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类型

本书建立了一种理性理论——一种关于各国在它们面临的既定约束下应该如何实现自身目标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指导性、规范性理论。1为了评估一国应该遵循的政策，这一理论采用了战略选择路径，根据这一路径，一国所选择的战略是为了在它所面临的既定约束和机会下实现其目标。这个国家明白其他国家会对它的政策作出回应，并且也会根据对其政策的估计来作出选择，而它在作出自己的选择时会考虑这种互动。2

这种路径反映了一个简单而又合乎直觉的起点：一个国家的基本目标及其面对的国际形势会影响该国在合作性与竞争性军事战略之间的选择。因此，我们预计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国际形势下有时会选择不同的战略，因为它的选择、这些选择成功的可能性以及需要付出的代价会根据形势而变化。比如，国际环境会影响扩张的成本。我们预计，如果征服领土的成本足够高，即使一国赋予领土很高的价值，它也不会为了征服这块领土而战；相反，如果需要付出的成本较低，那么它就会更愿意为之而战。同样，我们预计拥有不同基本目标的国家有时会选择不同的战略。比如，一个可能在军备竞赛中获胜的国家是否应该选择竞争，取决于该国目标的实现是否需要具备军事优势——相比一个看重改变现状的国家，一个只希望维护现状的国家不太可能将竞争作为最佳选择。

这种表述使得如何描述国家及其面对的国际环境的特征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下文中，我会解释为何应该根据国家的动机来描述其特征，这种动机反映了它们的基本利益和目标。国际环境的特征既应该根据物质变量来描述，又应该根据信息变量来描述。物质变量决定了一国的潜在军事实力，信息变量则反映了该国对其对手动机的理解，以及它关于对手如何看待其动机的信念，二者都会影响合作性和竞争性战略的风险。3

本书的理论将这些分析内容——一国的动机及其国际环境——视为给定的，也就是说作为输入理论中的信息，而不需要用理论加以解释。那么，核心问题是：考虑到它的动机和国际环境，一国是通过合作性军事政策还是竞争性政策才能最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本书的理论综合了两种传统的分析层次——通常所说的单元层次和结构层次。4单元层次的理论试图根据国家的动机和目标的变化来解释国家行为。它们通常更进一步从国家政权类型或者权衡国内经济、政治利益的角度来解释这种变化；但是，本书所建立的理论并没有将这类国内层次解释纳入其中。结构层次的理论试图根据一国的国际环境所提供的约束或机会来解释国家行为。5国际关系理论一般从物质变量的角度来描绘结构，而实力分布通常是决定结构类型的变量。6相反，本书所建立的理论从物质变量和信息变量的角度——具体而言，一国如何理解他国的意图——定义一国的国际形势。当然，这一理论的基本路径与这些结构性理论有许多相同之处，而我的理论旨在了解一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变化如何影响其战略。

人们通常认为这些不同类型的理论——结构层次理论和单元层次理论——提出的是相互矛盾的解释。不过，正如我已经指出的，纳入这两个分析层次的变量从直觉上和分析上看都是合理的。实际上，从战略选择理论的视角看，纳入这两个层次的变量并不是随意的。一国的目标会影响实现不同结果的收益；7一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既会影响实现这些结构的可能性和风险，也会影响它们的价值。二者都需要分析一国拥有的广泛选项。

结构现实主义的主要分支采取的是一种不同的理解，即赋予结构（特别是实力分布）以优先地位，而很少关注国家动机的变化。根据这些理论的主张，国家在安全以及由国际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压力的驱动下，足以产生最能体现国际关系特征的竞争性行为。因此，这种主张进一步认为，一种合理的、强大的理论只需关注国际体系的结构。8不过，为了证明这一结论，我们首先需要一种允许国家类型发生变化的理论，然后还要表明这种变化不是由它们的战略选择的变化而导致的。9某种理论的推理或许会表明，一些变量所发挥的作用原来小于我们最初的直觉认识。有悖直觉的结果将成为本书理论的关键研究发现。不过，将那些在理论视角中必不可少的变量排除在外是无法实现这种结果的，那样做实际上是假定被排除在外的那些变量无关紧要。本章以下内容将从推理上表明，无论是动机的变化还是信息的变化，实际上都没有被排除在本书理论之外。相反，无论是国家动机还是它们关于其他国家动机的信息，都在一定条件下影响着它们在合作性与竞争性政策之间作出的选择。

我的理论既是一种外交政策理论——它评估的是一国在实现其国际目标的基本选项之中作出的选择，也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更一般而言，各国在合作性与竞争性战略之间进行选择；更具体而言，尽管仍然是从广义上界定，各国仍可以在扩充军备、争取盟友、展开军控谈判、作出妥协以及发动战争之间进行选择。国际政治结局是这些外交政策选择的直接结果；因此，评估各国的外交政策选择会为国际政治理论提供支持。10由此看来，国际政治理论与外交政策理论似乎不可能截然分开。11

从几个重要方面看，本书所建立的理论是一种局部性理论。首先，正如已经指出的，它将关键的自变量——动机、物质变量和信息变量——视为给定的。比如，这一理论并不解释如何确定一国是贪婪国家还是仅仅受安全驱动的国家。同样，它也没有说明一国与他国开始互动时如何获得有关对手动机的信息。尽管有时被描绘成彼此对立的，但是解释这些自变量的那些理论与战略选择理论互为补充，并可以与之相结合，以便提供一种更为完整的理论。比如，关于民主和平的自由主义理论既包含涉及民主国家动机的论断——它们倾向于关心安全、缺乏贪婪的非安全动机，也包含涉及民主国家关于其他国家动机的信息的论断——它们认为与之相对的民主国家也仅仅关心安全。12将这些现实主义论断与战略选择理论综合在一起，会形成一种既能解释民主国家决策的输入信息，又能解释在这些输入信息限定下产生的战略互动的理论。更一般而言，就其完整版本来说，一种综合了这些理论层次的理论既能解释国家及其面临的国际环境的类型，也能解释它们之间导致战略选择的互动。

其次，从实证性、解释性理论的视角判断，这一理论是一种局部性理论，因为它假定国家会采取理性行为（事实可能并不如此），而非选择次优政策。这一理论应该能够很好地解释国家在采取理性行为时的战略。不过，如果一个或者更多国家选择次优政策，那么仅仅依靠理性理论将无法解释这些国家的政策。在这些情况下，如果能够与解释国家未能采取理性行为的次优行为理论综合在一起，那么理性理论就为更全面的解释性理论提供了基础。这些关于次优性的理论关注的是，一个国家未能准确评估决定其国际形势的物质变量和信息变量，或者一国未能根据它对这些变量的评估作出理性决策。防御性现实主义（一种理性理论）与那些解释国家为何错误判断攻防对比的理论的结合，为我们提供了综合两个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研究的突出例证。这种研究探讨的是，各国为何通常会夸大进攻的优势，并进而揭示为何这种情况会导致更不安全、竞争以及战争。13

简而言之，战略选择理论可以被设想成坐落于理论的三个层次的中间层次14——位于解释战略选择理论的输入信息的理论与解释偏离它的行为的理论之间。15每一个层次的理论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它们并不是彼此竞争，而是在逻辑上相互联系，并且具有潜在的互补性。综合起来看，它们有可能提供一种更为完整的解释性理论。战略选择层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探讨的是各国在国际环境中彼此互动而产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