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诸种全球化

我有关人类社会权力史研究的第四卷，也即最后一卷，将涵盖1945年以来的历史。本卷将聚焦于战后全球秩序的三大主要支柱：资本主义（以及苏联的命运和中国的转型）、民族—国家体系以及作为世界仅存帝国的美国。这一时期所有这三大支柱的最明显特征莫过于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一个被广泛称作全球化的过程。我在第三卷中用复数的形式使用全球化这个术语，以此表明正在行进的全球化不止一个过程。我在所有四卷著作中始终强调，人类社会是围绕着四种独特的权力资源而形成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政治的——四种资源之间彼此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是我所说的权力的IEMP模型）。但它们是一些理想类型的权力资源，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其纯粹的形式，它们围绕着社会的三大主要宏观制度而集结在一起，即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帝国。这一时期主要的新型意识形态都是围绕人类试图理解那三大宏观制度而形成的。

让我首先对这四种权力资源做一个简短介绍吧，更为详细的阐述可见之于所有前三卷的第一章。权力就是使他人去做即使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为达到这一目标，无论何种情况，我们都与他人进入到一种彼此合作和冲突的权力关系之中，这些关系催生了社会。因此，权力既可能是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聚合性关系——通过他人而形成的权力（power through others），也可能是分配性的关系，即通过某些人支配其他人而形成的权力。两种权力都存在四种主要来源：

（1）意识形态的权力来源于人类寻找生命终极意义的需要，来源于与他人分享规范与价值以及参与审美和仪式实践的需要。意识形态随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其运动的力量则来源于我们无力在我们的所知世界中达到确定性。我们在各种隔阂和不确定性之间注入形形色色的信仰，这些信仰本身并不能被科学地证明，但却表征了我们怀有的希望和恐惧。没有人可以证明是否存在上帝，抑或可以证明人类将走向社会主义或者伊斯兰主义的未来。在旧的制度化了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不再有效、新的意识形态又尚未形成效力的危机关头，意识形态变得尤为必须。在这一时期，我们最易受意识形态理论家的权力之影响，因为他给我们提供了某种似是而非而又无法证明的有关这个世界的理论。意识形态权力总体上是对其他三种权力源泉之发展的反应，但随后形成自身的特有权力形式。这种权力很不均匀，当我们需要解决没有预期到的危机的时候，它猛然变得重要，但在其他一些时候则通常不那么重要。在这一时期，与父权制、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环保主义等世俗意识形态一样，复兴的宗教意义体系也占有一席之地。

（2）经济权力来源于人类提取、转化、分配和消费自然产品的需要。经济关系之所以强大有力，在于它将劳动力的集中动员与更广泛的交换网络联系在一起。当代资本主义把整个地球作为资本、贸易和生产链的竞技场，其权力关系同时渗透在绝大多数人最例行化的日常生活中，侵占了我们至少一半的清醒状态时间。与军事权力不同，各种经济生产的社会变迁很少是迅速的或者突变式的，毋宁说它们是缓慢的、累积性的，但最终影响深远。现代阶段经济权力的最主要组织形式是工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构成了本卷论述的核心。资本主义把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生产工具都转化成为商品，包括资本、劳动力、产品和消费在内的所有四种主要市场彼此进行贸易竞争。晚近以来，资本主义已成为最为持久和有力的权力组织，它造就了大部分的技术革新和环境蜕化。

（3）军事权力。我把军事权力界定为这样一种社会组织——集中而毁灭性的暴力。“集中”意味着动员（mobilized）和聚焦（focused），“毁灭”则意味着“致命”（deadly）。《韦伯斯特大词典》（Webster's Dictionary）把“暴力”界定为为达到伤害或者虐待（abuse）的目的而使用武力，通常表现为一种剧烈、残暴、疯狂和毁灭性的行为或者力量。军事权力因此是集中的、有形的、剧烈的和致命的，它生杀大权予夺，如果你敢于抵抗，军事暴力的持有者就会说：你该死。由于致命的威胁是令人极度恐惧的，军事权力因此催生恐惧等某些特殊的心理情感和心理征兆，就像我们将面临疼痛、肢解和死亡等情形时那样。军事权力通常为武装部队在国家间战争的状态下所致命地使用，尽管本卷同时还将讨论准军事组织、民兵以及恐怖主义等力量。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存在着明显的交合之处，尽管它们通常表现为不同的组织形式、体现为社会中不同的等级。

（4）政治权力体现为对社会生活的集中和领土化管理。政治的基本职能在于在特定的领土范畴内提供秩序。我这里不仅从韦伯那里获得灵感，他把政治权力（或者“派系”）归属于各种类型的组织，而不仅仅是国家，而且从诸多政治科学家的治理概念那里获得灵感，他们把治理看作是由包括公司、非政府组织（NGO）和社会运动在内的不同团体所实施的活动。我倾向于把包括地方、地区以及全国层级的政府在内的国家看作是“政治”的，因为只有国家才具有集权—领土化的形式，可以对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个人制定权威性规则，其他非政府组织（NGO）或者企业都不具有此种形式。我可以从某个NGO或者企业中辞职，并因此藐视其规则，但我必须遵守我所居住国家的规则，否则将招致惩罚。政治权力网络通常以集权化和领土化的方式得到管理和协调，与其他三种权力资源相比，政治权力因此更加地域化，国家所涵盖的范围通常比意识形态更小、更加紧密。

因此，通常所说的全球化涉及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之间的独特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伸延。具体地说，1945年之后，全球化意味着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传播，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意味着军事打击范围的延伸，意味着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一开始具有两个帝国，后来则只剩下一个。这些现象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本书的主题。

大部分有关全球化的讨论都令人兴味索然，除范围之外，全球化并不具有特殊的意涵，除接下来将要讨论的一点之外，全球化不会做任何事情。全球化自身不能由于人类社会的某种状态而受到赞扬或者指责，因为它仅仅是社会权力资源扩张的结果。这一点也反映在全球化没有催生有关社会的创新性理论这一点上。社会科学家以前提出的理论主张，社会与民族—国家相等同，现在它们已在地域范围上得到了极大的扩张，这一点通常为某些沽名钓誉的社会科学家所主张的社会已发生根本性转型观点所掩盖。极端全球化者主张，全球化已导致根本不同的社会类型。以一种稍带轻蔑的口吻来说，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看作是全球化的胡说（globaloney）。然而，全球化的某一个维度的确是转型性的：那就是人类行动扩张至全球，然后又返回到我们自身。这是一种回龙镖效应（boomerang effect），即人类行动撞击到地球的极限，然后它们又反过来重重地撞击着行动者自身，并使他们发生改变。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可能以两种方式发生。方式之一是战争的武器已经发展得如此致命，以致核战争或者生物武器战争可能摧毁整个人类文明。就如我在第二章将要谈到的那样，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这样一种威胁之下。方式之二尽管还不那么具体，但却已可预测：以燃烧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经济扩张提高了有害排放，这一点也可能使人类文明最终难以为继，这一问题我将在第十二章加以讨论。马克思主义者预测了第三种可能的回龙镖效应，那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最终将遍及全球，这将使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不再可能，并由此形成重大危机。但倘若要分析这些可能的前景，我们就必须从经济和军事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赋予全球化内涵，是它们形成了回龙镖效应，而不是全球化本身。

赋予全球化内涵的最流行方式莫过于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其基本驱动力。唯物主义者把全球化看作是由资本获利的经济压力所驱动，这一压力导致了使生产链和市场能够全球扩展的通讯技术革命。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促进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现在只有中国仍对全球化半推半就（我将在第八章对这一点加以讨论）。经济学家有时以国际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或者商品价格的全球趋同度（有时还加上劳动力迁移的指数）来衡量全球化水平。通过这些指数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全球化在17—19世纪早期处于稳步发展的阶段，但1860—1914年间突然高涨，紧接着是一个一直持续到1950年的萧条与战争相混杂的滞涨时期，一直到1960年才出现复苏和第二轮高涨（O'Rourke&Williamson，1999）。正是第二个高涨阶段催生了我们当今最为全球性的经济。既然现在国际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和移民指数只比1914年之前的那一段时期稍高，情况说明，实体经济中的绝大部分不能仅通过统计数据来得到衡量或者计算——尽管国际贸易额的确容易得到测量——因为所得比例（resulting ratio）总是会呈向上偏误（biased upward）。在第二个高涨周期，金融资本几乎在世界范围内即时性地流动，同时，生产链也在全球范围内四处延伸。所有这些将在第六和第十一章加以讨论。

经济学家通常把全球化界定为市场的全球整合，这种观点忽略了战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其他主要推动力。他们还暗示，全球化只发生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但正如本卷将要表明的，衰退时期同样存在全球化。人们通常把1914—1945时期当作全球化衰退的阶段，而且那一时期的确存在国际贸易在GDP中所占比例下降的情况。我承认那一时期的经济整合出现了下降，经济分裂变得全球化了。但那一时期出现了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同时还存在着我们所说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几乎使全世界所有国家无一幸免的大萧条。这是一个分裂的全球化阶段（disintegrating globalization）。与此类似，1970年代以来的停滞导致了各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兴起，但这些政策又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大衰退。我们现在面临着一种更加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增长越来越成为全球性的，与此同时，危机也越来越变得全球化。这不仅仅是一个有关增长抑或衰退的故事，因为每一个人类成功的故事都伴随着严重的问题，每一次重大灾难中也都隐含着一线生机。经济增长破坏了环境、耗尽了自然资源，而每一次世界大战却都催生了更多的公民权。

全球扩张还存在着地域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意义一点都不会比全球化少。晚近19世纪的高涨将北欧、西欧及其殖民地整合成大西洋经济，同时强化了它们与世界其余地方的差别。1960年代以来的第二次高涨将南欧、东亚以及亚洲的大部分地方——但不包括非洲和中亚——整合在了一起。我们在总结全球化的时候不能不顾其地区差异或者其准确的时间性，全球化在何时、何地得到扩张总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经济学家总是企图通过全要素生产率（TFP）来分析全球经济扩张，这种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被拆分为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生产力，以及分配给技术创新的余额。不幸的是，这种余额总是非常庞大，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我们仍然缺乏的技术变化来对增长做出解释。经济史学家将19世纪技术创新的决定性因素缩小为交通技术（包括铁路，尤其是船运），把20世纪早期的技术创新缩小为适用于诸多工业部门的普遍应用性技术，如电力、内燃机等。在第二个增长阶段，他们强调微电子技术和微生物技术。他们还强调，技术的后期普及比其初始发明更加重要。但对于发明和普及的解释使经济学家偏离了惯常的分析变量而进入到普遍性的社会制度。以一战后的经济滞胀为例，那一时期技术并没有丧失，通讯技术的确仍在发展。但经济学家却说道，那一时期出现了对银行和货币运转调控不足的政治制度失败，太喜欢求助于保护性政策。与此相反，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增长，他们又说道，那一时期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更加良好的政府政策和更加开放的市场，而不是新型的技术。即使在后来网络技术、微电子技术和微生物技术产品出现之后，极端全球化者仍然认为它们没有带来多大的增长。经济学家现在仍然在思考经济增长的问题，并希望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那里获得帮助。

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大部分学者沉迷于描述全球化，而不是对之做出解释。简·阿尔特·斯科尔特（Jan Aart Scholte）就是其中一例，他试图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和理性主义知识这两种结构性力量来解释全球化，这两种力量都是通过其所谓的“行动者的首创精神”——比如技术创新和政府管制——而得到驱动的（Scholte，2000:89—110）。然而，这种观点极为模糊。我的观点是，全球化是各种社会群体谋求扩张其集体权力和分配权力以实现其目标的结果，这一过程涉及所有四种类型的权力资源。可能有人认为这依然是一种模糊的观点，但更为详细的内容将会在本卷的各个部分加以铺陈。

许多社会学家把全球化主要看作是经济全球化。戴维—哈维（David Harvey，1989）把它看作是由于资本过度积累而导致的结果，并且的确证明了这一方面的重要性。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是一个极端全球化者，他提出全球“网络社会”的概念，这一社会通过信息技术革命以及随后资本主义企业的重组而得到塑造。他认为，这一革命使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我们的物质存在到市民社会、民族和自我观念——都发生了改变。他诗意地宣称，通过重构流动的空间（a space of flows）和无时的序列（timeless time），我们的生活基础已经转型（1997:1）。极端全球化者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2000）宣称，资本主义已成为新的全球帝国。在他们看来，由民族—国家所提供的传统秩序现在已被跨国资本主义的影响连根拔起，代之以任何单一权威中心都无法有效监管的、狂浪的超国家资本主义秩序。莱斯利·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认为，资本主义是“全球体系的支配性驱动力量”——“一个以跨国企业为基础、或多或少掌控了全球化生产的跨国资产阶级正在兴起”（2000:5；同时可参阅Robinson&Harris，2000）。世界体系论者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由两个部分所组成的劳动分工体系：一是以资本集中型生产为基础的核心国家；二是以低技术劳动和原材料为基础的全球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带则处于两者之间。资本造就了一个高水平整合的全球结构，尽管这一结构的下部有着丰富的文化和政治多元性。他们说道：在世界体系中，“经济是每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最基本纽带，这些纽带的首要目标是通过使万物商品化而进行永无休止的资本积累。”（Wallerstein，1974a：390；1974b：15）他们求助于地缘政治学来证实自己的观点，指出当单一帝国处于霸权地位的阶段，世界体系得到最快速的发展。荷兰、英国以及晚近阶段的美国先后处于霸权地位，它们为世界体系制定规则。由于每个国家的霸权都存在起伏，全球化因此也表现得此消彼长（Arrighi，1994；Arrighi&Silver，1999）。然而，霸权的出现被归结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功能性需要——经济权力转化为地缘政治性权力。我已在第三卷对此种观点进行过批判。所有这些模式都把全球化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驱动，但实际上只是部分地如此。然而，经济肯定不是人类社会的惟一驱动力。

请注意，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在这些模式中是相对缺场的。我已在第三卷中提出，普通大众在先进国家已经跃上权力的舞台——他们聚焦于城市和工厂，要求公民权利，被征召进群众队伍，并且通过大众意识形态和群众性政党而得到动员。但殖民地国家却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那些国家，群众只是刚刚被动员起来。在本卷中，我们将看到一个部分修正过的对比，那就是在那些被模式化为世界南方的国家，那里的群众今天已登上了权力的舞台。在那些被称作世界北方的发达国家，我们则见证了大众权利的深化，表现在民事（civil）、政治（political）和社会权利（social citizenship）方面。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北方出现的某些倒退。当然，不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既然大部分聚焦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作者都倾向于仅把注意力放在近几十年和盎格鲁国家，他们对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抵制资本权力的能力当会感到失望，同时当会对这些阶级之间存在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感到惊讶才是。我将在本卷中探讨这些问题。

唯物主义已经直面了其传统对手唯心主义的挑战，后者认为，全球化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罗纳德·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说道，全球化就是通过意识在这个单一世界中的集中化而形成的压缩世界。世界之所以成为一体，是因为我们是这样来理解它的，并愿意它以这种方式出现（Robertson，1992:8）。马尔科姆·沃特斯（Malcolm Waters）说道：“物质交换是地方化的，政治交换是国际化的，符号交换则是全球化的……从经济和政治（polity）都是文化性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期待它们将会变得全球化”——这是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引擎的全球化理论（Waters，1995:7—9）。约翰·梅耶（John Meryer）及其合作者也相信，全球化是由世界文化驱动的（Meryer et al.,1997，1999）。自19世纪以来，一种理性化的世界文化秩序已经出现，体现在塑造了国家、制度和个体认同的各种普遍性模式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秩序已经遍及全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都采用了这些普遍性的模式和制度，形成了所谓的“全球同构”（global isomorphism）的结果。国家本身不是全球化的驱动力量，它们的结构和权威来源于更加广泛的“世界政体”（world polity），这一政体由具有普遍合法性的各种模式组成，科学研究协会、女性主义团体、标准制定团体和环保主义组织等无数其他非政府组织也采用这些模式。梅耶对这些世界政体/文化为何出现的问题解释无多，但他似乎认为主要是由意识形态的力量驱动的。我们后面将会看到，这种模式尽管有其合理之处，但存在着过分夸大之处。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dns，1990）、乌尔里克·贝克（Ulrich Beck，1992）以及斯科特·拉什和约翰·厄里（Scott Lash&John Urry，1994）没有提出这一维度的理论，但在他们晚近关于全球化的论述中包含着一种明显的意识形态“反思性”（reflexivity），那就是我们都清楚自身对于全球的影响，并且根据这种影响来调整我们自身的行为以便形成新的全球行动规则。他们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行动中，观念具有一种不同的回溯性功能。我们时刻监控着变化对于我们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同时定位自身在那个更大过程中的位置。在他们看来，不再有人能够在家中感到心安理得了。我不知道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人类是否一直就拥有这种反思性？抑或它实际上只是对我们这个新奇时代的焦虑？无论如何，我们的确需要这种反思性来理解潜在核战争和环境破坏等回龙镖效应。所有这些论点都与唯心主义——一种把意识形态和观念看作是流淌于社会之上的倾向——的传统缺陷一样存在不足。我更认为意识形态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权力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对终极意义的寻求。

大部分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之流都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单一的过程。随着其所宣称的经济或者文化秩序充斥全球，从此便形成了一种单一的世界秩序、世界社会、世界政体、世界文化或者世界体系。除前文所提到的作者之外，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把全球化看作是“把世界人口整合进一个单一世界社会或者全球社会的各种过程”（Albrow，1996），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认为，世界已越来越成为受同一种力量主宰的单一场所，通过其所谓的“唯一性”联系在一起（Tomlinson，1999:10）。罗伯特·霍尔顿（Robert Holton）承认，全球化的确是多元的，但他认为“这种多元性中包含着一个把所有要素都联系成独立整体的单一性人类社会世界”（Holton，1998:2）。正在形成的单一全球体系观念可以追溯至19世纪的圣西门、孔德、斯宾塞，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经济全球化作了最大胆的表述。吉登斯抵制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同时包含整合和碎片化的不平衡发展过程”（Giddens，1990:175）。我赞同其观点。

少部分作者则采用韦伯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力量三维度的模式（Osterhammel&Petersson，2005；Waters，1995），这是一种最接近于我的观点，尽管我把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关系分离开来。后现代主义者则走得更远，他们抵制这种“宏大叙事”，认为社会本身是无限复杂和无法说明的。他们有时甚至转向混沌理论或者相对论，强调全球不连贯性、混沌性和碎片性。阿琼·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列举了各种形式的“流动的、不规则的和不连贯的”全球化景象，包括“民族景象”、“媒体景象”、“技术景象”、“金融景象”和“意识景象”等（Appadurai，1990）；简·内德温·皮特西（Jan Nederven Pietersee）把全球化看作混沌的、“内在流动的、不确定的和无限的”（Pietersee，1995）；作为狂热全球化者的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n），他更喜欢用“流动的现代性”来刻画全球化，意思是，现代性是由不确定的伦理、对专家信任系统的怀疑、弹性的组织形式、信息战以及政治经济的脱域化等现象组成，他大胆地宣告，流动的现代性已经改变了人类生存条件的所有方面（Baumann，2000）。我尽管接受混沌的全球化观，但抵制轻易地把全球化看作是流动的、碎片化的和不确定的观点，而是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些比其他因素具有更强结构化能力的强大网络所驱动，这些网络具有一个相对实在和持久的本体，它们是一些古老源流的崭新形式。从这一点而言，如果采用多元化而非仅仅宏大的方式，宏大叙事是可能的。

迄今为止我们所列举的理论都没有谈到军事权力关系，它们的确提到了政治权力关系，但通常认为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但反讽的是，大多数社会学家直到1990年代才注意到民族—国家的存在，此前的主导术语是工业社会或者资本主义，而且两者都被看作是跨国性的。尽管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在实践上都局限于研究自身所处的民族—国家，他们并没有对之进行理论化，因为它仅仅被看作是更广泛工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场景。突然，他们注意到了民族—国家的存在——在假定其衰落的时刻注意到的，而且这一假定还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例如，Harvey，1989；Robinson&Harris，2000；Albrow，1996:91；Baumann，1998:55—76；Giddens，1990；Lash&Urry，1994:280—281；Waters，1995）。贝克说道，全球化也就是“非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Beck，2001:21），他批判其所谓的“方法论国家主义”，因为这一理论建立在社会的“集装器理论”（container theory）——这是由于我所造成的，尽管我的比喻是笼子而非集装器——的基础之上。但他认为，这些集装器存在着各种漏洞，这使得全球化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能够漫延开来，“使得统一的民族性国家和民族性社会出现松动”。地理学者则喜欢用“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来表明民族—国家同时从上下两端遭到削弱，因为全球经济力量强化了世界城市和硅谷等各种地方性网络，使之更与全球性而非民族性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例如，参阅Swyngedouw，1997）。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所有这些观点都过于夸张，这是一种把市场资本主义看作是普世性的极为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但我们也将发现，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各种政治性版本的资本主义中，即人们只有通过与国家的联系才能获得经济资源。更有甚者，国家即使在西方也没有出现多大的衰落，毋宁说是变迁。全球经济仍然需要国家的调节，民族—国家获得了从提供福利到干预家庭和性生活等一系列全新的功能（Hirst&Thompson，1999；Mann，1997）。于尔根·奥斯特汉默尔和尼尔斯·彼得森（Jürgen Osterhammel&Niels Petersson）反对大部分全球化研究者所持的自由主义决定论观点。在他们看来，并不存在某种单一的全球性社会结构在发挥作用，民族—国家依然强大，依然在进行着关税大战、贸易争端和严格的移民控制（Osterhammel&Petersson，2005）。霍尔顿强调国家的保留权力（staying power），而且这一权力被民族观念所强化，它们结合在一起可以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形成强有力的抵制（Holton，1998:108—134）。斯科尔特则持相反的观点，在他看来，在这个高度世界主义和复合认同的时代，国家与民族之间也变得渐行渐远（Scholte，2000）。他说道，全球化涉及“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终结，相反，随着亚国家、国家和超国家机构的管治的介入，治理已越来越表现出多层级的态势。琳达·韦斯（Linda Weiss）评述道，随着国家的退场，它们越来越催生出某种类似于以前新自由主义政策时期的行为，国家非常容易重获自身的权力（Weiss，1999）。国际关系论者围绕民族—国家问题而出现分裂。有些人认为，国家在后核武器时代将不会像在单一的威斯特伐利亚时代（Westphalian world）那样行动（当然，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有些人则认为，跨国力量已经削弱了国家的力量而形成了更加多样化的治理结构。在1980年代，国际关系论者分裂为现实主义论者和相互依赖论者两大阵营，前者以国家作为其理论之基，后者则以全球经济和规范性纽带作为基础，表现在跨国资本主义、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治理上。

民族—国家是何时处于支配地位的？又是何时出现衰落的？皮特西说道，“民族—国家在1840—1960年代是人类社会唯一的支配性组织”。这同样是一种过分夸大和过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西欧的确是在那一时期进入民族—国家时代的，东欧在那一时期则在民族—国家与帝国之间徘徊，但世界的其他地方则主要为帝国所主宰。即使在欧洲，民族—国家在一战前的所作所为也极为有限，因为除关税、货币政策外，民族—国家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政策，更毋谈社会政策。它们在领土范围上的聚焦权力（intensive power）通常非常有限：大部分人口的生活主要为地方权力网络所支配，有些精英的生活则非常国际化。我们在第3卷中已经看到，国家意识在那时的确得到了传播，但很少成为人们的主流意识。一战时期国家所获得的规划（planning）功能在大萧条时期被证明是一种虚伪的托词，因此它们很快又找回了其最擅长的伎俩——制造战争。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的刀剑被转换成犁铧，其经济和社会政策得到了深化。因此，只有在1945年之后的短暂时期，国家才在其公民之间发展出更多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我们也可以认为，国家只有在此之后才成为世界的普遍政治形式。在那一短暂的历史时期，除两个帝国之外，所有其他帝国都瓦解了，自封为民族—国家的国家数量则持续上升。联合国迄今拥有190多个成员国，尽管它们中大部分对其声称的领土只拥有非常有限的权力。与此相伴，由国家代表之间关系所构成的国际性和全球化因素也得到了发展，例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20国集团。地缘政治已变得更加全球和更加平和——“柔性地缘政治”（soft geopolitics）已成为民族—国家外在环境的惯常标签。当然，国家仍然被卷入彼此的关系中。

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并不是零和博弈的竞争对手，双方都以对方作为破坏对象。我已在第二、三卷中对此进行过讨论，当帝国故地转化成民族—国家的时候，民族—国家与全球化在这一时期是携手同行的。奥斯特汉默尔和彼得森指出，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出现，大西洋经济创造出各种交通、通信、移民和商业网络之际，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运动也随着这些网络的发展而得到增强（Osterhammel and Petersson，2005）。在本卷将要讨论到的第二阶段，民族—国家在殖民的余烬中越来越变得全球化，更加发达的民族—国家则对其治下之公民生活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责任。我已在第二卷中提出，晚近两三个世纪见证了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彼此交织和融通。欧盟则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政治形式，它既表征了欧洲范围的政治制度，又保留了民族—国家的自主性，但它最终仍是通过最强大成员国的利益而得到驱动的。原苏联和美国是两个更加例外的帝国，后者已成为世界上迄今所能见到的惟一的全球帝国。所以，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美帝国是驱动当代全球化的三驾马车，我将在本卷中对这些重大权力制度加以讨论。

这三种权力组织之间的彼此交融催生了漫延全球的意识形态。我已在第三卷讨论过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所具有的影响，在本卷中，我们将讨论社会和基督教民主、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以及宗教原教旨主义的重要性。二战以降，国家间的战争尽管已大幅减少，但它们已为冷战、内战以及美国干预主义所取代。因此，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只有通过社会权力的四大来源才能得到解释。全球化是普遍而多形的（polymorphous）。人类群体需要有意义系统的存在，需要从自然中获取资源以维持其生存，需要有防御和侵犯——只要世界仍然是危险的，需要有法律和秩序来界定和控制其领土。各种社会形态——表现为各种互动网络，其边界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断裂——也包含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组织，其中隐含着运作于不同空间的不同逻辑，它们在原则上具有同样的因果意义。正如接下来一章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些权力有时候相互强化，有时候相互抵消，但大部分时候则是互不相干，它们在扩张的过程中各自以不同和分离的方式给其他几种权力创造着意料之外的问题，避免形成一致和单一性整体。

我将在第二章开始讨论战后全球秩序——尽管在世界某些地方也包括无序的状态。这一秩序包括三大支柱：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它同时体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领域；冷战——它既强化了意识形态的争斗，又稳定了地缘政治关系、巩固了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秩序；美帝国。考虑到美国的重要性，我将以两章的篇幅来分析1960年之前美国社会的发展。第五章将通过不同的变体来分析跨越整个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它在有些地方表现为军事干预主义（militaristic），在有些地方则表现为霸权主义（hegemonic），在有些地方取得成功，在有些地方则误入歧途和功败垂成，从而把大量未竟的事情留给新建立的国家（这一点将在第十章中讨论）。第六章以探讨战后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在提升资本主义人性化方面的能力作为开端，这种能力体现在更加丰富的公民权利和新凯恩斯主义大众消费经济政策上，而以对黄金时代的信仰的动摇和更加严厉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兴起作为结束。第七章主要讨论作为替代方案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同时也探讨俄罗斯国家在转向国内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出现的相对挫折。第八章讨论作为第二个主要共产主义政体的中国，它探索出一条通往更加有效的经济转型之路。第九章则以第三、四两卷的材料为基础，提出一种有关现代革命的理论。

第十章将比照美国在经济帝国主义方面的持续成功和在寻求军事帝国主义复兴方面的惨痛失败。第十一章讨论新自由主义的悖谬性：一方面，其有害的经济政策不仅没有导致集体权力的提升，反而导致2008年的经济大萧条；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似乎仅仅强化了发达国家之间的分配权力。由这两章所得出的结论是：面对着世界其他地方的崛起，西方已经相对衰落。第十二章将讨论赫然耸现的气候变化灾难，强调应对这一灾难的任务有多艰巨。极具反讽意味的是，气候变化源于20世纪三个伟大的成功故事：资本主义的利润追求、民族—国家对经济增长的忠贞不渝以及公民对大众消费权利的热切追求。挑战它们也就是挑战近年来三种最强大的制度。最后，第十三章将在两个层面做出总结，一方面对现代社会的全球化轨迹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则在社会学理论的范畴内对根本至上性（ultimate primacy）问题进行讨论——到底最终是什么在驱动着社会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