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许多朋友劝我出版《往事与随想》的全本，这并不困难，至少头两卷是这样。但是他们说，在《北极星》[1]上面发表的片段是零碎的，它们不统一，偶然地断断续续，时而提前叙说，时而移后描述。我觉得的确是如此，不过我无法改正。作一点增补，把各个篇章按年代顺序编纂起来，并不是难事；然而d’un jet〔法语：马上，一下子〕要把全书回炉重写，我不想这样做。
《往事与随想》并不是连贯地写成的；某些篇章之间相隔好几年。因此书中处处都留下写作时期的时代色彩和各种情绪的痕迹，——我不想抹掉它。
这与其说是笔记[2]，不如说是自白，围绕着它，和它有关的都是从往事里抓出来的片段回忆，在随想里留下来的思绪点滴。然而把这些外屋、顶楼、厢房合并在一起，它也是统一的，[3]至少我是这样看法。
这些笔记并不是初次的试作。我在二十五岁左右，就动手写过类似回忆录的东西。事情是这样的：我从维亚特卡[4]给转移到弗拉基米尔[5]，感到十分寂寞。在靠近莫斯科的地方待下来使我感到苦恼，感到屈辱；我落到了这样一种境地：就像坐在最后一个驿站里得不到马的人那样。
事实上这差不多是“行将结束的青年时代的最纯洁、最严肃的时期”。[6]那个时候我虽然寂寞，却心里开朗而幸福，好像小孩们在节日或者生日的前夕感到寂寞一样。每天都有写着小字的书信[7]到来；我为它们感到骄傲，感到幸福，它们帮助我成长。然而别离折磨我，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来更快地度过这无限长的时光——充其量不过四个月[8]……我听从了对我的劝告，开始在空闲时候写下我关于克鲁季次的回忆，关于维亚特卡的回忆。我写满了三本笔记本……这以后，过去的事便淹没在现实的世界里了。
一八四〇年别林斯基读了它们，他喜欢它们，他把两本笔记本刊登在《祖国纪事》[9]上（第一本和第三本）；其余的一本倘使没有给当作引火材料烧掉的话，现在一定弃置在我们莫斯科住宅里的什么地方。
十五年过去了[10]，“我住在伦敦樱草山附近一个偏僻地方，遥远、浓雾和我自己的心愿把我同全世界隔绝。
“在伦敦我没有一个亲近的人。有一些人，我尊敬他们，他们也尊敬我，可是没有一个亲近的人。一切来来去去的人，同我交往的人都在从事一种共同的利益、全人类的事业，至少是全民族的事业；我和他们的交谊可以说是没有私人感情的。——岁月过去了，没有谈过一句我想谈的话。
“……然而那个时候我刚刚在一连串可怕的事件、不幸和错误[11]之后开始清醒，恢复元气。我最近几年的生活事迹越来越清楚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怀着恐怖地发现除我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它，真相会随着我的死亡而消灭。
“我决心写下来；可是一个回忆唤起了几百个别的回忆；一切旧的、半遗忘了的都复活了：少年时期的梦想，年轻人的希望，青年时期的大胆，监狱与流放——这些并不曾在心灵中留下半点痛苦的早年的不幸，像春雷一样一下子过去了，这一声霹雳使年轻的生命焕发青春而且更加坚强了。”[12]
这一次我写作不是为了赢得时间——我用不着匆忙。
我开始写这部新作品的时候，完全不记得《一个年轻人的笔记》的存在了，有一天我在British Museum〔英语：大英博物馆〕里翻阅俄国杂志，偶然看见了它们。我找人把它们抄下来，并且重读了一遍。它们激发起来的感情是奇怪的：我非常明显地看到在这十五年中间我竟然这么衰老了，这使我开始大为震惊。那个时候我还是以人生和幸福为儿戏，好像幸福就没有止境似的。《一个年轻人的笔记》的调子差异太大了，因此我不能从那里取用任何东西；它们属于青年时期，它们应当保存本来面目。它们的早晨的亮光不适宜于我的黄昏的工作。它们里面有许多真实，但也有许多玩世不恭；此外它们那里还留着海涅[13]的明显的痕迹，我在维亚特卡曾经入迷地阅读海涅的作品。在《往事与随想》里面看得见生活的痕迹，此外就不会看到任何其他的痕迹。
我的写作进行得很慢……要使某一种往事经过沉淀变成明晰的思想——尽管它不能给人安慰，它是忧郁的，却为理智所谅解——这需要花许多时间。倘使做不到这一点，纵然会有真诚，却不可能有真实！
几次的尝试都没有成功，——我便把它们抛弃了。后来在今年夏天我向一个青年时期的朋友[14]重读我最后的稿本，这个时候我才自己认出了熟悉的面目，我便停下来……我的作品完成了！
很可能我对它的评价过高，很可能这些刚刚显露出来的轮廓里只是为我一个人埋藏了许多东西；可能我读的时候理会到的比我写在纸上的多得多；这里叙述的事情唤起了我的一幕幕的梦景，它好像是难认的字，只有我才有开启它的钥匙。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听见精灵怎样在字里行间跳动……可能是这样，但这部书并不因此就对我减少价值。对我来说，它多年来一直代替了人们和我失去的东西。如今到了我和它也得告别的时候了。
凡是属于个人的东西都会很快地消失，对于这种消逝只好顺从。这不是绝望，不是衰老，不是凄凉，也不是淡漠；这是白发的青春，恢复健康的一种形态，或者更恰当地说，就是恢复健康的过程。人只能用这个方法忍受某些创伤。
一个修道士，不管他的年纪多大，在他身上总是老年同青年合在一起。他用埋葬属于个人的一切这个办法恢复了青春。他从而感到了轻松，心胸开阔……有时过分开阔……的确，在毫无个性的共性、众多的历史事件和像浮云一样地飘浮在它们之上的未来的形象中间，人有时感到空虚、孤独。但这又怎样呢？人们想保存一切：要蔷薇，也要雪；他们希望在一串串熟了的葡萄旁边开放着五月的鲜花！修道士在苦闷的时刻靠着祈祷得到解脱。我们并不祈祷，我们从事写作，写作就是我们的祷告。也许，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不过现在我们谈论的不是这个。
不错，在生活里有爱好重复的韵律、爱好反复的曲调的；谁不知道老年多么近似童年？仔细看看，就不难发现在生命全盛时期的两头，连同它那用鲜花编成的花冠和用荆棘做成的荆棘冠[15]，连同它的摇篮和棺材，类似的时代常常重复，而主要点又是如此相像。青年时期还不曾有过的事物，它已经丧失了；青年时期毫无个人考虑所幻想的事物，也同样没有个人考虑地从乌云和霞辉里现出来更加光辉，更加宁静。
……当我想到我们两人[16]现在快到五十岁，站在俄国自由语言的第一架印刷机[17]前面，我觉得我们在麻雀山上少年时期的格留特里[18]不是在三十三年前，而是至多——三年！
生活……许许多多生命、不同国家的人民、革命、极其亲爱的人们都在麻雀山和樱草山之间出现、变换、消失了；它们的痕迹几乎已经给事件的无情的旋风扫掉了。四周的一切全改变了：太晤士河代替了莫斯科河在流动，身旁都是外国人……我们再也没有返回祖国的路了……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十三岁，另一个十四岁）[19]的梦想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让《往事与随想》算清个人生活的账，而且作为个人生活的总目吧。剩下来的思想就用到事业上去；余下来的力量就投到斗争中去。
我们的同盟仍然如此……
我们又一次走上忧郁的路，
不倦地宣扬真理啊，——
由它去吧，让梦想和人们在我们身旁过去！[20]
赫尔岑
[1] 《北极星》：一八五五年到一八六二年和一八六九年作者（同尼·奥加略夫合作）在伦敦出版和在俄国国内秘密传播的定期刊物。
[2] 加着重号文字在原著中是斜体，以下不再标注。——编者注
[3] 这就是说：把不同时期写成的篇章编在一起，就好像把东一间、西一间先后搭起来的屋子合并在一起那样，它们也是连贯的，统一的。
[4] 维亚特卡：俄国城市，现在改称基洛夫，作者曾流放在那里。
[5] 弗拉基米尔：俄国城市，距莫斯科一百多公里，作者曾流放在那里。
[6] 见《监狱与流放》。
[7] 小字的书信：指作者的未婚妻娜·亚·查哈林娜的信。
[8] 指一八三八年一月二日（作者到弗拉基米尔的日期）到五月初。五月九日作者同查哈林娜在弗拉基米尔结婚。（本书中的日期为俄历。在十九世纪，俄历日期比公历日期早十二天。）
[9] 《祖国纪事》：学术、文学和政治性的刊物，一八三九年在彼得堡创刊，当时文学界一些优秀代表人物（包括刊物的思想领导者维·别林斯基在内）都在上面发表文章，《一个年轻人的笔记》发表在《祖国纪事》一八四〇年第十二期和一八四一年第八期上。
[10] 一八五四年五月写的《监狱与流放》的引言。——作者原注
[11] 不幸和错误：作者在这里指他在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失败以后的经历和他的家庭所遭到的一连串极大的不幸，其中包括一八五一年秋他的母亲和幼子乘船遇难以及一八五二年五月二日他的妻子病故的事。
[12] 以上四段见《监狱与流放》。
[13] 亨利希·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
[14] 指尼·米·沙青（1814—1873），俄国诗人、翻译家，作者的大学同学，赫尔岑-奥加略夫小组的成员。沙青一八六〇年出国，在伦敦见到作者。
[15] 荆棘冠：“当下彼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这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前所受的戏弄。（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圣书公会官话译本。）
[16] 指尼·奥加略夫和作者。
[17] 一八五三年作者在伦敦创办了“自由俄语印刷所”。
[18] 格留特里：根据传说瑞士的乌里、施维次和翁特尔瓦尔登三州的代表于一三〇七年在乌里州的格留特里草原上宣誓结盟，争取祖国的自由，奠定了成立瑞士独立国家的基础。作者拿这个传说中的宣誓结盟来和他同奥加略夫在莫斯科麻雀山上的宣誓结盟相比。麻雀山现已改名列宁山，在莫斯科市内，位于莫斯科河高耸的右岸。关于作者同奥加略夫宣誓结盟的事情，可参看本书第一卷第四章。（1999年后恢复麻雀山一名。——编者注）
[19] 指尼·奥加略夫（当时十三岁）和作者（当时十四岁）。
[20] 见奥加略夫的诗《给伊斯康大》，这是那首诗的最后几行，其中头一行漏掉一个词：“傲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