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惧哉！”：舶来的群众心理学

把群众描述为一种个体意识丧失、无理性暗示相互鼓动的危险状态，这不是章锡琛的发明；他大部分的文字都是对一篇发在《东亚之光》（東亜の光）的日文文章的翻译，而日文文章里的观点则基本是对当时西方群众心理学的总结。(10)这样的理论最先出现在19世纪后期的欧洲，然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布全球。“暗示传染”“个性消失”“幻觉”等充斥于章氏译述的概念，在当时流行的心理学论著里非常常见。整个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无论位于政治谱系的哪一位置，都迫切地要为群众命名，赋予其声音、唤醒其身心。同时，他们也觉得，有必要先破解谜一样的群众。为此，他们首先把注意力投向了各种西方的群众理论。以“群众”为中心的话语在中国的出现和流行，与当时全球语境下foule/folla/crowd（群众）理论的跨国流布密不可分。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些理论既是分析“群众现象”的阐释性工具，也是批判的对象。需要注意的是，群众心理学中的概念、范畴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并非按照单向、线性的轨道发展，仿佛心理学的知识都是从某个单一的种子发芽、结果，从而进一步证明了中心与边缘的固有结构。相反，理解这一过程需要我们重新回到历史进行时中，分析知识与它出现的历史情境之间具体而复杂的关系。(11)

群体在现代政治和文化舞台上的闪亮登场，激发了对群众心理状况和行为的“科学”研究兴趣。在1885年至1895年间，群众心理学首先在意大利与法国兴盛，代表性的著作有西皮奥·西盖勒（Scipio Sighele，1868—1913）的《犯罪之群》（La folla delinquente，1891）、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1843—1904）的《社会学论文及其他》（Essais et mélanges sociologiques, 1895）和勒庞的《群众心理》（Psychologie des foules，1895；今多译为《乌合之众》）等书和大量论文。这些早期研究大多受当时关于催眠性暗示和模仿的医学研究影响，把群众的形成视为集体幻觉所导致的疯狂行为。(12)而20世纪初的欧洲和美国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进一步研究了群众所谓的不稳定性对当代政治体制的重要性。(13)正如玛丽·埃斯特韦（Mary Esteve）指出的，从勒庞、塔尔德等19世纪前辈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等现代思想家的笔下，“群众在当时正在形成的政治与美学诉求中被想象为一种无处不在的、具有文化饱和性的现象”。(14)

从20世纪最初十年到20世纪30年代，欧洲、美国和日本学者的群众理论和社会心理学论著被广泛介绍到中国。(15)C. A. 埃尔伍德（C. A. Ellwood，1873—1946）、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1858—1932）、弗洛伊德、桑田芳藏（1882—1967）以及前面导论中提及的社会学家麦独孤和奥尔波特等人的群众理论都在短期内被译成中文。(16)而其他研究集体行为的学者，比如西盖勒、塔尔德、鲍里斯·西季斯（Boris Sidis，1867—1923）、爱德华·罗斯、埃弗里特·迪恩·马尔丁、瓦尔特·默德（Walther Moede，1888—1958）等，也都陆续被中国学者介绍给了国人。(17)这些五花八门的群众理论中，对中国评论者影响最深的无疑是勒庞的《群众心理》。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学者、作家论及群众行为时，大多会涉及他的理论，或者是作为经典而引述、发扬，或者是作为修正、挑战甚至颠覆的对象——后者在1920年代中期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精神分析进入中国知识界以后变得格外常见。

古斯塔夫·勒庞并非群众心理学的唯一发明者——他的很多核心概念来自意大利犯罪学家西盖勒、法国历史学家塔尔德和法国医生亨利·富尔尼亚（Henry Fournial）——但勒庞却是群众心理学最成功的普及者。(18)1860年，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勒庞来到巴黎学习医学，他目睹了1869至1871年间的大罢工以及之后对巴黎公社的残酷镇压。集体行动对中产阶级权力的严重威胁为勒庞敲响了警钟，他相信为了让政治家们能更好地领导和控制群众，发展一门研究集体心智的科学迫在眉睫。(19)巴黎公社被镇压后不久，勒庞撰写了一系列作品，逐步发展出一套“群众心理”理论，最终完成了《群众心理》一书。这本书出版的半个世纪以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宣称，该书“可能是社会心理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20)

在勒庞对群众的描述分析中，“去个体化”（deindividualization）是他最为核心的观念。在勒庞看来，一旦成为群众中的一员，个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方式将完全不同于他孤身一人之时：“无论一群之组织其分子为何等之人，其人之职业生活性格智识之齐等与否，皆可不问。惟既由个人结为成群，则自后即别成一种集合之心意，静则为感想，动则为行为，其态度与方法，结果必与其孤立时之个人大异。”(21)一旦变成群众之一员，个体的自我意识就会丧失：“至此，其人之本来面目已不复存在。其所作为，全乎不为意识所支配，是直一机械之动作而已。”(22)群众中的个人变得肆意妄为、不可理喻、毫无理性和判断力、喜欢夸张地宣泄情感，亦即勒庞所谓的群众之普遍通性：“冲动性、易激性、缺于推理、役于感情，以及短于决断、闇于辨别。”(23)勒庞的理论一经发表，就引起各方争论。很多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心理学家都批评过勒庞对群众行为特征非历史的、绝对化的论述，但一些新近的神经科学研究质疑理性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为勒庞关于群集中情感的传染会引发互相模仿行为之类的理论增添了新的科学依据。(24)不过，不管参与论争的学者有怎样的分歧，大部分人都会同意社会学家莫斯科维奇（S. Moscovici，1925—2014）的观察：《群众心理》绝非仅仅是“历史的产物”，勒庞强有力的论述说服了大量的读者，本身“已经创造了历史”。(25)

“我们将要进入的时代本质上是群众的时代！”勒庞这句预言激发了后世的持续回响——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都分别宣称自己活在“群众世纪”和“群众的时代”。(26)而最近的一本研究著作更是进而认定“‘群众的时代’便是现代性的定义”。(27)虽然已经有很多研究详尽记录并分析过勒庞对欧美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影响，但他的理论在欧洲和北美之外的传播和接受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28)最近学者们才开始关注勒庞的种族、革命、群众理论在东亚知识界的流布。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在殖民主义扩张的影响下，民族主义在东亚各国风起云涌，勒庞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Les lois psychologiques de l’évolution des peuples，1894）和《群众心理》（1895）在现代东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中非常流行，影响了包括著名作家李光洙（1892—1950）这样的朝鲜知识分子和本野一郎（1862—1918，曾任驻俄大使和寺内内阁的外务大臣）等日本政治家。(29)在很多大正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眼中，1905年反对日俄战争讲和条约的日比谷烧打事件和1918年席卷日本的“米骚动”（因抗议大米涨价起，以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1852—1919］下台终）标志了城市群众在日本崛起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30)在这一时期，教育家、政治家们，比如谷本富（1867—1946，号梨庵，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大久保留次郎（1887—1966，二战期间曾任东京市长），开始著书讨论群众心理的问题。(31)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勒庞的《群众心理》被最先翻译成了日文（20世纪初有大山郁夫1910年和葛西又次郎1914年的两个译本(32)），然后在中国和朝鲜的知识界广泛流传。

勒庞关于群众耸人听闻的判断通过前文提及的章锡琛1913年的译文传入中国。虽然这篇文章没有点出任何西方群众理论家的名字，但内容基本上是对勒庞群众心理学的总结。两年后，曾留学日本的陈承泽（1885—1922）在“旨在研究法律政治现象参证学理以促进群治”的《法政杂志》上，发表了对勒庞群众理论更详尽的分析。陈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参与了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曾任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的议员，但在1913年4月8日第一届国会开幕前就退出了政坛。在1915年这篇题为《群众心理论》的文章中，陈承泽比较了秦的覆灭和清的灭亡：当秦之时，“权威之盛，过于三代，然而陈涉发难，群豪并起，数年之间，而帝业败坏，宗社倾覆，是何以故”？而清季当局“思欲厚集威权，以驭国人，其理由非大谬也，权势非小弱也，然川汉变起，不数月而蔓延者十余省，比其警悟，大事已不可复救，是何以故”？陈的答案是：皆因“违反群众心理之故”。陈更援引了从十字军东征到法国大革命等西洋变革，感叹“群众心理之力大者，可以倾踣数千年之遗物，小之亦可以压倒一时之权势，其伟大可惊殆为数学所不能计算者也”。(33)

1918年，尚志学会的两位成员杜师业和吴旭初根据英译本和日译本翻译了勒庞的《革命心理》，其中包含了讨论“革命之群众心理”的章节。(34)同年，钟建闳根据勒庞经典著作《群众心理》1913年的英译本，翻译了原著上卷的四章和中卷的第一章，以《原群》为题发表在《戊午杂志》上。钟对勒庞著述的评语，不可谓不准确：“今观其书，以群为经，而纬以心理，本人心以立言，镕政教于一冶。戛然独造，亦可谓卓然自成一家言者矣。”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代，“以群为经，而纬以心理，本人心以立言，镕政教于一冶”也正是很多中国群众理论家的追求。钟希冀以民铎自居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够虚心向勒庞求教：“本为法兰西人而发耳，乃针砭所下，在吾国几无一不成为对症之药，斯亦奇亦……泰西之所长，在凡事皆询于学，而有以知事理之原委，变化之涂辙，用能踔厉奋发，月异日新。今鲁氏（勒庞）之为此学，可谓潜心孤往，探赜研几者矣。吾人亦将咨询之而以为他山之助耶，此吾所馨香以祷之者也。”他甚至认为，勒庞《群众心理》的中译本能否出版，是中国人是否想要尽快解决自己社会问题的试金石：“吾民果欲其病之速愈乎？则且以是书之出版觇之。”(35)钟建闳应该不会失望，因为中文版的《群众心理》很快就出版了，不仅一下子就有了两个译本，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版再版。很多中国的读者都和钟一样，视勒庞的研究为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至少是一块不容忽视的他山之石。1920年，泰东图书局出版了钟建闳的全译本，题为《群众》。同年，吴旭初和杜师业推出了另一个勒庞《群众心理》的中文全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收入尚志学会丛书。(36)1919年，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在写给勒庞的信中说，“您的仰慕者和朋友比您想象的要多”，这话没错。(37)1918年，哲学家张东荪在写给《革命心理》中译本的序言里就宣称：“法儒黎朋（勒庞），国人当已习闻其名矣。”而张东荪自己则“自归国以后，即以其著之群众心理为枕中秘本”。(38)至1928年，杜师业和吴旭初的译本《群众心理》已经重印了六次。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炸毁，但过后不久，这一译本就在1933年初重新出版，之后持续再版。而泰东和大兴书局也多次重印了钟建闳的译本。20年代至30年代期间，张东荪“枕中秘本”的两个中文版本至少重印了十次，而介绍和批判勒庞群众理论的文章则更广泛地发表在各类报纸和杂志上，比如非常有影响力的《晨报副刊》就在1926年刊登过陈剑翛翻译的弗洛伊德对勒庞群众理论的总结（这其实是弗洛伊德的《群众心理及自我的分析》［Massenpsychologie und Ich-Analyse，1921］的第二章，1929年上海的开明书店出版了夏斧心的全译本）。(39)1941年，勒庞逝世十周年，创刊于1915年的《科学》杂志特意刊文纪念这位“著名之心理学家、人种学家及自然哲学家”，并举《群众心理》为其代表著作。(40)勒庞的群众理论不断引起中国社科专家学者的关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后期。比如曾在法国留学并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胡鉴民（1896—1966），于1947年还发表过《黎朋著群众心理学的新批判》。(41)

对于章锡琛、陈承泽这些早期勒庞的译介者来说，对群众理论的兴趣根植于他们自身的历史经验。密集人群中身体的接触会产生与离群独立时迥异的心理，这种在当时非常新鲜的理论，为他们理解清末民初动荡不安的时局（或借用另一本勒庞著作的中文译名——“世界之纷乱”）提供了一种可以“衡”之而涣然冰释的学理。(42)比如，对清季排满革命的口号（“攘夷”“破坏”“推翻政府”等）在民众中的流行，陈承泽没有提及民族主义的觉醒，而是援引群众的易欺性和口号的反复造成心理“传染”来解释。(43)群众心理学为这些评论者提供了一套新的语言和词汇来解读历史。但回顾式的分析很快被更急迫的当下问题所取代：组成群众的人到底是不是自觉的、理性的，因而也是负责任的社会政治行动者？集体身份的出现究竟导致了个体意识的丧失，还是向个体许诺了一条超越自身界限、臻于更伟大境界的道路？对这类问题的重视贯穿了整个20世纪，但它们最先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群众上街游行后开始被热烈讨论的。五四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罗家伦（1897—1969）就直白地表达过知识分子富于政治热情却不懂群众心理的焦虑。总结五四运动的成功和教训时，罗家伦先扬后抑：“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但五四运动的失败之处就在于“我们只知道做‘群众运动’……做群众运动必定要知道群众心理；在中国做群众运动尤不能不知道中国群众的心理。若是不明群众心理而冒冒昧昧的发动，没有不失败的”。(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