下锅”。于是，很多人便退而求其次，利用西方人的原始文献翻译，或干脆利用西方学者研究成果作为自己求理的根据。古代语言非常之难，加上文体、习惯表达、宗教等原因，让不懂这种语言文字的学者完全正确理解这些文字的意思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有西文的翻译，很多表述让人仍不知何意。故此，错误屡见不鲜。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造成我们的埃及学研究总体呈低水平徘徊之势。

因此，埃及学在中国的发展，亟待有一个一致方向的努力。为数不多的几位埃及学学者需要共同努力建立起埃及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文献翻译整理注释资料库，为众多学者提供研究的可信基础。

求真求理，求真是埃及学研究的第一要义，求理是埃及学研究的现实意义。理论有大有小，各个层面都有。求真需推理猜想和逻辑思考，求理就更少不得理论的概括总结。然而，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求理需要极其小心和科学素养，否则不仅流于肤浅，更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理论思考百密一疏。只要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理论大厦就可能顷刻倒塌。“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国人古来就有重玄奥轻实验的传统，科学理性的声音一直微若游丝。翻开历史一查，古来圣者大多文人雅士，鲜有泰勒斯、阿基米德这样的科学家。之后传统一脉相承，以文取士，科举考试，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皆重文轻理。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颠来倒去就是没有科学的地位。问题倒不是中国一脉相承的传统没能让我们产生太多的科学家。科学家是有的，科学成果也是有的，四大发明不说，单说初唐李泰的《括地志》，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都上及天文下论地理，然而，我们的传统中却一直没有出现如西方奠定科学发展的古希腊理性精神。古希腊文明对人类的贡献突出体现在其理性精神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不是说我们中国文明中没有理性，而是我们中国的理性精神集中体现的是人道精神，是对神而发，是笼统的人文理性。人文理性对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但对自然科学的影响却并不明显。自然科学需要有精密的推导和实验的证明，而这正是古希腊留给西方的最宝贵遗产。人文理性高屋建瓴，博大宏伟，但不精密。科学理性与之相比更精密，更讲逻辑，更重实验。人文理性产生了经史子集、阴阳五行。数理理性、逻辑理性和实验理性光辉照耀下的科学理性则催生了西方的现代科学。两种理性，两条道路，于各方面都有反映。单说文学，西方出现了《海底两万里》式的科幻，中国出现了《笑傲江湖》式的武侠。科幻让幻想开阔思路，用实验促其实现。而武侠，以玄妙悦人心智，以梦境躲避现实。

回到理论思考这个问题。现在中国学界对理论顶礼膜拜，追求理论的巨大框架，宏大体系，从上到下，统摄一切。然后一切从理论出发，指导实践。然而，理论是危险的。任何理论还都只是逻辑的推导，对真理的认识，理论还远没完成其使命。未经试验成功的理论无论如何繁杂伟大都是靠不住的。科学的理性包含的不仅有逻辑，还要有实验。近来偶出科学造假事件，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造假丑闻余烟未尽，中国也接二连三出现类似情况。为什么造假却可以被《科学》这样严谨的学刊采用呢？这是因为科学实验验证极为复杂且需耗费很长时间。理论推导完全正确，没有任何问题，可实验就是做不出来，这样的事情常有。这一方面给造假提供了可能，因为《科学》杂志的编辑无法将每篇论文的数据和实验都亲自做一遍，这是别人花了很多钱，用了很多设备，苦苦实验了几年的结果；另一方面恰好说明理论无论多么具有说服力都有可能是错误的。科学并不那么简单，光有复杂的框架，宏大的体系，甚至完美的逻辑推演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学者对理论的偏爱其实正是中国传统人文理性的必然表现，而人文理性距真正的科学还有一大步要走。这一大步就是实验理性的弘扬。有时候不禁问自己，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其实，狭义的社会科学就是科学。而广义的社会科学应该指的是人文理性。理论是人文理性中的擎天柱，没有理论，人文理性便很难站立起来。可一种理论未经试验证明其正确的时候，只能称之为猜想。猜想不仅需要灵感、知识和逻辑，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实验理性使之走入科学殿堂。

人文理性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人文理性宏大而不精密，粗放而不确定。因为只有框架，只有推理，所以还是科学思考的猜想阶段。即使理论非常严密，在未经试验之前实现起来也后果难料。这时候的理论还很难指导实践取得成功，我们不知道什么地方还有问题，即使一个理论中的上千个环节都无懈可击，只需一个细节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出现满盘皆输的结果。理论极具说服力，问题是有说服力未必一定可信，更不用谈可靠。因为未经实验的理论尚不具备科学理性，离科学还有一步之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例证历史上并不少见。

然而，人文理性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口号性、冲击性和革命性。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理论的确具有非常大的鼓动性。陈胜、吴广的“死国可乎”与“大楚兴，陈胜王”，黄巾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都有人文理性的味道。人文理性阶段的理论之于社会，最大的贡献不在于它对一个新世界的创造，而在于它对一个旧世界的破坏。

人文理性是一种哲学。哲学作为人类的古老智慧在现代科学尚未充分发展的远古启发人类心智，使人类能深入思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是科学的先导。但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的命题一个个被各个学科所攻破。于是，哲学大踏步地前行，去探索科学触角尚无法涉足的领域。因此，人文理性不应该停留自己的脚步，而应该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行者，一旦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前程，便义无反顾地奔向下一个目标。哲学的脚步千万不可以停留，否则就会变得可笑。理论是有层次的。初级的理论具有启发性，但不可信；中级的理论具有可信性，但不可实践；只有高级的理论才是实验理性照耀下的真理，不仅具有启发，还可信，且能够指引人类走向一次又一次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