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天里的玩笑

也许是我还年轻，也许是我还不适应当丈夫和做父亲这样一个事实，到了夏天，我总想出走。在有钱人的家里，夏天里，早晨就关上窗户，让夜里清凉的空气留在宽敞和幽暗的房间里，镜子、大理石地板和上了蜡的家具在半明半暗的屋子里发光。一切都井然有序，干干净净，幽暗舒适，令人心旷神怡。要是你渴了，就会有人托着盘子给你端上一杯清凉的饮料——橙汁或是柠檬汁，搅动水晶玻璃杯里的小冰块时，那快乐的响声就令人感到几分凉爽。可是在穷人的家里，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打从天热的第一天，热气就闷在你的屋子里不走了。口渴了，就去厨房喝自来水，水龙头放出来的水热乎乎的，跟热汤似的。在家里，人仿佛都动不了，好像每样东西——家具、衣服、厨具都膨胀了，压在你身上。大家都穿着衬衣，但衬衣都汗透发臭了。如果你关上窗户，你就感到透不过气来，因为两三间屋里总共睡着六个人，夜晚的空气进不来；要是你打开窗子，阳光直射，你就觉得像在街道上一样，有一股子发烫的金属味、扬起的尘埃味和人群的汗臭味。天气一热，人的性格也暴躁，就是说变得爱吵架了。有钱人在吵得头昏脑涨时可以到房子的另一头去待着，那里还有三间房呢；可是穷人却只能守在一堆油污的盘子和脏杯子面前干瞪眼，或者索性离开家门。

在某个大热天里，我跟家里人大吵了一架。我跟妻子吵架是因为她做的面汤太咸太烫；我跟我小舅子也吵架，是因为他站在我妻子一边，而在我看来他根本无权插嘴，因为他失业了，靠我养他；我跟我弟媳也吵架，因为她站在我这边，这令我很恼火，因为我深知她爱上了我，有意讨好我；我跟我母亲吵架，因为她总劝我平静下来；我跟我父亲也吵架，因为他向我抗议说他想安安稳稳地吃顿饭；我甚至跟我的女儿也吵架，因为她吓得哭起来了。全都吵完之后，我突然站起身来，从座椅上拿起外套，干脆利落地说道：“你们知道吗？我烦透了你们所有人，我们十月份天气凉快时再见。”我就这样走出了家门。我妻子可怜巴巴地追着我，趴在楼梯的栏杆上冲我喊，说有我特别喜欢吃的黄瓜沙拉。我回答说你自己吃吧，然后下楼来到了大街上。

我们住在奥斯蒂恩塞大街。我穿过大街，机械地朝铁桥走去，那里有罗马的内河航运码头。当时是两点钟，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刻，吹着西南风，天色青灰，像是眼睛上挨了人一拳似的。到了桥上，我靠在用螺丝加固的铁护栏上，那里碰着都烫手。歪歪斜斜的城墙尽头，那流淌在码头中间的台伯河[1]水污浊得像是一条露天阴沟。煤气储存罐像是火灾后烧尽的一具骷髅，煤气厂的高炉、仓库的塔楼、油库的管道、热电厂尖尖的屋顶挡住了地平线，令人感到自己不是身居罗马而是在北方某个工业城市似的。我久久地凝望着台伯河的黄色细流，码头旁停着一条装满水泥袋的驳船。一想到这么一条小河也称得上港口，比起停满各种大轮船的热那亚港和威尼斯港来，委实太可笑了。要是我真想逃离这个港口，我就该到菲乌米齐诺海滨去，对着大海吃鱼煎鸡蛋饼。终于，我离开铁护栏，越过铁桥，到特拉斯提弗列区[2]去。虽然我住得离那儿不远，可我从来没有到那儿去过，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去哪儿。一开始，我沿着一条普通的柏油马路径直朝前走，然而光秃的田野里遍地是垃圾。后来柏油马路变成了一条泥路，垃圾堆得简直跟小山坡似的。我想我恰好闯到了卸罗马全城垃圾的地方来了：那儿连根草都不长，除了烂纸、生锈的破罐头金属瓶，就是果核、废渣和瓦砾，在灼热的阳光下，散发出一阵阵腐烂的恶臭。我茫然失措，像是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中。突然，我听到有人发出“嘘，嘘”的声音，像是在逗引狗似的。

我转过身去，想看看狗在哪儿，却没有狗的影子，尽管那里尽是成堆的破烂垃圾，是野狗觅食的好地方。然后我想，那大概是在叫我，就朝发出呼唤的方向望去。于是我看见垃圾堆背后的一个小棚屋，起初我并未注意到这个棚屋，它是那么小，歪歪斜斜的，屋顶上盖着波浪形的金属板。一个八岁左右的金黄色头发小姑娘站在棚屋门口，示意我进去。我打量了她一下，她白白的脸很脏，眼圈下面一道紫印，像个成熟的女人似的。她一头的稻草、茸毛和尘土，头发蓬乱地竖着，活像鸢的头冠。她穿得很简单：一只挖了四个窟窿的麻袋，两个洞套胳膊，两个洞套腿。我刚一转过身去，她就问我：“你是大夫吗？”

“不是，”我回答说，“怎么？你需要一位大夫？”

“要是你是大夫，”她接着说道，“你就进来。我妈妈身体不舒服。”

我不想坚持说自己不是大夫，于是我走进了棚屋。起初我觉得自己像是进入了费奥里广场上的一家旧货店似的。屋里什么都挂在天花板上：衣裳、袜子、鞋子、厨具、碗碟、抹布。后来我明白了，这些都是她们的东西，因为没有家具，就都挂在钉子上了。当我弯着腰躲开这些悬挂物，在屋子里来回寻找她妈妈时，小姑娘悄悄地指着角落里的一堆破布片给我看。我仔细看了看，才发现那堆破烂布片里有一只闪光的眼睛在盯着我看呢，另一只眼睛被一绺灰头发盖住了。她的模样令我震惊，她看起来像是个老太太，却又看得出来还年轻。一看到我，她就说：“有生之年，总能再会。”

小女孩哈哈大笑起来，好像看逗乐的节目表演似的，她蹲在地上玩几个开过的食品罐头瓶。我说：“我可真的不认识你……你怎么啦？……这姑娘是你的女儿吗？”

可她却说：“当然……她也是你的女儿。”

女孩子低着头又暗自笑了。我想那是开玩笑，就回答说：“也许是我的女儿，但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人的。”

“不，”那女人从地上半站立起来，用手指点着我，“就是你的女儿，只能是你的……你这个游手好闲的人，懒虫、流氓、无赖。”

听到她这么咒骂，小女孩开心地笑起来，好像这在她意料之中似的。我生气地说：“看你说的……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我，唉……你不认识我，可你回来了……要是你本来不认识我，那你是怎么找到回家的路的呢？”

“懒虫……无赖。”小女孩低声地唱了起来。我开始出汗了，一方面是因为那棚屋里太闷热，另一方面是因为焦急。我说：“我是偶然经过这儿的……”

“哦，是的，可怜的人……”她转身命令女孩子说，“把包给我。”小姑娘敏捷地把挂在天花板上的黑绒布小包取下来，那包又脏又破，她把包递给了妈妈。母亲打开布包，取出一张纸，说道：“这是结婚证……艾尔维拉·普罗耶蒂嫁给埃尔内斯托·拉佩利，你还想否认吗，埃尔内斯托·拉佩利？”

令我惊讶的是我正好也叫埃尔内斯托。我颇为不安地说：“可我不是拉佩利。”

“噢，是吗？”女孩子小声地哼唱着：“埃尔内斯托……埃尔内斯托。”女人站了起来。我猜对了：尽管她头发灰白，满脸皱纹，牙也掉了，但看得出她刚三十岁出头。“噢，是吗？你不是拉佩利？”她叉在腰间的手放了下来，抱住了我的下半身，她打量了我，然后大声地说道：“你是拉佩利……面对上帝和众人，我敢说，你是拉佩利。”

“我明白，”我说，“我看你的身体不好……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走了。”

“慢着，等一下……别这么早走。”这时，女孩子兴高采烈地围着我们跳舞。女人又嘲讽地说起来：“埃尔内斯托……了不起的埃尔内斯托……丢下了老婆，从家里逃走，整整一年不露面……你可知道，我跟这个小宝贝，在你走后这一年里，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

“我不知道，”我粗暴地回答说，“我也不想知道……让我走吧。”

“你跟他说，”她朝女孩子喊道，“你告诉他我们是靠什么活下来的，你对你爸爸说说。”

“靠别人施舍过日子。”女孩子高兴地说道，声音像唱歌似的，她也抱住了我的腿。

说实话，我真的开始感到局促不安了。一切都是那么巧合：我也叫埃尔内斯托，我也是离家出走，另外，我也有妻子和女儿，我感到自己已不是原来的我了，即便是我，也与平时的我不一样了。这时，她看到我那么惶惑不定，就在我鼻子底下吼叫：“你知不知道，丢下家不管的人该受到什么惩罚？蹲监狱……你懂了吗？你这个浑蛋。蹲监狱。”

这一回我害怕了，我没说话，转身朝门口走去。但有人站在门槛上看我们，是一位瘦小的女人，很穷，但穿得很干净。她见我茫然失措的样子，说道：“别听她的……她老是把所有的男人都当作她丈夫……而且她那个不懂事的女儿存心把过路的男人引进家门，听着她乱喊乱叫，看着她狂怒烦躁，以此为乐……丑陋的小妖女，你等着我来收拾你。”那女人做了要打她耳光的手势，可女孩子敏捷地躲闪开了，围着我跳舞，还高兴地重复道：“你相信了，你说实话，你相信了……而且你害怕了，你害怕了……你害怕了。”

“艾尔维拉，这人不是你的丈夫。”女人平静地说。艾尔维拉像是明白过来了，立刻又去蹲在角落里。女人不再理我，走到屋子深处的炉子旁忙碌起来。“我来给她们做吃的，”她对我解释道，“她们靠别人施舍度日，这是真的，可是她丈夫没有丢下她们，他死了……”

我受不了了。我从钱包里掏出一百里拉[3]交给小女孩，她没道谢就拿起来了。然后，我走出棚屋，沿原路返回。我从泥土小路走上柏油马路，然后穿过铁桥，径直走到奥斯蒂恩塞大街。比起棚屋里的闷热，回到家里犹如进入山洞似的凉快。尽管那不多的家具十分简陋，但怎么也比那可怜的母女用钉子挂破烂衣物要强多了。厨房他们都已收拾过了；我妻子把特意给我留着的黄瓜沙拉拿出来，我一边就面包吃着，一边看着她站在水池跟前刷洗盘碟。我站起身来，突然吻了一下她的颈脖，这样我们就和好了。

过了几天，我对我妻子讲了棚屋的事，我决定再去看看能不能帮女孩子做些什么。反正我已不再害怕被当作埃尔内斯托·拉佩利了。可你们能相信吗？我既找不到那间棚屋，也找不到那女人和她的女儿，连给她们做饭的那个瘦女人也不见了。在耀眼的阳光下，我在成堆的垃圾周围转了一个小时，然后泄气地回到家。从此以后，我想我是再也找不着道了。我妻子却说那故事纯粹是我编出来的，为了忏悔自己曾有过抛弃她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