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史料、文献与古埃及历史研究

中国的古埃及史研究在几代史家的努力下已渐成气候，虽起步较晚却进步较快，但与欧美一些大学与科研机构比较仍差距悬殊，研究成果可引世界同行关注者甚少，著述所论在思考深度与史料提供上皆无多少独到建树。究其原因，除埃及学研究在中国历史过短这一主要原因之外，中国古史研究论争之乱对埃及学研究的影响亦难辞其咎。古史论争之乱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概念之乱，二是派系之乱。

概念之乱首先表现在史料问题上。什么是史料，似乎每一位历史学者都很清楚。但若阅读历史学者论著，会发现该概念非常混乱。史料是一切可以用来恢复历史真相的材料，似乎无须说明。但在学者论述和涉及该问题的时候却并非如此。中国史学传统中，史书为第一史料。史料学也主要以研究史书为主，其他文献只起辅助参证之用。这可能是无意识之举，因为考古学诞生较晚，除文献资料可资利用外，并无更多材料可用。而文献资料亦以史官史书为多，因此，史学在很多史家心中便无意识地成了史书之学。

史书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史料又是历史著作。作为史料，它为其他史家提供了材料。尽管这些材料可能会带有很强的个人意志，但它还是为其他史家提供了历史线索。特别是同时代史家所撰该时代史书，可信程度很高。然而，作为历史著作，史书是历史研究的结果，具有总结历史，盖棺论定的性质。因此，它就有了对错之说。任何史料都不会直接告诉我们历史真相，因此，运用史料研究历史需要理论、逻辑、方法，这样才能使所研究的历史更接近原貌，接近历史真实。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料本身没有真假之分。因为史料并不提供结论。即使某个史料让学者很容易得出错误结论，其错误也是人犯的，只怪研究者的肉眼凡胎，缺乏慧眼。历史上之所以屡见史料真假之争，其皆因未能分开史家记述之历史的双重身份，在将其当作史料用的时候却信了书中的结论。史书作为史家记述文献之一端有不同于史家记述的其他文献的特点，使用之时一定要考虑史家书写时的环境、心境及语境。这里所说的环境乃史家撰写史书时的历史、政治乃至家庭的环境。这是史料学中文献学的研究者对待史家史书的方法。“古史辨”派就此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无论“古史辨”派是否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是史料学中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且为文献学中史书作史料时是否可信而进行的去伪存真的工作，至少后来对其批评者大多将“古史辨”派把史官史书用作文献时的研究当成了一般的史料研究。“古史辨”派之眼界并不开阔，其代表作家也未必懂得考古学、天文学等手段对于“证实”历史的意义，但史书之辨伪对于历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尽管“古史辨”者的结论未必都那么可信，有的甚至可笑。“古史辨”所犯的错误不是古史不可辨伪的错误，而是因其辨伪方法片面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古史辨伪只是古史研究之一端，远不是古史研究的全部。概念混乱导致批评的肤浅混乱。

概念之乱还表现在文献的信否上，涉及史料的层次，即我们经常讲到的“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史家著述可以是史料，尤其是同时代史家记述同时代之事，可信度很高。然而，无论史家多么秉承忠实于历史的原则，只要是人写的东西就无法绝对客观无误。不仅书写如此，释读亦如此。这很有点像黑泽明导演执导的《罗生门》里的情节，公说婆论，各不相同。因此，透过古人书写的文字看到历史的真实便成了古史学者必备的功夫。在此方面，史家积累的经验甚厚。由此可见，史家之作无论多么经典都无法成为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郭小凌先生在其《古代的史料和世界古代史》一文中提出：“一手史料应指某种特定历史现象的目击者和当事人留下的实物、文字和口头的陈述，类似于司法侦察中作案者在作案现场遗留的痕迹或法律诉讼中所提供的人证、物证和书证。”1郭先生之所以提此观点，是因为世界上古史界将古代作家所著经典著作视为第一手史料已成许多人之惯例，所以必须纠正。

史料是个很宽泛的术语，其中包含两大内容，即文献与遗存。遗存无论来源如何，其主体都是考古的结果。文献尽管也有些来自考古，但其主要内容皆由文字构成。因此，其一，文献与史前无关，其二，文献有文体之别。按乔治忠的说法，“历史文献就是蕴含有真实历史内容的书面文字资料。而蕴含历史内容的书面资料在形式、体裁、内容、性质上多种多样，史籍自莫能外，而举凡经、子、集部书籍，大多也可归入，方志、笔记、档案、公私文书、散见碑铭等也概属其中，此外还有如甲骨文献、金文文献、敦煌文献、汉晋书简等专门类别”2。这些文献之中，惟史籍并不构成第一手史料。史籍为史官所记述，受时代、环境、政治、文化影响甚大。其可信度与家谱、公文、碑铭、笔记等非史官文献存有距离。史官文献尤其是史书是绝不可以拿过来就作为第一手绝对可信史料使用的，正是这个原因让司马迁的《史记》中所记之夏商为后世所疑。无论是“层累说”还是别的批评，其可疑之处皆因《史记》为史家著作，非第一手史料使然。

派系之乱是古史之争的另一顽疾。“史料派”与“史论派”之争早已为学者所熟知，甚至有许多学者卷入其中。回顾现代学术史，此争论已有八九十年的起伏。20世纪上半叶，傅斯年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无论其观点的提出是受了西方19世纪科学主义史学的影响也好，还是受了传统乾嘉学术影响也罢，抑或是学术现实促使其醒悟，这一注重史料的治学之术与一批像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顾颉刚这样的史家的学术方法，都让中国的史学研究扎实进步。然而，后来这样的传统却遭到了批判。从“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的讨论到“历史科学中两条路线斗争”，再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引入，都以“史料派”为敌。虽然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对于厘清史学界一些思想认识大有裨益，可时至今日，这一争论并未真正有个结果。争论的焦点其实在于历史学的目的与本质上。历史是科学这一浅近的道理至今仍未能在学界完全达成共识。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似乎在史学界已经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反科学思潮却在“叙述”于历史学中的地位讨论中重新站稳了脚跟。

问题的研究本该就事论事，可一变作派系之争就开始偏离方向。史料派与史论派本不是历史研究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却被简单化后变成互相攻讦的敌对阵营。历史作为科学有两大目标：一是求真，二是求理。虽然理对于真来说也有帮助，但求真层面的研究有其独特的理之所在，绝不是对历史真实尚无确凿知识之时就可以用什么社会发展模式加以推导出来的。古代历史研究尤其如此。历史研究当然不限于求真，求真之后必定求理，否则历史研究不算完成。历史研究的求真求理就像一个人成长中的少年与壮年，各做各的事，不能因其做的事不同而非要辩出孰对孰错来。少年要健康成长、勤奋学习，壮年要成家立业、担负责任。为什么非要标榜自己是少年派而不让壮年成家立业，或坚信自己的壮年信仰而非要少年结婚生子呢？古史研究求真是基础，求理是升华。在求真尚未有积累，甚至还有很多空白的时候奢谈史论，会使古史研究空洞无物；求真积累丰厚之时若满于现状不去求理，古史研究则虽地基坚厚却乏高屋建瓴之见。而具体到“叙述”解读问题，这不过是史家在文献史料处理环节的技巧而已，与整个历史研究何去何从的大方向毫无关涉。至于对傅斯年、顾颉刚的批判更是唇嘴不对。“史学便是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主张，虽有些强调过当，但对于古史求真工作远未令人满意却都去简单求理的现实来说，不能不说是真知灼见。顾颉刚的研究方法虽只是使用史料中文献史料内史官史书材料的方法，但他并未否认实物考证，并未否认殷墟甲骨文。其“层累说”也仅限于解说古史官叙述文献的生成，与古史研究的大势方向并无阻碍。就史官记述史料的研究而言，顾颉刚成就非凡，贡献伟大。

概念的混乱和派系的混乱造成的论争影响很大，中国古史研究因其功底深厚情况尚好，世界古史研究就没那么幸运了。尤其是起步晚、底子薄的古埃及学研究，在此论争影响下，一直未有多少能为世界同行所注目的研究问世。无论是文献的解读，某一问题的突破，抑或是大的理论框架的提出，都很少有力作问世。究其原因，除历史短之外，文献基础薄弱便是其致命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埃及学研究论文算上研究生学位论文尚不足半百，统观论题，研究文献少而宏论众。除少数几篇依据古埃及文献或考古报告进行的研究比较扎实可信，其余大多数文章论据取自西方学者的史书及论文，皆属二、三手史料，致使立论与分析都难有创建并难以令人信服。尽管西方学者已经建立起很好的埃及学文献集成，如布雷斯特德的《古埃及记录》（Breasted, J.H.,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Chicago, 1906）3、普里查德的《有关旧约全书的古代近东文献》4（Pritchard, J.B.,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Princeton, 1955）等，但其译文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已经过一道翻译理解，我们再用已经和原文隔着两层。加之古埃及文体及表述方式特殊，完全根据英译或德译文献而使理解准确无误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除非懂得古埃及语言，且在使用英译等文献时对照原文，否则出错在所难免。中国古埃及史料整理研究成果不多，三千多年王朝史，只有零散的一些文献问世。《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日知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最早为中国古埃及历史研究提供文献资料，提供古埃及各类文献七篇。正如译者所说：“译者不懂古代埃及文字和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字，所以本册翻译时所根据的皆系原文的英译本或俄译本。”可见日知（林志纯）先生当时对古文献缺乏状况心情之急切。也正因此，日知先生创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以下简称古典所），请西方学者来教中国学生古埃及语言文字，使中国的埃及学研究有了求真的工具。《世界古代史参考资料选辑》5中仅收一篇《伊浦味耳陈辞》。《世界通史资料选辑》6所收古埃及文献也少而又少。笔者近年出版的《埃及历史铭文举要》7虽选入篇目较多，但也仅为“举要”，据系统的古埃及文献整理尚有很远的距离。古史研究，需层层深入，扎实奋进，一步一个脚印，只有这样，古史研究才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