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车牌

2.1 从无到有，从简到繁：清末与民国车牌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冬天，匈牙利人李恩时（Leinz）将两辆美国生产的奥兹莫比尔（Oldsmobile）汽车从香港运到上海。从此，中国开始出现汽车，上海也成为中国第一座行驶汽车的城市。当年腊月廿一（1902年1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经例会讨论，决定先发临时牌照，次年发正式牌照，并每月收取捐银2元。于是，李恩时带来的两辆汽车被发放了和马车牌照一样的临时牌照。

第一个拥有汽车的中国人据说是慈禧太后。1902年，在慈禧太后67岁生日前，直隶总督袁世凯赠送其一辆美国杜里埃（Duryea）汽车作为礼物，如图2-1所示。也有人认为，袁世凯从香港买进后献给慈禧太后的是德国奔驰轿车。当然，此车并不曾悬挂车牌。

1903年，随着汽车逐步增加，清政府首先在天津安排专门管理交通的警务人员，任务为“平易道路”（即管理交通）。1905年，北京巡警总厅警务处设立交通股，成为专门的交通管理机构。

清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公共租界已有汽车217辆，工部局这时才正式订出章程，给汽车制作车牌，并规定从1号到500号为私家车号。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工部局开始发行车牌，这被公认为我国第一批正式的汽车车牌，如图2-2所示。当时的车牌采用搪瓷材质，私家车为黑底白字，车辆税金为每季度每辆车15两银，相当昂贵。当时，取得1号车牌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丹麦医生。后来，那位医生回国了，其汽车和牌照一起被宁波籍的房地产大王周湘云的弟弟周纯卿买去。2号车牌主人为犹太商人沙逊，3号车牌主人为马立斯，4号车牌主人为哈同。好事者都以重金求购最小牌号，以显荣耀。周湘云被称为民国期间的房地产大王，身前财产有8000万银圆，曾被誉为中国首富。周纯卿是当时上海著名的地产富商。

上海1号车牌汽车是一辆黑色的英国戴姆勒轿车，司机的座位在右边，车内前座和中座之间有一排玻璃窗隔着，有小窗可与司机通话。不过，周家嫌车牌原件与汽车不搭，于是重新设计了一块铜质椭圆形车牌，上面是黑色的罗马数字“Ⅰ”，下方还带有上海工部局的缩写“S.M.C”。而上海工部局颁发的正式车牌平时被放在家里。

周纯卿在取得1号车牌后，有喜更有忧。他为了保住这块车牌可谓费尽了心血，这也成为他人生中的一段传奇经历。当时，上海许多有财有势的人物都觊觎这块车牌，不择手段地想弄到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捐务处的承办人不断受到各方面的人情包围及其他方面的压力。周纯卿得知后，使出一个绝招，干脆把汽车锁进车库里不再露面，而另买了一辆奥斯汀轿车使用。这样，1号车就神秘失踪了，再也无人见其出现在大街小巷中。

这辆悬挂1号车牌的汽车，据说最后一次使用是在1945年周纯卿的葬礼上。周纯卿与其兄秉性大为不同，其兄心仪古董字画，而他钟情新派汽车、游艇和跑马等物，且样样精通。周家人决定在周纯卿葬礼上让老人再使用一次他生前钟爱的1号汽车，于是将老人的遗像放大后供在车上，作为送葬队伍中的“像亭”。此后，1号汽车再也没上过街，而传奇的1号车牌也不知所终。历史已经封存，1号车牌的细节也愈加模糊，但周家人曾拥有中国最早的1号汽车车牌应是无疑的。

随着各地汽车出现与增加，各地发行的不同车牌也涌现出来。20世纪20年代，北平、青岛、汉口、广州和昆明等大城市相继通过核发车牌对汽车进行管理，具体由各地区自行组织实施，全国没有统一的车牌样式标准。图2-3为1920—1930年的车牌。图2-4为20世纪20—40年代各地各式车牌。

1936年2月，民国政府发布《全国汽车（包括机器脚踏车）调查办法》，要求各省对汽车进行普查登记，并颁发汽车牌照；并规定以后如有车辆易主，只变车主姓名，不变更原牌号；车辆报废时原牌号可以发给其他车辆使用，但必须签报各项内容。1939年9月，民国政府发布《汽车管理规则》，首次对全国的汽车牌照做出统一规定，规定各种车牌由交通部牌照主管机关统一制发，经交通部指定公路交通管理机关转发给车主；车牌外廓长宽分别为420毫米和150毫米，车牌基材采用厚度为0.65毫米的钢板，正面使用搪瓷材料。该规则同时规定不同用途车辆的车牌样式（自用客车车牌为黑底白字、营业客车车牌为白底黑字、货车车牌为黄底黑字等），通用牌号格式为“‘國’加登记号码和上牌地简称”，车辆通常只能在注册地行驶。

上海汽车数量迅速增加，1920年已经达到1899辆，到1927年增至5326辆。1935年，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发布的统计数据，上海共有各种汽车10292辆。四位甚至五位数字的牌号随之出现。此时的车牌，颜色使用较为丰富，任何车主都可以申领黑底白字车牌，而红底白字车牌只发给汽车修理行和汽车行，黄色车牌主要发给商业车辆，如图2-5～图2-7所示。

在顺序发放牌号的同时，上海一些连号或吉祥数字牌号被富甲名流花重金购得。例如，上海3333号汽车的车主是鄂森大律师，4444号汽车的车主是“中国商父”盛宣怀四子盛恩颐（因为排行为四，所以他还高价购买了哈同的4号车牌，并花钱将44号车牌购得），5555号汽车的车主是银行家虞洽卿之婿江一平大律师，这类车牌常常需要二三十两黄金才能到手。“上海教父”杜月笙的1930年款雪佛兰7777号车牌是别人赠送的。古语云“七上八下”，当时人们认为“7”有蒸蒸日上之意，是最好的兆头。据称，杜月笙的车经常停在上海商业银行门口，旧上海尽人皆知，一看到“7777”就知道杜月笙来了。1935年，有人送了杜月笙一辆凯迪拉克V12轿车，杜月笙自己去申领了一个“11711”牌号，后来就一直坐这辆车。

图2-8为“电影皇后”胡蝶与上海6435号车牌汽车。

20世纪30年代后期，上海开始发行牌号形式为“國99999滬”的车牌，如图2-9所示。在这期间，上海也发行一种可以跨省驾驶的车牌，牌号格式有所不同，车主需要在原来的注册登记地和需要前往的地区缴纳捐税，之后会另行发放标注有效期限的金属小标签，将其安装于车牌之上，以便查验，如图2-10所示。

自1947年起，全国开始发行可在各地通行的新式车牌，实际上就是在前述通用牌号中去掉后面的上牌地简称，格式为“國99999”，如图2-11所示。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民国政府曾再度改版车牌，通用牌号格式为“99-9999”，前两位数字代表某省或直管市，如00～02代表南京市、03～07代表上海市、15代表台湾省、16代表广东省、19代表贵州省、29代表北平市，后四位数字则为某一地区的车牌唯一编码，如图2-12和图2-13所示。

民国期间的其他省区，车牌方面的规定也各不相同。以陕西省为例：1929年11月，陕西省首次对私营长途汽车核发车牌，规定私营长途汽车车牌每月换领一次，车牌为纸质，贴于挡风玻璃内侧。1930年1月，陕西省规定所有汽车均核发车牌，私营长途汽车车牌为椭圆形，上方书“陕建”（即陕西省建设厅）二字，下记号数；官营汽车车牌为长方形，左方书一“陕”字，右记号数。两种车牌均为蓝底白字，每车两牌，车前车后各挂一个车牌。私营汽车除悬挂车牌外，行车时还必须携带陕西省建设厅制发的通行证。1931年冬，为便于监督稽查，陕西省颁布汽车管理规章并重新制发车牌，车牌改以镀锌钢板制作，号码前冠有“陕西”字样，并根据车辆类别采用不同颜色：国民革命军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及省政府专用汽车为正红色；十七路军各部、处及省政府各局汽车为黄色；各军队汽车为蓝色；商民自用汽车为白色；各商行营业汽车为黑色。1935年3月，陕西省换发珐琅车牌：官营汽车为黑底白字；私营汽车为蓝底白字；自用汽车为白底黑字；公用汽车为白底红字；出租汽车为黄底黑字。1936年2月，陕西省根据民国政府《全国汽车（包括机器脚踏车）调查办法》，对汽车进行普查登记并据此颁发车牌，车牌编号从1号编起，号码左侧为“陕”字，其他按全国统一规定执行。1939年和1947年，陕西省根据民国政府《全国汽车总登记实施办法》与《汽车管理规则》的要求，制作换发汽车车牌。

北京的牌号，曾由阿拉伯数字编号、汉字编号与地名“北京”构成，如“183百八三北京”，如图2-14所示。车牌通常需要悬挂两块，前后车牌尺寸与样式并不一致。

在新中国诞生前，民国政府尝试统一全国汽车注册登记与车牌发行制度，但并未很好地进行，各地发行的车牌主要还是基于地方规定，车牌样式更是不胜枚举。当然，从清朝到民国时期的汽车车牌发展和演变经历了从无到有和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各种尝试为新中国车牌制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