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清末以来，佛学传统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改造社会弊端、回应时代挑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尽管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形态，与虔诚的信仰、超世的解脱、不可思议的神通密不可分，但自近代以来，它着实呈现出一种“公共性”的历史面目，通过不同方式的拣择、判摄与阐释，融入了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大变局。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1)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思想体系中，都有着深刻的佛学印记。他们吸收、激活了法相宗、华严宗、法华宗等不同宗派的传统，加以极具创造性的新阐释，构建起各具特点的思想体系。其中，太炎先生的佛学思考与现实回应尤当注意。无论是佛学思想的深刻性、经论阐释的独创性，还是贯通佛学与庄学的思想力度、将佛学与中国革命紧密结合的现实关切，都体现出超迈时人的哲学品质与历史意义。

纵观章太炎的学术生涯，他与佛学的渊源经历了四个阶段：在他的青年时期，在夏曾佑、宋恕等人的建议下，阅读了《法华》《华严》《涅槃》《中论》《十二门论》等经典，但并未产生太大兴趣。在《訄书》的早期版本中，他对佛教消极遁世的一面不无微词。章太炎佛学观的转折发生在1903年，那一年他36岁，因“《苏报》案”而入狱三年。在艰难的牢狱生活中，他无书可读，遂“专修慈氏世亲之书”(2)，研读《瑜伽师地论》《因明论》《唯识论》等唯识学典籍。困厄之中，他对佛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但从中汲取勇猛无畏的精神力量作为思想支撑，更将佛学与中国学术加以贯通，探寻中国革命根本性的哲学依据。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日本，在著名的“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中，他大声疾呼，发出了“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的革命呐喊。(3)在日本时，他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撰写了《建立宗教论》《人无我论》《无神论》《答铁铮》《四惑论》《五无论》《俱分进化论》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将佛学引入到中国革命的时代话题之中。与此同时，他也撰写了《大乘佛教缘起考》《大乘起信论辩》等佛学文章。在1908年到1911年之间，他创作完成了“一字千金”的《齐物论释》，将唯识学、华严学与庄子哲学融会贯通，构建起以“自在平等”为核心的齐物哲学，这是他佛学思想的高峰之处。辛亥革命之后，随着人生际遇的再度转折，章太炎的佛学思想不断深入。1913年至1916年，他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龙泉寺，随时面对死亡威胁。在极度的愤懑之中，章太炎再次通过研读佛经来寻求精神解脱。他反复研读《瑜伽师地论》等唯识学经典，由吴承仕笔录而成《菿汉微言》一书，提出了“尽忠恕者，是唯庄生能之”的观点(4)，将佛学、庄学与《论语》熔为一炉。也正是在困厄之际，他对《齐物论释》进行大幅度的修改与补充，完成了《齐物论释》定本的写作，这是他佛学思想最严密的形态。到了晚年，章太炎对佛学的兴趣依然未改，但更多由思想建构转为学术研究，除《菿汉昌言》等已见著作之外，根据章念驰先生的回忆，还有大批佛学的未刊稿，惜多已流散。

章太炎的佛学功底深厚，对大小二乘乃至印度六派的经论广泛涉猎。以《齐物论释》为例，其中主要征引大乘唯识、华严二宗的佛典，并深受《大乘起信论》的影响，同时吸收了小乘上座部、说一切有部之论，兼及六派外道数论、胜论之说。共计：1．般若部类：《大般若经》；2．华严部类：《华严经》及相关注疏；3．宝积部类：《胜鬘经》；4．涅槃部类：《大般涅槃经》；5．大集部类：《十轮经》；6．经集部类：《圆觉经》《密严经》《楞伽经》《解深密经》；7．毗昙部类：《大毗婆沙论》《俱舍论》；8．中观部类：《十二门论》；9．瑜伽部类：《摄大乘论》《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及相关注疏；10．论集部类：《大乘起信论》《因明入正理论》《十地经论》等。在广征博引的同时，章太炎的佛学并非“原教旨主义”的固守教义，亦非“历史主义”的辨伪证史，而是以哲学体系的建构与革命事业的关切为双重旨趣，体现出赅括真俗的宏阔气象。可以说，章太炎佛学思想的特色是极为鲜明的，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文化的自主性。章太炎的佛学研究，旨在参与建构东方文化本位的哲学体系。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下，如何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刻反思与全面重建，让它能够回应“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挑战，避免民族文化的崩坏与虚无，这是章太炎学术思想的核心关切。在他看来，中国思想学术具有诸多弊端，学理汗漫、逻辑不足、缺乏征信、用文学感受代替逻辑证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因此，它需要进行“条理化”的积极改造。章太炎在《答铁铮》中指出：“盖近代学术，渐趋实事求是之涂，自汉学诸公分条析理，远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学萌芽，而用心益复缜密矣。是故法相之学，于明代则不宜，于近代则甚适，由学术所趣然也。”(5)在章太炎眼中，东方文化具有内在的互补性，正可解决汗漫诸弊。自印度而言，“印度人思想精严，通大乘的，没有不通小乘；解佛法的，没有不晓因明，所以论证多有根据，也没有离了俗谛空说真谛的病”。唯识学运用因明而建立起的严密博大的佛学体系，彰显了“分条析理”的学术特点，适宜于中国传统学术的自我改造。自中国本土而言，“有一端长处，也是印度人所不能想到的，就像《华严经》有‘性起品’。华严宗取到‘性起’两个字……一句话就把许多疑团破了”。在拣择了唯识与华严的长处后，章太炎总结道：“只要各取所长，互相补助，自然成一种圆满无缺的哲理。”由此可见，他并不据守于小始终顿圆等宗法判教，而是广泛吸取了东方思想文化的宝贵价值。以印度唯识之精严，契入中土华严之闳通，正是他遍摄真俗二谛的“通方之论”。通过章太炎对于唯识与华严的剖判可以看到，他一方面试图弥补纠正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不足与弊端，另一方面更对中国哲学的重新建构具有一种整体性的野心，期待建立能够统摄历史上不同阶段、不同学派的思想形态的理论体系。这种体系性的哲学重建并非易事，它需要引入极具统摄力的理论资源，对已往的思想传统进行再度判摄。对章太炎而言，佛学正是这样的思想资源：一方面，佛学的理论体系庞大缜密，足以实现对儒家、道家、理学、心学等思想传统的统摄；一方面，佛学属于“东方”，“中国化”的佛学与中国文化的思想资源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亲缘性关系，可以避免方凿圆枘、以西律中的强制之弊，并与强势的西方文化形成角力之势。章太炎对于印度文化始终抱有亲近与悲悯之意，与东方文化的本位态度亦密不可分。在《菿汉微言》中，他充满自信地说：

余自志学迄今，更事既多，观其会通，时有新意。凡古今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拘者执着而鲜通，短者执中而居间，卒之鲁莽灭裂，而调和之效终未可覩。譬彼侏儒，解遘于两大之间，无术甚矣。余则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6)

尽管在章太炎的思想中，真俗、古今、东西、政俗、文野等多维度的思想资源交织碰撞，呈现出多元、丰富甚至矛盾的面貌，但在他自己看来，一切矛盾都能在齐物哲学中调和无碍，这种不同思想传统之间的整合与统摄，与对佛学的吸收借鉴密不可分。“余向以三性、三无性，抉择东西玄学”(7)，在思想统摄的同时，章太炎的佛学也意味着对西方哲学的批判性回应——无论是用“俱分进化论”回应进化论的思潮，还是用唯识学中的“心不相应行法”与康德哲学中的“十二范畴”相颉颃，抑或是齐物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深入批评，都体现出章太炎立足东方文化传统，强调中国文化的自信与自主，回应西方文化强势影响的基本立场。

其二，思想的革命性。会通真俗是章太炎思想的基本特点，他的佛学思想不仅指向中国文化的自信自主，更与对中国革命的关切与实践息息相关，体现为革命道德与平等理念两个基本层面。章太炎认为，革命道德的高扬是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这就要吸取佛学中勇猛无畏、无私奉献的精神，以“无我”的宗教热情，投身到舍生忘死的革命事业之中。“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8)，“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愞夫奋矜之气，以此楬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9)章太炎在《民报》中发表大量佛学文章，也曾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民报》当作“民声”，不当作“佛声”。他在《答梦庵》中回应道：

《民报》所谓六条主义者，能使其主义自行耶？抑待人而行之耶？待人而行，则怯懦者不足践此主义，浮华者不足践此主义，猥贱者不足践此主义，诈伪者不足践此主义。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此数者，其他宗教伦理之言，亦能得其一二，而与震旦习俗相宜者，厥惟佛教。(10)

在他看来，“民声”与“佛声”别无二致，只有用“佛声”涤荡精神、树立道德，才能勇猛革命、打破专制，让“民声”得到充分表达。在章太炎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践行“苦行头陀”的道德标准，“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11)，在艰难困苦中不改其志、不易其操，无愧为鲁迅所称的“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12)此外，自由平等更是齐物哲学所要建立的现代价值，这也是章太炎投身革命的愿心所在。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转折中，如何建立根本性的价值基础？这是齐物哲学努力要解答的问题。章太炎的回答是铿锵有力的——自由平等！在《齐物论释序》中，他开宗明义地将“自在平等”立为全书主旨，其后更多次强调庄子的根本主张是“自由平等”，把“令一切得自由平等”作为终极的政治理想。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对“自由平等”的建立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得以展开，他将佛学与庄学融通为一，根据唯识学、华严学中“无情有性”的理论，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为自由平等建立义理根基。正因如此，其宗教思想也以破除迷信、排遣神灵、否定主宰为第一要义。他在《无神论》中反复论证，认为上帝、耶和华不是“无始无终，全知全能，绝对无二，无所不备”的“众生之父”(13)，在行文之际嬉笑怒骂，令人神旺。这种打破主宰、建立平等的宗教观，与中国革命的价值追求也是充分相契的。

其三，义理的创造性。章太炎的佛学不是“原教旨主义”的信仰之学，也不是以“还原”为唯一目的的书斋之学，而是在哲学建构与革命关切的推动下，体现出鲜明的创造性。以“无情有性”为例，这本是天台、华严、禅宗的共同主张，章太炎则首次用唯识的逻辑证成了这一道理。在《大乘起信论》中，精神活动分为三细、六粗两类，“三细”为阿赖耶识初起之相，即业识、转识、现识；“六粗”为意识心的活动生灭之相，即智相、相续相、执取相、计名字相、起业相、业系苦相。“三细”是无明初起到能所分别的微细精神过程，它处在能所对待之先，亦即依境界相而有意识思维之先。能所无别则心物无分，故“三细”是一种作为前意识的、兼存于有情、无情众生的精神共相。在章太炎看来，《大乘起信论》认为三细“与心不相应”，正在于它能够“兼无情之物”。此外，黄金的物理特点亦可反推“三细”的精神本质。“金有重性能引，此即业识；能触他物，此即转识；或和或距，此即现识。是故金亦有识，诸无生者皆尔，但以智识分别不现，随俗说为无生。”(14)黄金因重量吸引他物，能引则有动，故为业识；可与他物相触，因触而有物境，故为转识、现识。由此可知，以黄金为代表的无情之物具足“三细”初相，根据《起信论》“觉迷相依”之理，也便具足了阿赖耶识之体。这一观点虽与经典唯识学不同，但通过章太炎的论证，真如心体具有了彻底的普遍性，也就建立起囊括一切心物存在的真谛平等。除此之外，在他对唯识三性的界定、对“心不相应行法”的阐发中，都体现出意旨丰富的创造性。一些学者根据佛教义理，简单地批评章太炎错解经典、不通佛法，这实在是小觑这位深思明辨、勇猛无前的大思想家了。

章太炎的佛学思想意旨深刻、独具特色，但也具有相当的解读难度。本书选取了他在不同时期的佛学演讲，由于面对大众，其内容相对浅显易懂，可以先行阅读。其后可以阅读《俱分进化论》《无神论》《建立宗教论》《人无我论》等创作于《民报》时期的重要论文，体会他将佛学与革命相结合的思想特色。至于《国故论衡》《菿汉微言》等专业的佛学论著，可以最后阅读，从而进一步了解他的佛学研究。

孟　琢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中国文字整理与规范研究中心

---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2)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七）·菿汉微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9页。

(3)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十四）·演讲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4)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七）·菿汉微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1页。

(5)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八）·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87页。

(6)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七）·菿汉微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9页。

(7)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八）·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18页。

(8)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十四）·演讲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9)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八）·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93页。

(10)　章太炎：《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5页。

(11)　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7页。

(12)　鲁迅：《鲁迅全集（六）·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7页。

(13)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八）·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15页。

(14)　孟琢：《齐物论释疏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