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义”的起源及其早期含义

“义”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甲骨文中已现其身影。其原初指意无法确知，今人只能根据现有文献窥其一二。从《尚书》和《诗经》中的早期记载来看，“义”最早应只是对人的行为、仪表的一种表达与形容，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其道德内涵才逐渐凸显出来，成为早期社会道德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德目，但其定义也并不明晰、统一。

一 “义”的字源学及其语意分析

“义”字的甲骨文作“”，《说文解字》云：“义，己之威仪也。从我、羊。”段玉裁注：“义各本作仪。今正。古者威仪字作义，今仁义字用之。仪者，度也，今威仪字用之。谊者，人所宜也，今情谊字用之。郑司农注《周礼·肆师》：‘古者书仪但为义，今时所谓义为谊。’是谓义为古文威仪字，谊为古文仁义字，故许各仍古训，而训仪为度，凡仪象、仪匹，引申于此，非威仪字也。”“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1]刘翔引用李孝定认为该字“上部从羊，似像人首插羽为饰，故有美义。以形近羊，故讹从羊”的观点，主张“义字初文则像插羽于我（殷代卜辞我字本像一种兵器）上，为美饰，充作仪杖”，而后“引申为自我仪容之美，也即是许慎所说的‘己之威仪’的语义”，而“威仪”实际上就是指“礼节仪容”，至“春秋战国时期，义字又由礼容法度之意引申出理义、道义等语义”。[2]换言之，刘翔并不认同许慎对“義”字“从我、羊”之构形的理解，但认为“己之威仪”乃“义”字古义，后世诸义均由之派生而来。庞朴认为“义”字本作“宜”，而“宜”之“本义为杀，为杀牲而祭之礼”，在战国中、后期“义”取代了“宜”。同时他认为“义”字原系“威仪”的“仪”字“大概可信”，“‘义’的这种威严的含义，可以容纳得下‘宜’的杀戮的意思，以及合适、美善的意思，而且不带‘宜’字固有的那种血腥气味；加上二字同音，便于通假，所以具有了取代‘宜’字而为道德规范的最佳资格”。[3]可见庞朴认为原系“仪”的“义”字吸收了“宜”的含义而形成了“仁义”之“义”的概念。张岱年认为把“宜”解为祭祀的名称是有根据的，然谓“宜之本义为杀”则是“没有根据的臆断”，而且《中庸》以“宜”释“义”，“是用当时‘宜’字的通义，不是用‘宜’字的原始本义”。[4]陈来则认为“威仪”仅仅“指出义的字源意义”，并非其通用意义，《说文解字》的说法无法“解释先秦古籍中‘义’字作为道义、正义等价值概念的用法”。[5]

在许慎以“己之威仪”解“义”之外，战国时期人们对“义”的解释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以“宜”解“义

郭店楚简《语丛三》云：“义者，宜也。”《中庸》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管子·心术上》云：“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记·祭义》及《吕氏春秋·孝行》皆云：“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韩非子·解老》云：“义者，谓其宜也。”可以说，“义者，宜也”在战国时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理解，并为后世所沿用。陈弱水指出：“‘义’的概括性涵义形成很早，至迟西周已有，以‘宜’解‘义’则到战国中晚期才出现，前此并未见。”[6]不过，日儒伊藤仁斋对此颇有异议，说：“义训宜，汉儒以来，因袭其说，而不知意有所不通。中庸谓义宜也者，犹言仁人也，礼履也，德得也，诚成也，但取其音同者，发明其义耳，非直训也。学者当照孟子‘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暨‘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等语，求其意义，自可分明。设专以宜字解之，则处处窒碍，失圣贤之意者甚多矣。”[7]伊藤仁斋的观点大致为陈弱水及陈来所认可。不过，陈弱水认为“宜”的内涵过于模糊。[8]陈来更明确地指出：“义者，宜也”只是属于文字学的解释，“宜字偏重于实然，而非直指当然，其当然义较轻”，“义者，宜也”应属“声训”，因为“古时的声训是用音近或音同的词去说明被解释词的字义或来源”，只是“声训有时是出于猜度，主要是利用音义关系阐明某种主张，未必反映了语言的历史事实”。[9]

（二）以“正”解“义

《墨子·天志下》云：“义者，正也。”《文子·道德》云：“正者，义也。”《管子·法法》则云：“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根据上下文义推敲，“义”与“正”大致可以同义互训。“正”者“正当”，可见“义”是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规范，故而《礼记·乐记》云：“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记·丧服四制》也说：“礼以治之，义以正之。”陈来认为：“相比起来，以宜训义，是一种训诂学的方式；而以正释义，是一种语用学的方式。”[10]与以“宜”释“义”相比，“正”的含义无疑要更加明确，道德特征也更加鲜明。陈弱水指出：“除了‘宜’，先秦到西汉其实还有个对于‘义’的训解，意思清楚，出现比‘宜’早，这就是‘正’——正当……从以‘正’释‘义’的例子看来，假若要从‘宜’的角度去理解‘义’，它应当是个具有明显道德意味的应然，而非宽松的‘合宜’、‘恰当’。”[11]肖群忠认为“宜”意义上的“义”代表的是“一般性的善、正确或恰当，是一个普遍的价值词，还不是一个专门表明道德价值的词”，而“正”意义上的“义”具有了明显的道德意味，意为“当为之事”或者“道德上的标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正当”的一定是“合宜”的，而“合宜”的未必“正当”。[12]

二 “义”的多重含义及其功能

作为一般性的善，“义”之具体所指含混不明。譬如：《尚书·康诰》云“用其义刑义杀”，“义”大概为“正当”的意思；《尚书·立政》云“不敢替厥义德”，“义”指文王的善行；《诗·大雅·文王》云“宣昭义问”，“义”似乎指一般意义上的美好。在某种意义上，“义”甚至可以作为德行之总称，可以视为广义上的“义”，如《管子·五辅》认为“义”有七体：“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当然，《管子》主要是就“义”对于整饬秩序、协调人际关系等方面而论，并未细绎至个人具体的心性修养，但其所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礼记·礼运》则极为明确地以“义”规范人伦：“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显然，“义”涵括了社会基本的人伦关系，尽管“夫义”似乎表明“义”也有其狭义用法。夹谷之会时，孔子指责齐侯的行为“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左传·定公十年》），可见“义”与“德”的内涵相当接近。因此，“德”、“义”多并列而时见，如云“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夫德义，生民之本也”（《国语·晋语》）。《礼记》则以“礼”、“义”并称，以“礼义”为“人之大端”（《礼记·礼运》）及“人之所以为人者”（《礼记·冠义》），认为“夫义者，所以济志也，诸德之发也”（《礼记·祭统》）。对此，孔疏云：“言义者，是人君众德之发，谓诸众人之德发在于义。”[13]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甚至旗帜鲜明地说：“义也者，群善之蕝也。”“蕝”，意为“标识”[14]，谓“义”为各种善的标识。

（一）“义”字诠释

首先，“义”有“道理”之意。《左传·隐公三年》石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曰：“《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这两处的“义”明显有“道理”的意思，因而“义”的含义与“道”、“理”相近，如《礼记·祭统》云：“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礼记·表记》云：“道者，义也。”《礼记·丧服四制》则云：“理者，义也。”这一点在战国时期为时人所普遍接受，如《孟子·告子上》云：“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荀子·大略》云：“义，理也，故行。”

其次，“义”是社会规范与人的行为准则。《尚书·洪范》云：“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没有偏党，不结党营私、私心自用，显然“义”指的是人所普遍认可并遵行的法则与社会规范。《左传·文公七年》曰：“义而行之，谓之德、礼。”换言之，只有遵循“义”的规范，人的行为及其品质才能称为“德”与“礼”。《左传·僖公十四年》以“怒邻”为“不义”，指的是这种行为不符合道德与社会规范。《礼记·礼运》云：“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孔疏：“‘礼义以为纪’者，纪，纲纪也。五帝以大道为纪，而茸荃则用礼义为纪也。‘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者，缘此诸事有失，故并用礼义，为此以下诸事之纪也。”[15]可见“礼义”即是人伦规范。

再次，“义”是“礼”的核心精神。大致而言，“义”是“礼”之精蕴及其产生之依据，“礼”则是实现及实践“义”的途径与方式。譬如，《左传·桓公二年》云：“义以出礼。”《左传·僖公十八年》及《左传·成公二年》则云：“礼以行义。”《礼记》对此有着更为系统的表达，如《礼运》篇认为“礼也者，义之实也”，故而可以“修礼以达义”，甚至“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郊特牲》篇亦云：“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

（二）“义”的作用

大体而言，“义”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用以规范等级秩序。

在传统农耕社会里，人们相信由礼制所规范的宗法制度与等级秩序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因而“义”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规范并且维系上下有别、亲疏有序的社会伦常。《礼记·文王世子》云：“正君臣之位、贵贱之等焉，而上下之义行矣。”《礼记·乐记》明白地说：“礼义立，则贵贱等矣。”《大戴礼记·圣德》表述得更为充分：“义者，所以等贵贱、明尊卑；贵贱有序，民尊上敬长矣。”所谓“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礼记·丧服四制》），“义”所要达致的效果就是使得“上下不悖逆矣”（《礼记·祭义》）。当然，对于政治权威，“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着制约意义，其体现是为“举贤”，如《中庸》所言“义者宜也，尊贤为大”。[16]正如陈弱水指出的：“‘义’不但意指社会（或家庭之外、血缘关系之外）生活的律则，而且包含了对社会生活的一个实质看法，这就是正当的社会生活表现于阶层化的秩序。‘义’要求各人善尽自己角色的责任，服从长上权威，维护此一秩序，因此‘尊’是社会生活中的首要价值。不过，古代中国思想中的社会身份不是世袭不变的，权威的构成受到尚贤原则的约制，礼敬贤人、任用贤人是另一个基本义理，对统治者尤其如此。”[17]

二是用以节制情感、欲望乃至品行。

“义”的基本功能就是节制。《国语·周语上》云：“义，所以节也。”“义节则度。”《国语·周语中》亦云：“义，文之制也。”《左传·隐公三年》以“淫破义”为“六逆”之一，盖因其超过了某种合适的限度。百姓尤其需要以“义”加以规范。据《左传·昭公六年》载，郑人铸刑鼎，叔向说：“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所谓“闲”者，“防”也。《礼记·表记》认为“义者，天下之制也”，而民需“制之礼义”（《礼记·乐记》）。

“义”的节制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以“义”为“仁”之节。尽管“仁”为“义之本”，“义”却为“仁之节”（《礼记·礼运》）；“仁”者主“爱”，“义”者主“正”，“仁”、“义”需相辅相成。如《礼记·乐记》所云：“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汉代《韩诗外传》卷四对此总结道：“爱由情出谓之‘仁’，节爱理宜谓之‘义’。”其次是以“义”节制亲情等私人情感。“爱”是人自然的情感表达，但这种情感需符合“义”的原则。进而言之，本源的、自然的“爱”即家庭亲情（“恩”或者“亲亲”），同样也要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就社会规范而言，“义”无疑要注重其公共性与公正性，在某种程度上节制亲情与个人的好恶之情，如《左传·昭公十四年》孔子评价叔向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杀亲益荣，犹义也夫！”同时评价魏子举荐魏戊之行为“义”，曰：“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当时甚至还有“大义灭亲”（《左传·隐公四年》）的说法。《左传·哀公五年》曰：“私雠不及公，好不废过，恶不去善，义之经也。”《礼记·丧服四制》云：“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也有类似的说法：“门内之治，欲其逸也；门外之治，欲其制也。”此谓宗族内部应以恩情（亲情）为主，而在家门外的世界（公共生活）里“义”的原则要凌驾于亲情之上。当然，理想的状态是“门内之治”与“门外之治”各得其所，如《礼记·表记》所云的“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再次，“勇”必须遵从“义”的指导。作为德性之一种，“勇”并不能保证其所作用的方向，只有在“义”所规制的范围之内，人的行为才能称得上“勇”。《左传·哀公十六年》曰：“率义之谓勇。”《礼记·聘义》亦曰：“有义之谓勇敢……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义也。”《左传·文公二年》曰：“死而不义，非勇也。”《国语·周语中》曰：“以义死用谓之勇。”“言勇必及制。”（《国语·周语下》）韦昭注：“以义为制也，勇而不义非勇也。”最后是以“义”节制“利”。爱利、求利是人的自然本性，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然而要“以其道得之”（《论语·里仁》）。《左传·成公二年》云：“义以生利。”《左传·成公十六年》云：“义以建利。”《左传·襄公九年》云：“利，义之和也。”《左传·昭公十年》云：“义，利之本也。”《国语·周语中》云：“夫义所以生利也。”“不义则利不阜。”《国语·晋语二》云：“夫义者，利之足也。”“废义则利不立。”《礼记·儒行》要求儒者“见利不亏其义”，《大学》则认为国家应该“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凡此种种，均可见时人认为求利行为应当符合“义”的准则。

综而言之，“义”是社会公共的律则和人们普遍的行为规范以及与社会律则、行为规范相匹配的对人的内在德性要求。社会的共同利益要求人们必须遵循“义”的约束与指导。治国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制定并维系“义”。《国语·晋语一》云：“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相反，违背“义”的行为则必然会导致灾祸，此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违义，祸也”（《左传·昭公三年》）、“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大事奸义，必有大咎”（《左传·定公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