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费萨尔时期叙利亚的政治组织结构

第一章
从“爱国主义风潮”到大众政治的出现

正如在导言中所讨论的，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的经济和行政转型，尽管在分布和效果方面存在不均衡，但是引起了帝国大量居民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的相关转变。这一转变的三个方面对理解叙利亚民族主义和大众政治的出现及演变路径尤为重要。首先，正如上文提到的，随着国家承担起新的职能，与独立于国家以外的各种制度争夺之前不属于国家控制的职能，这使得国家正式政治的领域扩大了。由于这一进程，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被国家或者其反对者动员起来，并通过新的媒体渠道获得信息（城市空间集中度的扩大、城市空间的重组及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引入确保了新的媒体渠道的效率），民众开始对越来越多的公共问题提出质疑。

与此同时，奥斯曼经济一体化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及行政革新的结构效应对帝国的文化凝聚力产生了双重影响。在最为抽象的意义上，经济活动的一体化、城市发展、政府干预的加强和现代公共领域的扩大导致文化规范和实践的标准化加速，大部分奥斯曼人口受到市场和国家力量的平衡。这种标准化扩大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民族主义的“文化体系”（“cultural system” of nationalism）领域。[1]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这种标准化伴随着一个看似相反的过程：因为奥斯曼社会转型在分布和影响上是不均衡的，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作用方式存在差异，所以实际上它将那些成功驾驭新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人置于那些没有成功驾驭的人的对立面。其结果是，奥斯曼帝国晚期的文化像其他帝国和欧洲外围的殖民地文化一样，分化成独立和日益不同的亚文化，表达着对社会经济变迁的不同回应。正如下文所述，这些亚文化中的每一支都通过制度本能地进行自我建构，并通过那些反映其对社会合理和诚实的安排的认知的范式活动来进行自我展示。

与此同时，经济、行政和环境的转变使许多叙利亚人的权力关系发生偶然性重构成为可能。更为明显的是，在叙利亚人的需要和关切超越或过度损耗严格限定的和纵向的个人依赖关系的时期，上述转变使权力关系沿着横向、协同、民族的方向重建成为可能。

这类时期中的一个始于1919年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影响，叙利亚大部分城市人口生活在不安之中，阿拉伯政府及其盟友利用（也因此削弱了）传统显贵及连接他们和城市大众的习惯性联系之外的渠道部分地动员了他们，开始面对新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危机。由于无法缓解许多叙利亚人经历的混乱，传统的裙带关系变得越来越无用。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大量叙利亚民众利用了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即人民委员会，它前所未有地扩大和制度化了横向、协同和民族的联系。由于失去了社会和象征资本，一些城市和农村的知名领袖也同样利用这一组织，在此过程中，他们掩盖这些人民委员会的革命性质，通过它们的结构和方案来展现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合法性架构。

人民委员会填补了无论是阿拉伯政府还是相关民族主义组织，诸如法塔特（或称阿拉伯青年协会，al-Fatat）和阿拉伯俱乐部（Arab Club），都没能填补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空隙。探索部分民族主义组织的无能和人民委员会所具有的创新特性背后的原因是本章及之后章节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