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战后的全球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剧烈地改变了世界的地缘权力关系，它给日本和欧洲诸帝国以致命的打击，使它们或者立刻土崩瓦解，或者在此后的一二十年里烟消云散。但战争同时奏响了两大共产主义凯歌：一是苏联对东欧的扩张和稳定化；二是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夺取了权力（我已在第3卷讨论过）。现在，这两大政权已对世界意识形态产生极大的影响，它们不时给国外的同盟政权或者运动予以军事支援，其经济很大程度上是计划性的，并且与世界的其他大部分地方分离开来。与这些战争所带来的结果相一致，美国则占据着世界的其他大部分地方。美国的支配以两大支柱作为基础：一是更加有效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美国是这一秩序的规则制定者；二是由美国军事力量和“冷战”——尽管在亚洲实际上是“热战”——所维持的地缘政治的稳定性。我以探讨帝国的衰落和瓦解作为开始。
殖民主义的终结
尽管只有到第五章和第十章我才会说明美国是二战以降的帝国，但是它并不拥有殖民地。我们或许可以说东欧诸国是苏联的殖民地，但它们迥异于以前所有的殖民地。首先，苏联并没有榨取这些国家的经济，恰恰相反，它给予它们补贴。或许只有苏联治下的波罗的海三国才可以称得上是“殖民地”，因为其中涉及剥削和俄罗斯殖民者。但是，所有其他的帝国和殖民地都瓦解了，大战给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帝国以致命的打击。它给德国和日本所造成的毁灭以至此后十年它们都被迫挣扎于重获政治自主和经济恢复，更为长远的影响则是其非军事化，这一点对于其人民而言也是更为可取的做法。在没有挥舞军事大棒的条件下，德国和日本成为主要的经济体。对于它们而言，柔性地缘政治取代了刚性地缘政治。
大战同时削弱了其他欧洲帝国。在这一时期的开始之际，它们已经蹒跚于末日的边缘。土生土长的殖民地精英们不愿被再一次愚弄——即一战时期，他们被某些含糊而不连贯的战后将获得更多政治权利的承诺而欺骗，被引诱去为其帝国而战。面对着战争所暴露的诸多弱点——在亚洲则体现在日本身上——他们勇敢地站了起来。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于1940年被德国征服。日本则迅速夺取和占领了英国、法国和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地。日本军队对马来西亚的迅速攻占导致了新加坡的失守和英国军队的投降，后者在数量上是日本军队的两倍还要多。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个严重的羞辱，但征服同时也带来了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者的空前团结。丘吉尔对罗斯福说道：“这是我们历史上最沉重的灾难。”（Clarke，2008:19）它粉碎了白人和英国战无不胜的神话，并且迅速剥夺了英国在橡胶和锡资源上的巨大利润。英国尽管最终赢得了战争，但其在亚洲的帝国已不再重获往昔的荣光。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亚洲各殖民地或者已拥有自己的政权（如越南），或者已在多元政治结构中拥有一个政权核心（如印尼）。精英以及部分民众都对单一的政治实体甚至是单一的政治共同体拥有某种政治归属感。殖民主义者引入了包括更好的交通设施、教育制度、种植技术和工厂技术在内的现代化因素，但这些因素因此也培育出某种民族感（nationhood），就如19世纪的欧洲所走过的过程那样。殖民主义者越是开发他们的土地，民族主义的情绪也就越浮出水面。在战争正式开始之前，民族主义者已经在为政治自治——有些甚至是要求独立——而进行广泛的呼吁、游行甚至是暴乱。但这些原生态的民族主义运动通常为阶级和族群（ethnicity）问题所分裂，殖民主义者仍然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只是这一点为战争所削弱。
作为英国在亚洲最主要的殖民地，印度出现了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而且没能被镇压下去。出于典型的帝国傲慢，英国统治者在没有征求印度领导者意见的情况下就对日宣战，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甘地反对加入战争，如果民族主义者能够得到战后将获得政治权利的可靠保证，他们也将支持这一点。在非洲和缅甸战场上，大约二百多万印度士兵被证明是忠勇善战的，但另一支大约由45000人组成的印度军队却与日本人联合起来抗击英国，其中的35000人甚至与德国人联合起来。旨在针对白人的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极具讽刺性地吸引了整个亚洲的自由斗士。然而，丘吉尔的种族主义没有起到同样的效果。印度事务大臣利奥·阿梅里奥（Leo Amery）记得战争时期的一段谈话：“在我与温斯顿谈话的过程中，他突然愤怒地吼道：‘我讨厌印度人，他们简直是一群信仰着野性宗教的野兽。’”丘吉尔拒绝给“世界上仅次德国的第二坏人”以任何援助，他说道，“印度人将由于其愚蠢和邪恶而饥饿至死”（Bayly&Harper，2004:286）。丘吉尔甚至把甘地和尼赫鲁（Nehru）关进监狱以削弱印度的反对力量，但这于事无补。因此，内阁劳工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被派往印度以谋求让步，以便换取印度人在战争问题的合作。他先在苏丹作短暂停留，正是在那里，大学里的学生出人意料地递给他一份要求自治的文件。本地人（natives）已不止在一块大陆被搅动起来。
在印度，克里普斯答应印度民族主义者可以参与总督的战时执行委员会，尽管仍然不能参与军事事务委员会。但民族主义者却要求分享军事战略设计，真纳（Jinnah）的穆斯林联盟甚至更进一步，要求在战后建立独立国家。丘吉尔拒绝了这两个要求，这显然是旨在使红极一时的克里普斯（首相的潜在对手）走向失败。他的确失败了，没能签订任何协定。但印度民族主义者则以克里普斯的战后独立作为目标，然后他们自己也走向分裂，许多转而支持战争。在英国军官的指挥下和缅甸丛林部落的帮助下，印度军队在缅甸作战，他们在1942—1943年间并没有付出巨大的努力，但1944年早期则成功地阻止和打败了日本人的大举进攻。这是日本人在这片土地上遭遇的第一个重大军事逆转，它挽救了印度，这也是英国人从亚洲获得的惟一好消息（Bayly&Harper，2004：chap.7；Clarke，2008:19—23）。与此相对照，日本人前面已经征服了法国和荷兰帝国在亚洲的所有殖民地。
其时，英国、尤其是在工党内部的政治精英分裂已浮出了水面。左派工党承认，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在战后应当而且也将结束，保守党则团结起来加以抵制。倘若丘吉尔赢得了1945年的选举，他将必须设法回避印度独立——尽管崛起中的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将会使他的政治生活变得异常困难。但是，工党彻底地赢得了这一场选举，新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Major Clement Attlee）和克里普斯（现在主管英国的经济）仍然相信白人所肩负的责任和试图控制印度，但强大的印度反对力量因为印度教与穆斯林教之间的冲突而变得异常复杂，最终迫使英国政府于1947年以创立两个崭新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方式承认印度独立。现在已经变得明朗的一点是，英国不再拥有为次大陆提供秩序的军事资源，那里不仅存在着抵制英国统治的强大力量，而且各种民族主义派别之间也充斥着无序。印度军队已经为派系主义所浸染，不再能够成为镇压的可靠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印度次大陆的独立成为不可避免。
东南亚其他国家的问题则有所不同。日本推翻了英国、法国和荷兰人在那里的统治，但却无法给殖民地人民送去其承诺的自由，其统治甚至比欧洲统治者更加恐怖。针对日本人的地方抵抗催生了游击队运动，日本人则被迫建立地方民兵组织来帮助其战争。这些准军事部队具有各种政治和伦理色彩。克里斯托弗·贝利和蒂姆·哈珀（Christopher Bayly&Tim Harper）说道，民族主义被赋予了一张新的面孔——“年轻的军国主义的面孔”（Bayly&Harper，1007:16）。重新返回的殖民主义者必须面对一群群武装反抗者，这些反抗者一方面要求独立，另一方面彼此之间有时也进行战斗。这给殖民者的权力资源造成了紧张。实际上，在1945年，英国是这一地区唯一拥有完整而强大军队的国家。直至1946年，这支军队的核心仍然是印度军队，但通过英国、西非和澳大利亚军团而得到增强。这支军队的意义在于，它使英国能够轻易地收复缅甸、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并为帝国提供宝贵的资源。英国人据此推断，这一伟大的新月状帝国——跨越亚洲——仍然可以立基于东南亚。法国人和荷兰人则做不到这一点，英国人因此派部队前往帮助法国人和荷兰人恢复其在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的统治。英国人似乎突然支配了整个这一地区。但实际上，由于战线过长，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英国军队被迫重新武装已经投降的日本军队来镇压那里的民族主义——殖民地团结的极端展示——反叛。在越南，这一举动驱使民族主义的越盟（viet Minh）转向共产主义，并使法国能够重新占领越南的南部，因而促成了长达30年的可怕内战。荷兰的力量最为薄弱，在内战结束后仅仅两年，在美国人的批准下，他们被踢出了东南亚。因为美国人意识到，如果继续支持荷兰，将很可能使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投向共产主义的怀抱——一种华盛顿最不愿看到的结果。但美国对英法两个帝国的政策则有所不同，因为它把它们看作是在与共产主义战斗。
但随着印度独立的日益临近，派遣印度军队前往海外的做法变得问题重重，旋即变得完全不可能（除强大而私人招募的廓尔喀兵团[1]之外）。英国在那一地区的军事权力遭到了削弱。但日本人的镇压阻止了民族主义者逐步发展成为像国大党或者穆斯林联盟这样的制度化政党。族群和政治派系同样削弱了各种独立运动的整体力量，同时还促进了无序状态的发展。英国人在那一地区的最低限度的统治仍然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尽管必须借助于枪杆子和迅速处决。在缅甸，英国人决定强化缅甸军队，并且造就了一种一直持续至今的军事独裁的可怕遗产。对马来西亚，英国人则决定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通过以马来贵族统治者为基础的联盟进行间接统治，给这些贵族、英国种植园主和华人企业精英以特权。但这种做法剥夺了大部分华人少数民族的权利，使他们转而支持早先曾经抵抗过日本人的共产主义游击队。被称作所谓“马来亚紧急状态”（Malayan Emergency）的血腥内战持续了长达10年之久，通过使用焦土战术（scorched earth tactics）以及通过把村庄强制分布在英国军队控制的地区等办法，英国人最终获得了胜利。这是所谓冷战时期西方人在这一地区赢得的惟一一次反对共产主义的军事胜利。因此，在亚洲，反对日本帝国的热战无缝隙地转化成为反对欧洲以及随后反对美帝国的战争。尽管1945年粉刷在墙上的各种标语仍然随处可见，帝国所带来的疼痛和恐怖却仍在持续（Bayly&Harper，2004，2007；Douglas，2002:37—57）。
在非洲，民族主义不像战前那般强大。与亚洲不同，民族主义无法从现存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中兴起，因为殖民地的边界通常与沦为殖民地之前的政治实体的边界不相等同。但是，战争帮助了它们，使它们走上更没有暴力化的轨道。非洲不存在独立的军队，非洲人帮助他们的宗主国抗击自己的邻国。在与英国人甚至是德国人并肩作战的过程中，他们还通常会与对方形成事实上的平等，甚至在战场上培育出战友关系。当然，非洲曾有数年的时间把杀害白人视作合法，这削弱了任何有关种族至上的帝国主张。曾经有一百万非洲士兵被招募进英国军队，如此大规模的动员不仅要求新型的通信基础设施、更加有效的宏观经济规划，甚至要求在殖民地提供某些公共福利。海利勋爵（Lord Hailey）提供的两个有关非洲殖民地的官方报告不仅表明了英国在非洲的间接统治的失败，而且表明了非洲需要有更大的经济发展。但是，英国在是否给予非洲代议制政府的问题上仍然迟疑不决。殖民地大臣克兰伯恩勋爵（Lord Cranborne）宣称：“如果我们希望大英帝国万古长青……与其说需要教会殖民地人民如何自治，不如说欢迎他们加入到我们的政府中来”（Nugent，2004:26）。
发展型政策在战后得到持续，这突出体现在更多道路、铁路以及学校的修建上。比如，四所非洲大学和一所西印度大学（West Indian）得到建立，随之而来的是大批英国医生、农学家、兽医和教师的涌入（White，1999:49；Kirk-Greene，2000:51—52；Lewis，2000:6；Hyam，2006:84—92）。大部分非洲精英也进入当地政府和黄金海岸（即随后不久的加纳），参与了遍及整个殖民地的政府。英国对于自身的新型发展战略主要有两方面的动机：扼杀独立运动和为英国谋取经济利益。在减轻英国战后积重难返的美元短缺方面，非洲对美国的各种原材料出口被看作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出口的增长可以使英国获益良多。到1952年，非洲殖民地已经为英镑区的美元筹备贡献了20%多的份额。英国政治家希望，通过非洲的发展和通过在帝国体系中提升非欧洲的比例，帝国的生命周期将会得到延长（Nugent，2004:26—27；White，1999:9—10，35，49）。
但事实并非如此。1940年代的经济发展提升了城市劳动者、教师、律师和文职人员的数量，同时还有成千上万英勇无畏而又过分苛求的士兵回到了家中。战争和发展型战略极大地扩大了民族主义者的核心区域（Cooper，1996：part II）。在加纳，殖民地政府曾经回避了对工会事务的处理、扑灭了1920年代以来的各类罢工，但1941年的战争最终还是导致对工会和罢工合法性的承认。在战争阶段，政府需要的是阶级合作而非阶级冲突。但劳工运动在1940年代直线上升，它们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更具有实质性，其核心力量主要来自采矿和运输行业。这种情况导致对工会权利的承认和对集体谈判的调节。各种工会、农民组织和城市游行把对精英的不满转变成为对殖民主义的不满，并且形成了大规模运动。正如加纳首任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Kewame Nkrumah）所言：“没有群众运动的沉重打击，单独中产阶级精英从来就不可能砸碎殖民主义的势力。”（Silver，2003:145—148）但是，民族主义的领导者也的确需要利用和驯服工会的左翼主义运动，因为他们同样需要民族团结而不是阶级冲突。
然而，这是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因为它与民族不存在多大意义的关联。民族主义是这样一种事实的副产品，即殖民主义必须在单个殖民地的政治层面加以攻击。但是，加纳民族或者尼日利亚民族的确是未来的方案，这是存积于少数精英心理的美妙图景。但目前的现实则是，非洲民族主义，就如其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一种非常激进的方案，它要求在非洲人之间形成团结以反抗白人的剥削（在非洲北部，阿拉伯和穆斯林人则是受白人基督徒的剥削）。这种现象与亚洲出现的类似现象都与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相关联，是对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为西方所持有——所做出的各种反应，它们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相同的微妙关系。在亚洲，民族主义同时为种族和民族的归属感所激发，但在非洲，这项工作则单独落在了种族身上。这也是为什么亚洲会比非洲先赢得独立的原因。但是，反种族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使种族成为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当这些运动成功地把白人驱逐出去之后，白人优越性的种族意识形态也就不再站得住脚了。因此，对于种族的挑战造成了一个矛盾性的结果，即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力量的衰落，同一时期美国国内政治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种族主义或许是过去两个世纪中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但现在已处于严重衰落之中。
极具反讽意味的是，正是那些曾经参与帝国统治并从中获益最多的本地人，最有可能成为民族主义的煽动者。在苏丹，他们是“殖民主义最亲密的敌人，他们在使殖民统治成为现实的同时，又希望取消殖民统治”（Sharkey，2003:1，119）。他们首先仅要求在帝国内部实现自治，但是，随着政治党派的不断扩大以及有人开始控制地方性政府，独立已成为1950年代不可阻挡的脚步。尽管英国人试图逐步向非洲殖民地让渡自治地位（dominion status），法国人后来也持类似的看法，两个国家都无意满足非洲人对于平等社会权利（social citizenship）的要求。不论是国外的殖民者还是国内的纳税者，都不支持把土著纳入公民范畴的做法，让他们与白人一样享受相同的社会权利，独立因此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如我在第三卷所言，种族主义对于欧洲诸帝国曾经意义重大。现在，不论对于殖民国家还是被殖民国家而言，种族主义对于非殖民化同样意义重大。
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通常是第一批认识到独立已不可避免的群体，他们开始转向与民族主义者合作和帮助非殖民化运动（Wilson，1994:21，77—78，149—150，201）。美国在非殖民化方面施加了某些压力，煽动将反殖民修辞与苏联结合起来，但一俟在冷战中需要得到英法两国帮助的时候，又进行了某些退却。联合国则在边缘进行着反帝国主义，但这更主要是由于非殖民化所带来的结果，因为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加入联合国，稳步地提升了反殖民主义的国家数量。在1950年代，这样一种观点越来越变得流行：随着英国经济的复苏和对美元需求量的减少，其在非洲的发展计划已经趋于失败。1957年，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受命对帝国做一次成本—收益分析，其得出的结论是，殖民地尽管创造了某些利润，但非殖民化并不会给英国造成严重的损失。二百多年前，当美国殖民地获得独立的时候，情况也同样如此；最近，当印度尼西亚获得独立之后，荷兰也得出相同的体会。美国现在则彻底避免殖民主义，他们发现了控制本地人的其他办法。但一路行来，英国政府一直为本土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所控诉，尽管这主要是通过罢工和游行的方式，而非游击战，并且也没有像在亚洲大陆那样面临共产主义的威胁（McIntyre，1998；参阅Douglas，2002:160；Cooper，1996：part IV）。
历史学家已就大英帝国的衰落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罗纳德·海厄姆（Ronald Hyam）列举了四种可能的理由：民族解放运动、帝国的过度扩张、英国意志的破产和国际压力（Hyam，2006：xiii）。在研究英国“官方意志”（official mind）时，其得出的结论是，国际压力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但我却把它看作是最不重要的原因（除日本的军事压力之外），因为这种压力依赖于殖民地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运动持续而强制性地向美国和联合国要求已经正式承诺过的权利。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过度扩张”显然非常重要，尽管这一点只有在本土抵抗遭到军事镇压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当然这反过来又会引起财政的过度扩张。然而，帝国可以从殖民地获得适度的利益，尽管麦克米伦轻飘飘地推断在没有正式帝国的条件下，这种利润仍然可以持续。军事过度扩张和意志破产彼此联系在一起，尽管英国数年前就已经决定，发展而非镇压型战略将维持帝国的存在。但是它错了，因为发展型战略导致更加炽烈的民族主义。但一俟采取了发展型战略，就不太可能回过头来再进行严厉的镇压，尤其当法国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严厉镇压政策出现重大失败之后。英国比法国更早从亚洲和非洲撤出，但不能像人们通常所宣称的那样，英国人是更加优雅地从那些地方撤出的。他们在非洲也是被驱赶出去的，只是在严厉镇压变得必须之前，他们就已经表现出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我曾经在第三卷中指出，英国不仅是最大的帝国，而且由于其在政治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睿智，它也是获利最丰和最为成功的帝国。它即使在撤出之后或许都仍然是最为聪明的帝国主义者。因为它已经认识到，战争和发展已经把本土抵抗强化到这样一个临界点，那就是海厄姆所提到的所有其他三个因素现在都开始发生作用了。持续的本土化抵抗最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但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国家压力。比如，20世纪出现的此起彼伏的革命，一战后欧洲诸帝国的瓦解以及随后出现的非殖民化浪潮。印度引发了亚洲诸殖民地独立的风潮，这一风潮本质上是在1957年完成的，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则于1963年划清了关系。这一独立风潮于1956年席卷了非洲，突尼斯、摩洛哥和苏丹先后独立，而这一年英国—埃及共管格局的瓦解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非洲独立风潮的重大事件莫过于次年黄金海岸成为独立的加纳。它不仅拥有殖民地最发达的经济和众多的殖民者，而且拥有最大规模和以城市为基础得到最佳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非洲殖民总督（包括法属西非的某些总督）现在开始抱怨，加纳“传染”了他们当地的民众。情况的确如此，就像1960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所宣布的那样：“变化的风潮现在已吹遍非洲大陆。不论我们是否喜欢，民族意识的增长都是一个不争的政治事实，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并纳入国家政策考虑的范畴。”这一演讲使加纳的听众感到欢欣鼓舞，但却使南非的白人听众感到怒不可遏。他是在探测意识形态权力的风力究竟有多强劲，这一疾风使帝国范围内的一群群民族主义者得到充权。这股疾风并没有平静下来，独立权的赢得一直持续了整个1960年代，而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大型殖民地则比小型殖民地更快赢得独立。与白人殖民者拥有的相对人数比较，殖民者成功地拖延了权力的交接。南非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拥有最大数目的白人殖民者（但受麦克米伦演讲的威吓），他们违背了英国的意志，并通过强化种族隔离政策加强了种族剥削。大英帝国的这一最大遗产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
由于帝国的政治精英选择不把撤离看作是失败，英国最后的许多撤离仪式都表现得非常体面。这一点与法国不同，法国把撤离的确看作是失败，并且把殖民统治尽可能拉长，最终造成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事实失败的结果。由于英国在达到这一点之前就选择离开，因此并不存在与英国对等的例子。由于建立起把自治政府的权力转交给白人自治领的模式，英国政治家把这种权力交接看作是英国政府的慷慨，而非本地人愤怒情绪的强迫。有些政治家还相信，撤出将意味着“后殖民‘影响’的保留”，英国的“各民族联合王国”（Commonwealth of Nations）可以扮演与两大超级大国不同的、作为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联合的“第三条道路”——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英国政治家的确是这么说的（White，1999:35，98—100；Heinlein，2002）。从某种意义而言，情况也的确如此。
从长远来看，英帝国已变得越来越仁慈。它以我在第三卷描述的掠夺、奴役和杀戮作为开始，然后演变成一个间接统治的帝国，体现出更加自由的劳动关系和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特征。这些特征把各殖民地带入到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尽管其所带来的发展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仍微乎其微。在这种间接统治中，本土精英被赋予更多的政治权力，英国统治者在公共领域中也尽可能抑制种族主义。尽管这些本土代理人对其帝国的主子钦佩有加，但私人领域中的种族歧视却使他们无法变得亲近。20世纪中期最终出现的经济发展加速了帝国的瓦解，因为它加剧了本土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了欧洲的军事权力，但没有打破其经济权力，因为正是在战争和战后的紧缩时期，欧洲国家把大部分资源投向了自己的帝国。当然，这并没有给帝国带来多大的好处，因为经济发展促进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帝国在20世纪的前两次瓦解浪潮存在着以下共同之处：两次谋杀、帝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和本地民族解放运动。它们标志着分割的全球化（segmented globalization）的终结，很快就只剩下两个帝国留存下来。
后殖民主义的附言
独立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精英——而非贵族或者酋长——要求权力的结果，但因不存在可供其动员的“民族”，他们的权力基础因此非常有限。民主通常并不能持续很长的时间（印度是一个例外），但作为对原材料需要的反应，这些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到了世界经济的总体水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初由于对非洲产品需求的下降而引发的普遍经济危机，而且这一危机通过原材料相对于制造业产品价格的持续下跌而进一步恶化。当出现需求放缓或者价格下跌的时候，对于单一农产品或者矿产品的出口依赖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变得极度脆弱。与普遍持有的观点相反，非殖民化却没有以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带来重大的经济影响，是世界经济周期带来了最为典型的周期性特征，而不是政体的性质（cooper，2002:85—87）。但是，狭隘的部门经济（sectoral economy）也强化了狭隘的权力基础和政治精英的独裁性质，后者的腐败导致他们把巨额的资金输出到国外，而不是把它们用于国内投资。据估计，在1999年，较之于拉丁美洲10%和东亚6%的比例，非洲大约占40%的私人财富被输出至国外（Maddison，2007:234）。政治失败严重加剧了非洲的问题。
如果有的话，那么，殖民主义带来的长期遗产是什么？那就是日常生活的巨大改变。无论好还是坏，饮食、语言、音乐和种族态度都已经发生变化。英语越来越成为支配性的语言，并且后来为美国所进一步促进。英国的体育被输出到国外，英国的非正式帝国（British informal empire）把足球推广到了全球，板球和橄榄球则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直接的帝国境内。美国的篮球和垒球仍在其非正式帝国中扩张，好莱坞则支配了整个世界。但是，已经不存在可以与玛雅神庙、罗马竞技场和中国长城相媲美的伟大而恒久的文化遗产了。欧洲帝国去除了奢华（surplus）而替之以廉价的商品和建筑。徒有其表的帝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踪迹。
学术界试图对殖民统治的经济和政治遗产进行量化分析。在他们看来，其经济遗产基本上为负值。一个国家在殖民统治期间的主权成分越少，它在1960—1980年间就越能整合进世界经济[从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角度衡量]，但是，自1870年以来，一个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越低，其成人识字率、受教育年限和总体经济增长率也就越低。如果殖民地变成了主权国家的话，那么，其平均增长率将可以高达1.6%（Alam，2000：chap.6）。乔纳森·克里克豪斯（Jonathan Krieckhaus）同意：“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经济发展的最有效途径”是避免欧洲的殖民主义（Krieckhaus，2006）。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前白人殖民地获得了最大的经济增长。那些欧洲殖民者掌握了维持人均GDP增长的艺术，他们建立起资本主义体系以保障财产权利、自由国家和人力资源投资。那些被欧洲人殖民过的“新欧洲”——比如南亚、巴西、尼日利亚——的经济增长比“压榨型殖民地”（extractive colonies）更快，后者的收益被不成比例地流入欧洲精英的手里。亚洲和非洲的经济增长率最低，因为欧洲人对于那些地方的兴趣仅在于“征服、掠夺和宗教改宗”。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人（Daron Acemoglu et al.）说道：在欧洲人遭遇高死亡率的热带地区，他们通常建立起狭隘的压榨型掠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殖民地独立之后（Acemoglu et al.,2001），而在那些他们可以永久定居的地方，则通常建立起更加以发展为导向的制度，其委婉的结论是“制度要紧”（institutions matter）。但实际上，是否杀戮土著人并替之以欧洲人和欧洲制度的政策才是形成差异的真正原因。种族屠杀制造了发展，尽管不是土著人的发展，而且也不是一种值得推荐的政策。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各大帝国，世界绝大部分地方的经济状况都将更加良好。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非常不同的情况，那就是日本帝国在其殖民地创造了相当大的经济发展，尽管在其他领域它可能表现相当专制（正如我们在第三卷已经看到的那样）。
有关民族主义对代议制政府的影响问题，产生的共识相对要少得多。有些人认为，殖民专制和对市场社会运动的镇压给后殖民地政权留下了相当恶劣的遗产（例如，Yound，1994：chap.7；Chirot，1986:112—118）。统计数据显示，与非白人殖民地相比，历史上所有其他类型的政权都更容易形成稳定的民主，尽管这里难以将其对经济落后的影响分隔开来（Bernhard et al.,2004）。人们长期认为，“英国遗产”（British legacy）为帝国之后建立代议制政府提供了更好的机会（Rueschemeyer et al.,1992）。但晚近的现象表明，民主在许多原英国殖民地的失败弱化了这种效应——尽管原英国殖民地在建立民主方面比原美国殖民地的比例仍然稍高（Bernhard et al.,2004:24）。但是，殖民主义的影响似乎并不强大，我们不应当把每一样事情都归结于帝国。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其土生土长的文化和制度，它们通常对发展有着更大的影响。欧洲、美国及其白人自治领仍在蒸蒸日上，拉丁美洲则处于半停滞、半发展的状态——就如其人口比例所表明的那样：一半是土著人，一半是欧洲人，再加上非洲奴隶。后者的土著人口只有到现在才获得完全的公民权（citizenship）。撒哈拉以南非洲处于大失败之中，表现在各种形式的倒退上。与此相对照，东亚和南亚现在则是一片欣欣向荣。
因此，一个国家如果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就拥有高度的文明，并且能够在殖民主义者离开之后仍能保存下来，那么，它就能形成先进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和政府模式。这种情况适用于印度、中国（共产主义中国）、韩国以及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那些国家有着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在更加落后的非洲，欧洲人扼杀了19世纪祖鲁人、索科托人、马赫迪（Mahdist）和阿散蒂帝国（Ashanti empire）等迈向中央集权的运动，从而终结了非洲土著经济成为世界经济行动者的机会（Austin，2004；Vandervort，1998:1—25）。在扑灭了这些脆弱的文明之后，帝国的撤出留下了这样一种基础性结构，那就是原材料的出口导向优于把领土整合起来建立一个新国家。非洲所受的创伤过于沉重以至于很难从帝国的蹂躏中恢复过来。总体而言，现代帝国对于世界其他地方并不是一个什么好消息。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它们当中的许多国家的确在21世纪最终现实了增长。
冷战中的美帝国
1945年标志着欧洲在过去200年里对世界支配的终结，这种支配表现为一系列碎片化和冲突性的全球化过程。随着苏联和中国成为集权国家，美国获得了几乎全球性的支配权。50年后，这种支配权由于苏联的瓦解而得到进一步促进。通过与中国签订的临时协议（modus Vivendi），后者被保证能够进入美国所领导的全球经济。美国的支配权现在正处在衰退之中，但到其终结之时，这一帝国可能要持续80年左右的时间。美帝国是当今全球化的三大支柱之一，其他两根支柱是跨国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体系。
美国不建立殖民地和派遣殖民者，也不拥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帝国，它对于整个帝国领域的运作涉及从完全临时性殖民地（非正规的帝国）到纯粹的霸权，完全临时的殖民地通过调节征服和撤军的顺序而形成。正如我们在第三卷曾经说过的那样，霸权并不是帝国性的，因为它不涉及到杀戮。美国会时不时地发动重大的征服战争，但这不是为了建立殖民地，而是在建立代理政权（client regime）之后即行离开，但通常会在当地保留军事基地。美国拥有如此大规模的军事权力以致它能够实施焦土战术、给敌人造成毁灭性打击和有效防止不友善的行为，但在诱发积极行为方面通常不是非常有效。但既然美国同时也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者，它有能力把经济利益转给自己或者被征服的国家，并把后者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中。与殖民地不同，非正规的帝国和霸权更不涉及对边缘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干预，但既然美国没有殖民者，美国人待在家里安逸自在，它也就不可能建立殖民地。因此，美国尽管比以往任何其他帝国都拥有更广泛的权力，拥有潜在更强的军事权力，拥有实际更强的经济权力，其支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比以前的帝国更不那么集中，它更倾向于以离岸和通过代理人的方式实现支配。
有关美帝国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大部分美国人否认自己是一个帝国。但本章将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一点在第三卷的第三章也曾论述过。有些人认为，美国的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在世界上造成了剥削和苦难；有些人则认为它创造了和平、稳定、自由和繁荣，因此是合理的。这些看法之所以如此差异迥然，部分是由于他们从左翼或者右翼的立场夸大了美国的权力，部分则是由于美国所采用的完全不同的支配形式。美国在西方仅仅是霸权性的，但在东亚则以建立在军事干预基础上的间接帝国作为开始，后来由于减少军事干预而转变成为霸权。在拉丁美洲和中东，它通过军舰和代理人而实施更为严厉的非正式帝国措施，但由此带来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这些地区我将在后面加以讨论。我很遗憾不能考察世界的其他地区，但惟有美国才能支配整个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把美国变成支配世界的权力。1945年，美国的武装力量总计为800万人。经过重大军队复员，它仍有350万人分布在全球各个军事基地网络中，占世界军事预算的一半左右。美国的GDP和工业生产也几乎占世界的一半，并且拥有世界的储备货币。尽管苏联阵营和中国属于免入地带（no-go zones），其他主要国家已几乎被战争而弄得破产。美国国务院的办公桌、五角大楼的指挥中心和美国的大型企业首次扩展至全球。除共产主义阵营及其代理政权之外，美国现在已成为一个全球性帝国。美国的士兵或许会全部回家，美国或许会转向处理内部事务，但这种情况很可能从来不会出现，因为大量的政治家和企业都把美国的繁荣与全球经济财富捆绑在一起，都把美国的繁荣看作是必须对共产主义进行军事防御。因此，美国领导人都对世界具有一种明显的责任感，而且这种责任感仍然支配着华盛顿。这种责任感涉及为了保护自由而对整个世界进行军事或者经济干预的意愿，这种自由观念不仅体现在政治自由（这实际上是一种整个世界都珍视的观念）上，而且体现在自由进取——即资本主义（一种存在更多争议的观念）——的经济自由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美国使命的表达，如我们已在第三卷看到的那样，每一个帝国都存在其使命。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美国对资本主义的防卫比对民主的支持更加一致。
尽管美国的经济权力在20世纪得到稳定的增长，但其全球支配权力却是突然获得的——通过并不是由它所发动的世界大战和通过它自己都没有设想过的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而获得的。实际上，在这两个超级大国中，没有哪一个曾经追求过帝国的地位，它们曾经非常内敛，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攻击。但与许多其他帝国一样，其扩大了的军事力量能够突然被用来占据战后出现的权力真空。
但是，美国的支配并不完全是偶然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都把世界大战看作是克敌制胜和降服盟友的机会，前者的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并不完全是理想主义的，它旨在削弱帝国的竞争对手。罗斯福也不是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从1939年到美国参战之前，美国国际关系委员会认为，伴随着欧洲为纳粹德国所支配，美国必须整合西半球其余各经济体、大英帝国、亚洲的大部分，以形成其所谓的大区域战略。为了帮助处于战争中的英国，美国对英帝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1939—1941年期间英国对美国食品和战争材料的大规模采购都以美元或者黄金支付。到1941年，英国已经没有了美元和黄金，被迫出售资产给美国。当美国被迫加入战争之后，租借法案使英国可以凭信用获得美国的供应，但偿付条款包括战后英国实行开放政策（Domhoff，1990:113—132）。珍珠港事件表明，安全现在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尽管美国支持一种建立在平等商业机会上的世界经济，但其领导人相信，自由贸易必须以美国为领导的集体安全制度作为基础。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权力，与其市场和领土支配形成了相互增强的关系（Hearden，2002：chap.2，从第39页引用起）。
美国希望从战争赢得以下东西：首先是免于纳粹主义的广大欧洲区域；其次是通过打败日本和扭转中国民族主义的潜在胜利而获得亚洲；最后是从中东获得稳定的石油供应。自德国、日本等临时殖民地得到重建之后，没有人再把美国称作是帝国，由于它不再拥有殖民地了。在其全球军事基地网络的保护下，世界将成为一个以资本主义和独立政权为基础的自由世界。罗斯福的信徒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说道：“希特勒也将得到一个生存空间，但不是其所希望的空间，而是一个美国经济空间。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建立限制美国利益的防线，因为没有哪一条防线可以防止遥远的危险不会变成近在咫尺的危险。”这就是其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全球主义”和“不以殖民地为基础的全球公开进入”，这种全球主义和公开进入当然“必须与全球军事基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基地主要在于保护全球经济利益和抑制任何更进一步的好斗性”（Smith，2003:27—28，184）。以菲律宾为例，它是在军事基地的监督下赢得独立的（Hearden，2002:202—212，313—314）。这就是非正式的全球帝国，它建立在军事基地和科技更加先进的军舰基础之上。美国认为，这种通过一系列权力得到支撑的自身力量将能够提供一个连莫斯科都将接受的全球安全框架（Hearden，2002：chap.6）。尽管美国所支配的地域空间被称作是思想自由的世界，但民主输出的理念并没有得到着意强调，美国领导人是从军事和经济权力的角度来进行思考的。
经济支柱：布雷顿森林体系
有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一位是美国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另一位是英国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领导了战后新经济秩序的讨论。凯恩斯认为，如果美国想要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它将必须帮助战后重建，为受战争创伤的国家提供资金。罗斯福和杜鲁门总统同意了这一点，认为这与美国的利益相符。为了避免衰退，作为增长之引擎的美国需要用出口来取代战争产品，但欧洲国家当前实在太穷而无力购买美国的产品。凯恩斯建议通过建立国际清算联盟（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来将美国资金输送给欧洲国家。英美两国都希望避免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波动，都支持相对稳定的汇率和能够促进贸易发展的低关税。但凯恩斯希望对资本实施某些限制以防止它们在国家之间迅速转移以寻求投机利润，而且这样做也使欧洲各国更容易通过使用累进税来为失业补贴、社会保障和公共物品提供财政供给，而不必担心资本的外逃。对于其中的有些国家来说，避免产生两次大战之间出现的严重阶级冲突是首要的任务。在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的最终会议上，英国希望建立某些促使债权国（比如美国）帮助债务国（比如英国）的弹性制度，但美国希望建立能够给债务人（比如外国人）施加压力的制度，其他一些国家则只允许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发言权（Block，1977:32—52）。
布雷顿森林协定的成果是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首个正式的全球金融调节体制（原来的金本位体制是非正式的）。尽管各国拥有进行周期性调节的权利，货币与美元被捆绑在了一起，而美元则直接与黄金挂钩。金融家只有在进一步促进贸易和生产性投资的条件下才能在全世界转移资金。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同时也是美国权力反省的反映。“这是智慧陷于权力的体现”，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说道，“丘吉尔与纳粹德国作战以保留英国及其帝国，凯恩斯则与美国作战以维护英国作为大国的地位。与德国的战争获得了胜利，但在赢得这场战争的同时，英国丧失了帝国的地位及其荣光”（Skidelsky，2000:449，vx;Cesarano，2006）。但当美国强迫英国放弃其权利以贬值其货币和削弱其对英镑区的保护时，出现了动摇全球经济的1947年英镑危机，这迫使美国政府放缓了其市场开放的政策。华盛顿现在必须接受这样一种金融妥协，那就是承认欧洲各国对于货币转换的屏障是必须的，尽管它们对于美国的眼前事务造成了损害（Eichengreen，1996:96—104）。美国接受了更加实用主义的全球责任。
通过美国领导下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多重合作，布雷顿森林体系保证了国际经济的稳定。它实际上是民族—国家、美帝国和跨国资本主义之间的一次相互妥协。通过引述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话语，约翰·拉吉（John Ruggie）把它称作是嵌入式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他说道，在大萧条之后，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曾出现使国际金融政策与国内社会、经济政策相符的趋势，而不是相反。但二战后，在美国的领导下，世界大部分地方在经济上已变得更加独立，一种为进行多边货币和服务交换的国际货币机制比任何时候更加必须。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各国政府没能找到一种能够与国内稳定兼容的国际货币关系体系。但在布雷顿森林，它们做到了这一点：各国政府将进行集体行动以促进收支平衡和相对开放的贸易，这既与提供充分就业的要求相符，也与各个民族—国家所追求的社会保障和平衡劳动关系相符。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先进国家建立起了一种更加人道的资本主义形式，在这种资本主义形式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到社会公民权（social citizenship），由此促进了一种高度顾客导向型经济的发展，并由此锻造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但其中也存在着张力，这种张力见之于不断扩张的跨国金融部门与国家的民族性需要之间。充满疑虑的纽约银行家和保守的共和党人通过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资不足而削弱了这种妥协的力量，而随着保护主义国会的出现，筹划中的世界贸易组织胎死腹中（Aaronson，1996）。相反，替之而起的是1947年制定的临时性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其重点集中在未来几十年关税减免的谈判上。但是，由于美国不愿意放弃那些在欧洲可以更廉价生产的商品的关税，贸易不平衡因此出现了，美国的出口多于进口。欧洲人必须用黄金来支付差额，到1949年，美国几乎占有了所有这些国家的黄金。欧洲则用货币贬值和关税进行报复，这些措施在二战前完全是反生产性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衰退，美国然后被迫承认，出于各方利益的考虑，贷款给欧洲是必须的。
马歇尔计划是一个利益双赢的计划，美国给欧洲提供美元，以便它们能够购买美国的商品和被整合进美国的体系（Skidelsky，2000；Domhoff，1990:164—181；Domhoff，即出；Schild，1995:131）。受援国则签订保持预算平衡、恢复金融稳定、维持市场经济和稳定汇率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协议。同时，它们还可以应用金融政策来减少失业，在国有化工业产业、压制金融资本、发展渐进福利和社会保障计划方面它们是自由的。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希望通过调控有效需求，通过提供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福利利益和经济增长来实现充分就业。这是凯恩斯主义（或者瑞典学派）的关键体现，尽管凯恩斯被掺杂了各种从国家到宏观地区层面的实践，包括从通过基督教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劳工（lib-lab）联盟而实施的社会民主主义到美国的商业凯恩斯主义。它们都是国家调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意思是，它们尽管拥有某些共同的实践，但国家的樊篱把经济互动分隔开来。它们实际上更是一个国际间（international）经济，而不是一种跨国（transnational）经济。
与发达国家相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表现出更加国家主义的特征。它们在殖民主义阶段体验过资本主义，并打心眼里不太喜欢它。大部分运作于这些国家领土上的大型资本主义企业都保持着外来性，本土资产阶级则通常表现得孱弱无力。这些国家从共产主义国家学习了一系列技艺，包括五年计划、国有企业等，因为共产主义在那一时期似乎是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国家导向的发展被看作是实现赶超的最佳途径。因为它们已经是主权国家，因此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国家可以通过这种自主性来调节国内资本主义市场，使之朝着其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它们有时也必须与更加强大的国家谈判。比如，它们可以追求进口替代工业化（ISI）的策略，只要跨国公司（几乎都是美国的）愿意在其国家建立分支。美国可能不太喜欢类似的政策，但它容忍了它们。经济全球化是双重的：美国的全球规则，但民族—国家世界在实施过程中带有某些自主性。黄金时代的景象：民族—国家调控下以高生产和高消费为特征的资本主义。这一点只有到1970年代之后才出现争论（Chang，2003:19—24）。
因此，黄金时代并不仅仅是世界北方的一种现象，某些发展中国家也见证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在19世纪，经济繁荣的最高增长率出现在挪威，年均增长率大约是2%。在更加困窘的两次大战之间，日本及其殖民地、苏联达到了大约4%的年均增长率。然而，在黄金时代以及随后，日本、韩国、中国和印度的最高增长率保持在6%—10%之间。它们都是亚洲经济体，其经济增长率比发达国家更高。它们为何能够做到如此之高？第一个前提条件是，所有这些战后记录的打破者都在其领土上行使了稳固的主权，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殖民地，或者在经济上依赖于更加强大的国家，它们可以设计以增长为导向的自身政策。其次是坐收冷战的渔翁之利，它们或者是美国的同盟国，美国对其国内经济采取了一种良性放纵的政策，而对中国和印度而言，则仅仅是因为它们过于强大而无法对其进行干涉。实际上，美国事实上帮助其盟国的商品出口到美国。第三，它们都受惠于源远流长的亚洲文明，这种文明以社会和伦理（在印度体现为宗教）凝聚和更高的识字率等方式体现出来。第四，如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表明的那样，它们的增长都不是建立在初级产品的比较性优势上——这是以前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的方式，而是建立在工业生产能力的改进上，并且直接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Rodrik，2011:72）。更为具体地说，它们实行了：
（1）明确支持新经济活动的工业政策，这种新经济活动体现在贸易保护、补贴、税收和信贷刺激、特殊的政府扶持；
（2）降低货币的价值以提升贸易；
（3）一定程度的金融压制，使信贷刺激、发展银行和货币价值降低有可能实现。
隐藏在这些背后的新颖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更加贫穷国家的主权的出现——充分利用了民族—国家时代的好处；二是迫于冷战需要的压力，美国对这种状况采取实用主义的接受态度。美国的支配并不是全方位的，而且它本身也接受这一点，它假定，其在亚洲的支配将最终让位于霸权式的而非帝国式的。
这一点对其欧洲盟国来说也同样如此。在公司温和派的支持下，杜鲁门政府试图把马歇尔计划兜售给欧洲以扩大贸易，从而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不太习惯于把钱给外国人的国会否定了这一计划。但当苏联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时，国会接受了马歇尔援助计划，把它作为欧洲防御共产主义的一部分（Bonds，2002；Block，1977:86—92）。这对欧洲来说并不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已经开始增长——尽管谈不上是繁荣。布雷顿森林体系加上马歇尔计划使整个西方受益，促进了西方经济增长，尽管如今金融市场需要政府或者中央银行经常的细致调节（Aldcroft，2001:111—117；Kunz，1997:29—56；Rosenberg，2003；Block，1997；Eichengreen，1996:123，134）。美国尽管是新系统的主宰者，但这一系统是多边和互利性质的，更趋向于霸权而非帝国。其他发达国家尽管口头抱怨，但也承认由此带来的好处。
帝国和意识形态支柱：冷战
罗斯福曾希望建立一个良性的战后政治地理秩序，而且两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都在战后实质性地削弱了各自的军事力量。联合国也被建立起来以维护世界和平，其设计建立一个由美国、英国、苏联、中华民国组成的安全理事会。但斯大林反对这一方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是一个三对一的对其不利的架构。因此形成了联合国今天更加复杂的结构，其中涉及安理会永久成员国拥有否决权。直至非殖民化阶段，联合国都主要由西欧和拉丁美洲国家所组成，美国的多数地位因此得到稳定的保障（Hoopes&Brinkley，1997；Schild，1995:153—161）。1949年，中国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共产主义国家，但其在联合国中的席位却为被驱逐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所“占有”，直到1971年。苏联被迫在安理会中反复运用其否决权以阻止安全决策，这意味着，联合国机构尽管在促进经济发展、健康、教育和难民等事务上作用良多，世界安全方面的事务很少在联合国中得到磋商。本章将讨论美国在国外进行众多军事干预的情形，其中只有一次，那就是1950年的朝鲜战争，得到了联合国授权，而且这仅仅因为发生在苏联从联合国中撤出这一短暂的时期。相反，世界安全取决于美国和苏联的双边谈判，并越来越迈向相互竞争的两大军事集团。
隐藏在冷战后面的地缘政治冲突通过全球层面的意识形态权力冲突而进一步得到强化。每一方都相信自己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应当统治整个世界，这种彼此对抗的意识形态模式给双方都带来最深的恐惧。斯大林把美国的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全球性罢工的权力以及对联合国的控制看作是资本主义试图扼制共产主义的企图，这种版本的美帝国正好使有些国家不希望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回顾一下1930年日本的担忧）。斯大林受马歇尔计划和美国重建西德计划的恐吓，因为这似乎是美国抢夺其西方邻国的举动（Mastny，1996）。我们都知道，苏联的特工人员夸大了美国将使用其核优势而发动先发致人打击的担忧，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主子将希望听到类似的情报（Andrew&Mitrokhin，1999）。但这又进一步加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假设，那就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将会出现一场总结性的战争——直至赫鲁晓夫认识到，核战争将导致双方同归于尽[大致可以使用MAD（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2]这一个缩略词]。
如果斯大林读过NSC-68——一份杜鲁门于1950年签署的美国秘密政策文件[3]——他的担心将会得到证实。这份报告支持对苏联采取遏制（containment）而不是推回（rollback）政策，它实际上等于宣布：“美国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自身自由社会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这种社会以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作为基础……与历史上通往霸权的野心家不同，苏联为一种狂热的、与我们正好相反的信念所鼓舞，它谋求对世界其他地方强加绝对主义的权威。”这种绝对主义权威将“不可避免地是军事化的，因为它支配着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同时也为这种运动所支配”。美国因此必须竭尽所能地打败它，通过使用压倒性的军事优势、通过对攻击性行为进行细致准备来打败它，通过“有选择性地在战略卫星国家煽动和支持动乱或者反叛，通过使用经济战、政治战和心理战等各种手段，使美国能够积极而适时地集中所有的措施和行动来打败它……我们必须采取动态的步骤来削弱克里姆林宫在苏联内部以及其他苏联控制区域的影响和权力”（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1950:3—5，13—14）。这些措施在我看来更像是推回战略，尽管其中不存在直接的战争。斯大林或许曾经是一个妄想狂，但有一个超级大国已着手准备抓住他。苏联领导人相信，除非他们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除非他们得到各类间谍的帮助——并为此倾注了大量的资源，否则自己的安全不会有保障（Holloway，1994）。苏联因此拒绝进行核谈判，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恐惧。
美国同样夸大了斯大林的进攻性意图。如果哪里存在着权力真空，斯大林（与杜鲁门一样）将会去占据它。但美国支配了世界的绝大部分地方，苏联和共产主义中国并不是十足的扩张主义者。他们与1790年代的法国革命者不同，后者试图通过战争来输出革命（Goldstone，2009）。美国也不赞成通过战争破坏来给苏联造成创伤。与其说煽动世界革命，斯大林所担心的实际上是德国的再一次崛起。他宣称：“我恨德国人。一劳永逸地摧毁德国是不可能的，他们仍然徘徊在我们周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斯拉夫人必须时刻准备着，万一德国人重新站起来并对斯拉夫人发动另一场进攻。”（Leffler，2007:30—31，黑体字是斯大林所加）在获得东欧之后，斯大林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安全地带，一个由缓冲国家组成的坚强堡垒。这些国家开始是一些友好国家，旋即被转变成了共产主义政权，莫斯科对它们拥有有限的自主权（Mastny，1996；Pearson，1998:40；Service，1997:269）。但是，这种从间接帝国向半直接帝国的转化，以及随着斯大林向伊朗、土耳其、东北亚等权力真空的扩张，西方惊愕了。西方在东欧进行了某些扩张，但更主要是在亚洲。恐惧使双方都以正当的理由发展防御性的进攻——一种在帝国扩张时期司空见惯的现象——并由此导致这样一种悖论现象：帝国的规模越大，它便越感到安全。客观来看，让双方都同意以和平竞赛的方式来决定谁是胜者，是可能的。但考虑到这些行动者的性质和它们的恐惧，这又是不可能的。这场冷战中的斗士都被对方所控制（Leffler，2007；Zubok&Pleshakov，1996）。
但是，冷战也给像欧洲那样的地区带来了稳定，那些地区现在已缺乏严重的阶级冲突（不像东亚）。在欧洲，美国实行了一种比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所建议的更加温和的围堵政策。除赫鲁晓夫在古巴所引起的导弹危机之外，苏联也尽量规避风险。如其对匈牙利（1956）、捷克斯洛伐克（1968）和对波兰施压（1981）等干预所表明的那样，维持东欧阵营的安全是其首要的选择。在这段40多年的时间里，苏联对阵营外国家惟一进行直接干预的，只有1979年对邻国阿富汗的干预。因此，冷战促进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稳定，在西方还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成为战后全球化之支柱的原因。至于意识形态在冷战中的作用，它在国内的作用比其在决定超级大国之间关系方面的作用更加重要，其对于两大超级大国的作用通常为实用主义的态度所削弱。
与美国对西欧的支配不同，苏联对东欧的支配主要通过帝国持有的武力实行压制性独裁。这种情况在某种经济方面是良性的，那就是苏联从中心向帝国的边缘提供经济补贴。美苏两国都把对方看作是世界的主要剥削之源，这种恐惧在多大程度上浸淫于芸芸大众已很难知晓。我猜测，苏联公民在其工作之余想得更多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他们也接受官方的教条，认为自己的国家为敌国所威胁。美国人也对对手感到恐惧，尽管如我们今天享受的自由理念已深深扎根于政治的修辞、扎根于日常生活的物质荣光中、扎根于美国人对国家力量和宪政自由所感到的骄傲中。反共产主义已成为意识形态的意义系统，这一意义系统填补了人们对于外在世界的知识鸿沟。在这种情况下，更加和平取向的压力集团变得一筹莫展，因为防御性进攻已获得了大多数支持。
因此，潜藏于冷战后面的冲突是真实的，尽管有些被意识形态和情感所夸大。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最初认为，这种冲突不仅仅是认知方面的，这种认知建立在相互误解的基础上（Gaddis，1972），也不与其修正后的观点相符，即冲突建立在意识形态和斯大林的基础上（Gaddis，1997）。如果斯大林有妄想症，那么杜鲁门一样有。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Leffler）说道：“他是自身修辞的囚徒”——一种对美苏领导人都同样有效的典型特征。美国领导人把自身行为看作是防御性的，但在莫斯科看来它们却是进攻性的，当苏联领导人在柏林和阿富汗采取类似立场的时候，美国人也是这样看待它们的。减少在国外的冒险，1950年之后还削减军费开支，双方似乎都放弃了原有的立场——但实际上却没有。超级大国的地位关系重大，直至戈尔巴乔夫和里根打破这一模式（Leffler，1999，2007:71；Mastny，1996）。
它们与早期帝国争霸的区别在于，其带来的威胁是全球性的。与两大竞争对手携手同行的防御性进攻已经行进至全球。如果两大超级大国之间不能达成双边裁军协定，单独一方的裁军简直是一种疯狂的举动，因为另一方将扩展其支配范围，相信这是实现自我防卫的惟一手段。苏联将会把保护国或者代理政权扩展到希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甚至还可能包括芬兰和奥地利。它们到西欧去做类似的尝试是非常愚蠢的行为，但其中的诱惑却非常强大。类似的扩张的确出现在亚洲。因此，考虑到双方都不能放弃自己的立场，冷战是必须的。美国对于自身利益范围的保护，使之免受共产主义或者苏联支配的威胁，与苏联保护其势力范围免受资本主义的威胁，目的都是一样。在彼此都扮演相互竞争的全球警察角色的前提条件下，它们的首要责任是在自身支配范围内建立秩序和防卫。
同归于尽（MAD）与战争的衰退
不同寻常的是，对于这两个相互竞争的帝国来说，它们之间从来没有打过仗。起初，它们对战争都非常警惕，然后无意中发展出一种同归于尽的机制——以核平衡为基础的威慑。这一机制不时给双方带来恐惧和惊慌。但它们都非常小心，仅仅在间接战争上有所升级，例如，仅仅在自身有影响的势力范围内派遣部队、在其他地方则借助于代理人进行干预以免彼此之间的部队形成直接冲突。这是理性对于意识形态的胜利，尽管两国领导人都把意识形态看作是最高的目的，并且以极其可疑的手段来使其正当化。私底下的举动需要有可靠的推诿本领。我们在第五章将看到美国这方面的大量例子，苏联在这方面则仅仅把自己的士兵当作顾问使用，而把古巴士兵用作代理人，结果导致4000古巴士兵战死在非洲疆场（Halliday，1999:116—124）。1980年，苏联领导人宣布，有31个国家正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向社会主义迈进。他们显然是在自我欺骗，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权都是非常落后的压制性的军事政权，离社会主义的理想蓝图差得不止十万八千里。但这一宣告却给美国人带来了恐慌（Halliday，2010），并因此而扩大了中央情报局（CIA）、训练了国外的战斗部队和区分了威权政权与极权政权——把前者看作是自己的盟友，而把后者看作是敌人的盟友。实际上，这两种政权之间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威权主义的危地马拉军事独裁政权屠杀了超过20万自己的子民。通过冷战，奥德·威斯塔德（Odd Westad）把美—苏两国看作是殖民剥削的共同继承人（Westad，2006）。尽管第三世界国家有时可以煽动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对抗，但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冷战有时实际上是热战，它制造了战争，造成了全世界超过2000万人死亡。
但战争的确还是冷却了，“战后时期”已产生了另一种含义，那就是国家间战争实际上已从世界上消失。战争相关研究课题组（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已就1816年以来世界上出现的各种战争建立了数据库，它在内战、国家间战争、国家外战争（例如殖民战争）之间进行区分。【1】国家间战争在1816年到1940年代大约占据60%的比例，1950年代下降到45%，1970年代下降到26%，1990年代则下降到只有5%。内战现在已成为主要的问题，战士们开始从主要针对外部转向针对内部，开始镇压自己的公民。1990—2000年发生的57次大型武装冲突中，只有3次是国家间战争，分别是伊拉克与科威特、印度与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战争。2001—2012年出现了50次内战，而完全意义上的国家间战争却只有两次，那就是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入侵。除开那两次美国干预，战争基本上是低烈度的，伤亡人员相对较少。1950年代的战争伤亡率是2000年代的9倍。
现在，内战已更少出于阶级与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了，毋宁说大多数争端都是围绕当代主流政治理想——即民族—国家，一个以人民之名在具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进行统治的国家——而展开的。现在的问题是，当同一片国家领土上居住着不止一个大型民族（ethnic group）的时候，到底是谁构成了人民？大部分战争都存在一个民族、宗教或者地区的基础，其中有一个民族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人民。那么，其他人在这个国家中是否是完全的公民，抑或只是二等公民甚至是更糟？对后者而言，他们大部分时候除了勉强接受某些歧视之外，无能为力。但某些得到赋权的民族，尤其是那些得到国外相同民族支援的民族，通常会进行抵制甚至是发动内战（我在我的另一本书里对这一点进行过详细的阐述，参阅Mann，2005）。曾几何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对于内战的不朽概括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他说道，内战建立在贪婪而不是需求或者信条的基础上，它是一种掠夺行为，而不是出于现实的苦难或者意识形态的追求。后来，他缓和了自己的观点（Collier，2000，2003），因为随后的研究表明，贪婪和掠夺资源通常并不是催生反叛的原因——尽管叛乱者显然需要获得物质资源来维持自己的斗争。政治苦难和认同差异才是催生内战的主要原因（Arnson&Zartman，2005）。发达民族—国家学会了避免制造战争的艰难方法，人们也希望发展中国家能够认识到这样一点：一个可欲的民族—国家应当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
欧洲人过去所打的仗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多。克里斯蒂安·格莱迪奇（Kristian Gleditsch）说道：直至20世纪50年代，欧洲人贡献了68%的战争比例，但由于战争相关研究课题组（COW）严重低估了殖民战争的数量，这意味着真正的数字可能比80%还要多（Gleditsch，2004）。欧洲处于领先地位，其次是亚洲，然后是中东，拉丁美洲和非洲则远远落在后面。根据道格拉斯·莱姆基（Douglas Lemke）的计算，自有国家以来，非洲的战争数量和战争比例比全球平均水平低3—5倍，其图表显示，拉丁美洲的比例大致处于相同水平（Lemke，2002:167—171，181；参阅Centeno，2002:38—43）。但二战之后产生了逆转，自此之后，欧洲人与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一样，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战争，中东、亚洲和美洲则坐上了头把交椅。安德拉斯·威默和布赖恩·米恩（Andreas Wimmer&Brian Min）发现了现代战争的两次浪潮，第一次由19世纪的殖民战争所构成，第二次则由反殖民主义的解放战争所构成（Wimmer and Min，2006）。现代战争很大程度上与帝国的兴衰息息相关。当欧洲帝国瓦解之时，战争也相应停止了，整个世界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
这些数据表明，制造战争（war making）并不是出于人类不变的本性，而是出于特定的社会类型。由此传递出来的充满希望的信息是，它可以被废除。人类理性所传递出来的第二个充满希望的信号是，核武器迄今为止抑制了拥有这种武器的国家的权力，它们包括1945年之后的美国、苏联以及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核武器尽管不能保证和平，但却可以对国家精英形成足够的制约，使之不能实际使用核武器。美苏两国领导人都变得更加冷静和理智。当面临危机被强化的时候，他们感到恐惧，并使之降压（deescalated）：第一次出现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第二次出现在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之间，主要由于1983年北约发动“优秀射手”（Able Archer）军事演习而导致苏联做出恐慌性反应。与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大衰退等相比，同归于尽（MAD）的确是一场没有把我们卷入其中的全球性危机，但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类理性的一次危险的成功（precarious success）。它相对更加容易得到解决，因为其中只有两个核大国在直接对抗，这使得行动的结果更容易得到预测。它不像曾经催生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多边权力主体那样，存在着行动与行动结果之间的错位现象。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另一组二元对抗主体——在内的其他核武器国家也缓解了自身的外交政策。
同归于尽还具有一种连锁效应（knock-on effect），那就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彼此之间由于各种模糊理解（implicit understandings）而造成战争。只要它们喜欢，它们可以穷尽一切挑衅性言词，但不能对彼此的利益范围进行实际的军事干预（除某些微不足道的找岔子之外）。它们只能通过那些远不如自己强大的中间代理人进行间接性战斗，那些代理人对世界所能造成的伤害要小得多。每一个超级大国都在自己的利益范围内保持和平——至少在它们感到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是如此。苏联防止在东欧出现任何潜在的战争，既然美国的势力范围遍及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它便开始把自己看作是全球警察的角色。华盛顿的政治层越来越相信，美国负有保持世界和平和秩序的全球性责任，而且这种责任感深深内嵌于美国人的思维中。不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相信，美国保证了世界的和平，尽管今天他们也担心美国的衰落将会使世界陷入混乱（例如，Kagan，2012；Brzezinski，2012）。他们说道，没有美国的霸权，这个世界将变得混乱无序和冲突重重。
我在本卷中将对这种观点表示怀疑，因为很难找到类似的案例来说明正是美国或者苏联阻止了其他国家发动战争。美国没有阻止英法联军1956年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对埃及发动的短暂入侵。1983年，美国喋喋不休地叫嚷要阻止利比亚对苏丹和埃及发动的进攻；它阻止了中国大陆对台湾可能发动的进攻。1990年，它试图阻止伊拉克对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进攻，但没有成功，而且导致了战争。1993年，美国入侵波斯尼亚，发动了对塞尔维亚人的侵略。情况似乎就是这些，这不是一个使人印象深刻的清单。其对于国内事务的干预比这远要多得多，体现在支持某一派别来反对另一派别上，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干预所造成的混乱与秩序一样多。更有甚者，自2000年以来，美国作为世界上仅存的帝国，已成为战争的惟一发动者。考虑到它对其他国家事务的武装干预（第五章将会讨论），我已看不出美国扮演了全球警察的角色，毋宁说它更是一个全球战争贩子。
不幸的是，尽管存在美国霸权，核武器似乎仍在缓慢地扩散。当一个国家感到自己被另一个有核国家所威胁时，它也要求拥有核武器——朝鲜和伊朗就是明显的例子。迄今为止，由于相互敌视的国家的数量仍在成倍地增长，核武器所带来的威胁并没有解决。由于意识形态很可能潜在地胜过理性，核武器所带来的危险也就会再一次显露，就像巴基斯坦、伊朗和以色列等国所表明的那样。这一点我将在第十章再一次加以说明。然而，除极少数例外——它们主要是较大国家发动的针对较小国家的战争——之外，战后时期只有三流国家发动过战争（van Creveld，2008：chap.5）。除美国之外，发达国家的财政与军事不再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倒转了查尔斯·A.蒂利（Charles A.Tilly）的名言——战争制造了国家，国家反过来也制造了战争——情况现在已不再如此。对于现在的发达国家来说，军事权力关系所发挥作用已经少得多了。20世纪下半期出现的最令人鼓舞的消息莫过于那条贯穿北半球和世界南方某些地方的和平带的延伸。战争仍在继续，但它们主要是国内战争或者美国战争。这并不是突然间形成的结果，也不是均匀地分布于世界各地，有些地方的战事比其他地方要频繁得多。正因为如此，在第四章我将分别讨论世界的几个地方，但我将首先讨论冷战期间美国人的国内生活。
注释
[1]廓尔喀兵团（Gurkha regiments），Gurkha为尼泊尔的一个部落，廓尔喀兵团指英国或印度军队中的尼泊尔兵团，以擅长肉搏战闻名。——译者注。
[2]确保相互毁灭（MAD）是美苏之间的冷战策略。两国都有确定能毁灭对方的核能力，并以此进行相互威慑。但进攻方由于需要考虑到可能遭受到的后果而不会轻率的使用核武器，从而阻止了核战争的爆发。——译者注。
[3]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第68号文件，它是美国推行冷战计划的蓝图。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4月份审查了这份报告，并且准备当朝鲜爆发战争时执行它。——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