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前言

本书既是我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家之言，也是我对该领域反复探讨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课题的一篇综述。虽然我努力把自己的见解同综述内容区分开来，但在有选择地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直抒己见的同时，我也吸收了其他学者的思想和理论，因为它们同拙著所讨论的内容密切相关。当然，仅此一书无法概括所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论著，但我尽力将那些重要或具代表性的论点归纳进来，相信它们有助于阐明一些关键性理论问题，并加深我们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认识。

我对这些论题的兴趣萌发于为1970年6月在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举办的研讨会进行筹备工作之时。会上论述的论文后经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编辑整理成为《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1972年）一书。那本开拓性的书打破了美国国际关系学派的沉闷局面，同时，毫无疑问地，也改变了我个人的研究日程。

那次研讨会以及《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一书的基本主题是，跨国行动的主体与进程正在向全球一体化方向发展，并逐步取代国际关系乃至国内关系中以国家为中心的观念。据信，跨国行动主体（如跨国公司和政治运动）、福利等国内目标以及非军事势力，在决定世界事务的重要性方面与日俱增。开创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已势在必行。

在撰写一篇有关“跨国公司在开创新的国际环境中所起的作用”的文章时，我心中反复回味着我在法国居住的那段经历。当时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总统曾猛烈抨击那些向刚刚形成的欧洲共同市场迅速渗透的美国跨国公司。戴高乐以及西欧、加拿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其他民族主义者认为，这些跨国公司根本不是什么政治上中立的跨国行动主体，而是地地道道的美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代理商。虽然戴高乐联合别国将跨国公司赶出共同市场的努力因联邦德国的拒不合作而付之东流，但我认识到，假如联邦德国亦追随戴高乐的民族主义领导，那么，美国的跨国公司以及由它们所代表的跨国现象可能早已毁于一旦。

我逐渐地得出了几条一般性的结论：跨国公司的确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主义，因而它不可能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目标；美国与西欧之间在防务上的联系，为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大开方便之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为这些经济活动以及其他跨国活动提供了一种政治框架。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受到了E．H．卡尔（E．H．Carr）的著作（1951年）的强烈影响。他对英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的自由贸易以及当时英国势力在传播经济自由主义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英国在19世纪的经历与美国20世纪的经历看来真的可以相提并论。尽管我当时并不完全赞同他的见解，但我已回到从美国战后论著中消失了的现实主义学派对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概念上，尔后我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很少有人问津的安全防务问题的研究中去。

我明确地把经济学与政治学联系起来，进而分析了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心照不宣的交易——美国为联邦德国提供军事防卫，而联邦德国为美国在共同市场直接投资进行政治辩护，投桃报李——以及美国与日本之间类似的交易，我的看法遭到了一些与会代表的尖锐反驳。要知道，1970年的美国正陷于越南战争不可自拔，谁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同其海外经济扩张联系起来，谁就几乎毫无疑问地会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我当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的确坚信经济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提出某种代替旧观念的新理论显然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从这一点出发，我设法阐明我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之间关系的理论。

最初，我对国际贸易、金融关系以及类似的概念所知甚少。在本杰明·科恩（Benjamin J.Cohen）和威廉·布兰森（William Branson）等优秀导师的帮助下，我开始广泛阅读经济学著作，亦选读了一些早期政治经济学著作，例如弗里德里克·李斯特（Friedrich List）、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和J．B．康德利夫（J．B．Condliffe）的著作，并且研究了当代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以及其他学者的著作。由于伍德罗·威尔逊学院非常重视经济学分析，所以它是我在这方面独立地进行刻苦钻研的理想学府。虽然我觉得自己不同意我的经济学同仁对政治及社会的许多看法，但我深切感谢他们不吝花费时间赐教，以及对我缺少具体经验的宽容和耐心。

拙著《美国的实力与跨国公司》（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1975年），就是我在这一时期为阐明我的思想观点，以及为后来发展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个领域作出贡献而进行研究的第一个成果。在那本书中，我扩展了我早期论文中的论述，同时考察对比了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现实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我认为，美国的跨国性海外扩展只有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全球政治体系的来龙去脉才能得到理解。我对美国衰落问题亦表示了深切关注，这是因为我与哈罗德·斯普劳特（Harold Sprout）过从甚密，他曾对英国衰落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我对列强（或者说霸权）的兴衰以及这种周期性发生的现象对于国际关系发展的意义越来越感兴趣，结果我写出《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1981年）一书。除了一些故有的问题之外，那本书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比较确切地说是准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这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在美洲学术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理论，它基本上是对越南战争以及对不发达国家问题严重关切的一种反响。尽管该书采纳了依附理论的观点，即世界结构是等级森严的，并为强权所控制，但我坚持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公式）这种关系造成了权力根源的转移，并削弱了霸权国家的基础，从而必然导致一个新霸权体系的形成。因此，虽然那本书接受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体系理论，但其目的还是在于发展现实主义学派关于国际关系性质与动力的观点。

本书收录了这些早期感兴趣的论题，并力图对它们加以更系统的阐述。其中政治经济学的三种主要思想得到了更为详尽的介绍，它们的长处与局限也得到了客观的评价。本书虽然强调了自由主义重视市场效率的重要意义，但亦严肃对待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市场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然而，贯穿全书的重点则是现实主义或者经济民族主义关于贸易、金融以及投资等关系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应解释的比较。对一些早期的论题，如经济霸权、国际经济动力以及长时期内经济活动改造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的趋势等，本书也从一种全新的角度给予了探讨。

我早先对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对政治因素在决定国际经济关系中所起作用，以及对经济力量在改变全球政治关系中的动态特性潜心研究的成果在本书中再次有所体现，而其他内容则是初次发表。我强调了日本的迅速崛起及其对自由世界经济秩序的挑战，并对20世纪末期世界经济重心由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的明显转移给予了特别关注，对西欧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变化及其逐渐放弃自由主义原则的意义亦给予了评价。这些历史性发展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可能具有的影响也是本书内容之一。本书预见了一种新的世界经济，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霸权主义建立起来的那种世界经济截然不同。

也许在此我应说明一下本书的忌讳之处。本书不想提出标新立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或其他解释，也不想包罗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个新兴领域内所有重要的论题和论著。诚然，本书详尽阐明并综述了一些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论题和解释。但我尤感兴趣的是评价关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现有知识。由于重点是在国际体系上，因此书中对决定国家行动的重要国内因素讨论略显不足，不过一本书终究难以包罗万象吧。

本书基本上没有涉及东西方经济关系、国际移民以及如何运用经济手段去实现政治目的方面的内容。因为我相信，东西方之间的薄弱联系（贸易、投资和金融）对国际政治经济影响甚微，国际性人口流动的经济意义已经下降，而有关经济制裁和经济福利的其他作用等业已在许多新著中得到了详尽的考察。1本书集中讨论“正常经济活动”——即金融关系、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问题。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有幸得到许多帮助，借此机会我愿表示我的谢忱。首先，我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以及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及国际事务学院的慷慨支持，该大学的自由离职政策使我能放下手中的教学及其他工作而全力投入对本书的写作。1984年秋，我在日本新潟国际大学任教，因而有机会了解这个迷人的国家。我非常感谢宫里正玄（Chihiro Hosoya）和细谷千寻（Seigen Miyasato）两位教授以及这所有趣并富于开拓精神的大学同事和学生。从日本归来之后，在日美教育委员会富布赖特计划和日本住友银行的资助下，我的研究工作得以继续。离开他们的帮助，这个似乎是没完没了的研究课题将是难以完成的。

普林斯顿大学的威廉·鲍恩（William Bowen）校长非常喜欢引用他的良师益友雅各布·瓦伊纳称赞该校的开放政策和倡导学术批评的价值时所说的话：“如果总是一个人闭门冥思苦想，谁知道他会想出什么离奇古怪的东西来！”在此，我愿效仿贤哲对知识分子孤芳自赏风格弃之若履的鲜明态度，感谢那些曾经阅读并批评过本书不同手稿，或曾经给予我其他帮助的人。肯特·考尔德（Kent Calder）、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乔安娜·高华（Joanne Gowa）、罗伯特·基欧汉、阿图尔·科里（Atul Kohli）、海伦·米尔纳（Henlen Milner）、M．J．彼得森（M.J.Peterson）、戴维·斯皮罗（David Spiro）以及米拉·维尔金斯（Mira Wilkins）阅读了部分或全部手稿，并对本书修订工作提出了宝贵意见，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还将手稿中部分章节安排在他所办的政治经济学研讨会上进行讨论。我的研究助手伊丽莎白·多尔蒂（Elizabeth Doherty）和迈克尔·阿尔卡莫（Michael Alcamo）对我鼎力相助，使我避免了无数谬误。伊丽莎白·皮扎雷洛（Elizabeth Pizzarello）打印了文献目录，萨莉·科伊尔（Sally Coyle）打印了索引。我的秘书勒诺·杜布切克（Lenore Dubchek）、多罗西·格罗内特（Dorothy Gronet）和海蒂·施密特（Heidi Schmitt）在本书成文过程中也给予了许多帮助，在此亦一并表示感谢。最后，我要感谢伊丽莎白·格雷茨（Elizabeth Gretz）对本书手稿所做的出色而又极富才华的编辑工作。

连续三年的夏天，我都向我的妻子琼许诺，要带她去佛蒙特州一个最美丽的湖泊游览，消除繁忙教学工作带给她的劳累。可是一到了那里，她就全力以赴投入到对本书手稿的整理工作，从清晨一直忙到深夜。她的编辑与文字润色出类拔萃，她应得到的要远远超过一般作者给予妻子的那种惯例式谢忱。没有她的巨大帮助，本书将绝不会问世。在学术和人生的道路上，她与我同甘共苦，不仅使我铭感肺腑，而且使我们更加伉俪情深了。

1986年11月1日

注释

1．参见本书第三章，注释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