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经济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贸易自由、货币稳定以及全球范围内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扩展为内容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不复存在。国际经济关系的自由主义观点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遭到抛弃。而保护主义的蔓延、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强国在经济政策上的继续分道扬镳已经侵蚀到国际体系的基础。尽管由于惯性，这一人类事务中的强大力量已把越来越不适用的自由经济秩序的准则与制度带进了20世纪80年代，但是我们要问：这个体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它的衰落对未来意味着什么？本书试图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

本书是一项对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的部分理论成果的概括与总结。该研究计划的主旨是将政治科学与经济科学中各个学派的观点结合起来去理解贸易、金融和经济发展问题。人们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领域的联系割裂开来，孤立地分析政策问题，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20世纪末期的一些重大变革，已促使国际关系学者将他们的研究重点放在经济与政治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与持续的相互作用上。但愿本书的研究能有助于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

为了加深对当代世界各种力量的理解，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在学术界，这两大学科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向来存在思想分歧。现实世界的变革已使得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两者相互作用问题的理论阐述一直不够充分，过于简单，并且受到不同学派门户之见的人为束缚。

纵观历史，经济因素向来在国际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经济目标、资源以及外交政策手段，在各种政治集团的斗争中始终是举足轻重的因素。即使在古希腊诗人荷马生活的时代，海伦的美貌——这或许一直曾是一个重要因素——也未必会使阿加门农国王派船千艘大肆围攻特洛伊城，希腊人的真正动机很可能是为了夺取并控制那条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有利可图的贸易通道。几个世纪后的波斯帝国曾以其巨额黄金贮备来影响贫穷国家的外交政策，而公元5世纪雅典人对他们的敌手斯巴达的同盟国封闭提洛同盟的所有港口，可谓是经济斗争史上最早的一个记载。历史上，经济因素影响国际事务的事例不胜枚举。从这种意义上看，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早就存在了。

尽管历史上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相互影响一直存在，但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方式则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一直随着贸易、金融和技术的飞速发展与传播而有增无减。公众也愈来愈认识到政治问题中包含着经济内容，他们能够（至少他们自认为能够）比较容易地找出造成经济得失的原因在于国内和国外某些集团的特别行动（Hauser，1937，pp.10—12）。这种经济思想以及政治民主思想的传播导致了几乎是全球范围内的一致认识，即可以利用国家来影响经济成果，尤其是依照有利于某些人的方式重新分配财富（Bonn，1939，p．33）。因此，现在人们把财富的分配、失业的灾祸和通货膨胀的蔓延都看成人类活动的后果，而不是某些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的必然产物。这就意味着经济问题必然趋向政治化。

这些事态发展之中隐含着深刻的变化。从16世纪开始，民族国家最优先考虑的目标一直是国际政治秩序的组织原则。民族国家基本上取代了近代以前的政治组织形式，如城邦、部落和帝国。与此同时，市场成为组织经济关系的基本方式，取代了互惠、再分配与帝国统治经济等其他交换形式。两种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与市场——交织在一起，贯穿着数百年来的历史，它们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逐渐成为决定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性质与动力的关键因素。

社会组织以及人们思想的这些变化，使经济问题上升到国际关系中的最高点。国家命运以及人们的经济福利，已同市场的功能与效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资金流动方向、比较优势的转移以及生产活动的国际分布等，已成为当代国家事务管理能力的先决条件。如同著名的政治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20世纪初所预言的那样，随着对这些变革的认识的逐渐深入，政治家们已把注意力集中在“为相对效率（领先）而斗争”上（Mackinder，1962，p．242）。

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各个学派仍然一如既往地把国家与市场的联系割裂开来，孤立地分别研究当代的这些事态发展。当然，这种学术上的专门化研究是需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要研究社会和发展理论，就必须先把社会现实分成便于处理的小块，这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进一步应该做的是把这些小块集中起来放到一个较大、较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加以考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政治和经济现实的全貌。

本书的研究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个方面是实际探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现实，以及国家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如何改变20世纪末期的国际关系。由此而产生的疑问是，当“相对效率（领先）”从西欧和美国转向日本、亚洲和第三世界其他经济腾飞国家后，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另一方面是理论探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贸易、金融问题和对外投资这些专门领域。进行这种双重研究的前提，是将理论问题研究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本书的讨论自始至终还贯穿着这样一种努力，即为必然要出现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政治秩序描绘蓝图。

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未来几十年中的发展，将会受到三种趋势的深刻影响。第一是美国经济领导力量在战后自由国际经济中的相对下降，随着美国权势的衰落，形成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一些力量只能处处采取守势。1第二是世界经济重心逐渐由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转移，20世纪70年代太平洋地区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大西洋地区。第三是美国与日本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已经达到作为主权国家前所未有的地步。

美国和日本经济日益加强的一体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无论在贸易、生产还是金融方面，两国经济的依存关系均逐步增强。在里根政府经济政策以及美国沦为债务国地位的现状促使下，一种日美联合经济应运而生并得到飞速发展。2由于两国经济已占世界总产出的30%，因此这种跨太平洋的联系使得原来占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美国——西欧关系黯然失色。3两国间的巨额贸易往来、跨国公司之间的逐渐结盟以及日本资本在美国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已经使得两国由主从关系演变成更加平等的伙伴关系。这种重要关系的性质、动力和稳定性，将极大地决定全球的经济关系。

美日关系在全球经济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还在于美元是美国的世界地位的基石这样一个事实。随着美国核威慑力量扩展到日本和欧洲盟国，美元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流通货币，对这种全球性结盟关系的巩固起到重要作用，并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基础。由于美元在金融体系中的基础作用，美国有能力从事对外战争、维持海外驻军以及保持其霸主地位，而不会加重美国公民的经济负担，降低他们的生活标准。美元的这种决定性作用和“奢侈的特权”——这是查尔斯·戴高乐形容美国的专门用语——需要一个外国伙伴来支持它。当今时代，这个重任落在了日本的肩上，日本的巨额资本流向了美国。美国财政对日本的依赖性以及日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增强，将是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

本书的结构充分反映了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目的性。前三章首先介绍将要探讨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问题。第一章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即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作出定义，并分析这种作用关系的意义。第二章评价对这种相互作用的性质的三种不同观点（或思想）。第三章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

接下来几章讨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实质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构成了有效运行的国际经济的必要联系，这是第四章的主题。第五章及第六章讨论国际贸易与跨国合作等相互关系愈来愈紧密的问题。第七章评价关于国际经济对不发达国家福利与经济发展的影响的争论。第八章分析国际金融体系在连结国际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在维持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国际金融体系逐渐暴露出来的虚弱本质对全球经济稳定性的影响。这几章先是谈货币，末尾谈金融，前者促进了世界市场的运行与一体化；后者则构成了世界经济动力的基础，但又是整个世界经济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最后两章总结性评价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第九章分析过去几十年中使世界经济发生变革的政治、经济和技术发展。第十章的主题则是这些发展对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意义以及日益增强的重商主义、地区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重要性。

注释

1．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1979）分析了国际政治体系的作用及其对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发展的重要性。

2．按照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1985年12月7日第17页）所说：“这种联合经济在日语中叫Nichibei，是由日本（Nibon）和美国（Beikoku，或稻米生产国）这两个字组成的合成词。”我无法核实日本人是否真用这个词来形容这种增长中的美日经济一体化，不过它看来的确恰如其分，因此本书中亦将采用这一表述。

3．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这种微妙变化已在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一本有影响的著作中得到了阐述，《相互依存经济学：大西洋国家的经济政策》（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1968年在对外关系协会的赞助下出版）是专门研究跨大西洋关系的一本书。库珀关于国家主权同市场依存关系相互对立的论述，如今用在美日关系上真是惟妙惟肖。如同我要在本书中阐述的，库珀20年前提出的基本问题，今天看来意义愈加重大，我们有必要找到它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