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1.1.1　研究背景

（1）企业社会价值目标的实现加大了投资主体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需求度，从而为实现企业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在现代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不仅要关注企业利润的增长，也要关注企业是否以及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因此，企业是否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成为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之一，而且对于企业获取竞争优势以保持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企业在其经营发展过程中仅仅考虑的是如何实现经济价值最大化，而忽视了诸如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产品质量、供应商关系、员工、消费者等社会问题，必将会损害广大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也会给企业持续发展甚至社会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而与传统企业单一地追求企业价值和利润增长目标不同，现代企业的最终目标是如何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增长的有机统一。

21世纪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化，企业社会责任也逐渐受到了各个国家或者经济体的高度关注。联合国于2000年发布了“全球契约计划”（The Global Compact），其宗旨在于呼吁全球各国企业能够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之后的2002年全球经济峰会上，有近36家企业的CEO再次呼吁企业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指出履行社会责任理应是企业核心经营业务之一。基于社会责任在企业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04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对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化的可行性进行大量研究论证，其目的在于为全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更为具体的执行标准。而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整体情况来看，国家相关部门对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尚未有明确的制度规定，而直至2006年，关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要求才以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规定。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危害社会安全的企业违规事件，诸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特别是发生于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2010年的“松花江事件”，以及2011年的“哈药污染门事件”等，这些违规事件的发生不仅给企业带来社会舆论压力，而且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问题提升到新的发展高度。随之而来的则是企业相关利益者增加了他们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诉求（黄荷暑、周泽将，2015）^[1]。而随着“2018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明星企业”的鸿茅药酒重新回到社会舆论焦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再次引发了大量网民的热议。此外，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诸多企业通过合法正规的渠道开展各项公益捐赠，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事业。比如，铁路、航空等交通公司为旅客改签退车票、机票且免收手续费；金融机构增加贷款和专用资金支援疫情防控；餐饮企业为一线医务工作者赠送爱心午餐；国家为中小微企业租户减免疫情期间租金等。企业这些行为都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是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正确行为。在此现实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逐渐成为诸多利益相关者、理论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而随着社会资本积累的不断增长，企业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已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企业的持续发展已经开始逐渐转向除货币资本以外的企业多样化资源的相互耦合与共生，诸如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共生理论等，这些新生理论的出现已经“逾越”了传统竞争理论，并对企业生产经营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徐光华、沈弋，2011）^[2]。在资本市场中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将促使更多企业致力于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Donald and Martin, 2012）^[3]，假如企业愿意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那么必须通过一种相对公开的方式才能够使各个投资者获知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因此，基于企业私有信息逐渐公开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也因此而产生（沈弋、徐光华、王正艳，2014）^[4]。

已有研究普遍认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企业向利益相关者传递其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其包含企业在经济发展、社会增长、安全生产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具体行为（杨汉明、吴丹红，2015）^[5]。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公众对企业是否获得成功的判断标准已经发生了改变，早期主要以经济效益作为判断企业成功的标准，而随着社会责任行为和态度逐渐融入企业，企业是否获得成功需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以及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以及这些企业是否能够正确引领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有效促进企业保持持续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提升了企业在整个市场中的声誉和树立了社会形象，那么，利益相关者在对企业进行市场收益和潜在风险评价时，社会责任履行信息便成为他们考虑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何贤杰、肖土盛、陈信元，2012）^[6]。此外，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及时披露社会责任履行信息，不仅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融资机会，降低企业与投资主体之间的信息不透明度，而且能够降低企业创新活动的资金需求压力，从而为企业进行持续性创新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进而最终实现企业持续发展。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式主要以年报和独立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报告为载体。《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02）》第八十六条规定：“上市公司在保持公司持续发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关注所在社区的福利、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问题，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¹⁾这是我国首次从政策制度层面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做出的明确要求。基于上述要求，为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经济和企业持续发展，推动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于2006年和2008年发布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和《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目的在于通过制度的形式对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提出更高要求，同时对相关信息披露内容做出明确规范和具体要求。

现实问题在于，尽管沪深两市证券交易所对企业披露社会责任履行信息提出了相对比较明确的要求和规范，然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尚未达到预期效果。相关数据统计结果显示，2008年自愿披露社会责任履行信息的上市公司为178家，到2009年末，这一数量虽然增加至185家，但是增长幅度比较低。而随着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各个国家的实体经济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然而其带来的影响却使披露社会责任履行信息的企业数量快速增长。2016年末，披露社会责任履行信息的企业数量达到最大值，为806家，而随着部分经济体的政府预算收紧，主要新兴经济体支出的增长放缓，并对我国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披露社会责任履行信息的企业数量大大降低，2017年末骤降为380家，2018年末为175家（见图1-1）。

基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实背景，研究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不仅有助于提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公司治理机制的促进作用，而且有利于政府相关部门不断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在保障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能够得以最大化实现的同时为提升企业创新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以确保企业创新活动能够得以持续开展。

（2）经济转型升级新要求和相关政策实施迫切需要提高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保持创新持续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提升综合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这一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经济发展不平衡、企业发展不可持续等问题（彭泗清等，2014）^[7]，而面对新的历史挑战，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²⁾那么，基于这一政策背景以及经济转型发展新要求，如何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并推动企业持续发展，便成为现代企业管理者关注的关键问题之一。随着我国经济转型不断深化，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模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现实要求，而创新对于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显得日益重要（冷建飞、高云，2019）^[8]。2013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结果显示，4015位企业家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企业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如何增强人力资本、提升创新和应变能力（彭泗清等，2014）^[7]。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2018年公布的统计数据结果，2008年我国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总额为4616.0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为319244.60亿元，研究经费投入强度为1.45%；2018年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总额为19677.93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为900309.50亿元，研究经费投入强度为2.19%，其中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增长率为326.30%，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82.01%，研究经费投入强度增长率达到了51.03%⁽³⁾。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近10年来，我国国家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正逐步加大，企业自主创新的意识也逐渐增强（苏梽芳、胡彬、王海成，2016）^[9]。作为我国研发投入的三大主体，企业、高校以及政府所属研究机构在2018年的研发投入经费对应的增长率分别为11.50%、10.50%和15.20%，在我国研发经费增长中所产生的贡献分别为75.90%、12.40%和9.30%。可以看出，在三大主体中，企业对我国研发经费所做的贡献最大。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在2018年呈现不断增长态势，这一结果已经超过了欧洲联盟15国在2017年的均值水平（2.13%），且相当于世界经合组织（OECD）中成员国的中等以上水平，与2.37%的平均水平非常接近⁽⁴⁾。由表1-1和表1-2可知，2008—2018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与发达国家3.00%的水平还是存在一定差异。同时，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李胤也指出：“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与美国和日本等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基础研究、政府资金占比偏低等问题较突出，能真正形成关键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重要科技成果仍然不足。”⁽⁵⁾同时，从表1-3可以看出，2019年前20名国家（地区）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我国创新指数排名14，在东南亚大洋洲中排第4位，但是创新水平仍处于中等偏上，说明我国企业当前创新水平仍然亟待提高。

基于上述统计数据和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尽管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能够得以持续增长，而是进一步给企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即如何保持企业创新能力得以可持续。因此，对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新时期的企业而言，保持创新持续性便成为现代企业提升创新能力以获取竞争优势并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

（3）作为有效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管理层激励和产品市场竞争在企业创新持续性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效应。

随着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逐渐分离，作为企业经营者的管理层被赋予了一定的经营决策权，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将直接影响企业的信息披露决策。在股权相对分散的企业组织结构中，基于私利角度，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未必时刻从最大化企业所有者利益出发，管理层可能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做出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这种由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所引发的代理问题称为第一类代理问题（Jensen and Meckling, 1976）^[10]。在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并且呈现国有股东“一股独大”的现象。近年来，国内众多研究已经从传统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逐渐转向控股股东或大股东代理角度，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已成为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赵国宇，2013；李春红、王苑萍、郑志丹，2014；李旎、郑国坚，2015）^[11-13]。基于此，在我国股权结构制度和治理环境下，相对于第一类代理问题，第二类代理问题表现得更加严重（Claessens and Laeven, 2003）^[14]。此外，管理层的风险态度和行为动机均会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为了有效缓解上述代理问题，企业大多通过给予管理层一定激励的方式，在最大化股东收益的同时确保管理层能够获得一定的个人收益，从而促进企业经营业绩不断提高。通过实施管理层激励机制将能够有效地提高管理层风险承担意愿和水平，提高企业创新投入，获得更为有利的竞争优势，并最终影响创新持续性活动。因此，随着公司股权结构研究的不断推进，管理层激励方式在影响公司业绩与企业发展的同时，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也逐渐成为现代公司治理领域中学者研究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分析视角，而设计更加合理的管理层激励机制以提高企业创新持续性则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促进企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同时，我国正处于转轨经济加新兴市场化阶段，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市场竞争激烈、融资需求旺盛（花冯涛、王进波、尚俊松，2017）^[15]。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⁶⁾，这为提高我国上市公司市场竞争力、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政策依据。而中美贸易摩擦和华为“5G禁令”事件等也对我国经济转型和企业长期持续发展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速度的加快，国家不断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解除大多数非国家重点行业限制壁垒，这些政策的实施和推进将使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获得企业竞争优势提高市场竞争力也将有利于推动企业持续发展。产品市场竞争大大影响了企业投资决策行为，不仅对当前的企业规模产生了决定性作用，而且推动了后期的企业业绩提升与持续性投资。因此，在这一现实背景下，研究产品市场竞争这一外部激励因素不仅对于提高企业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也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保持创新持续性、促进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外部因素。

除此之外，我国特有的产权制度背景决定了资本市场存在着国企和非国企两类性质截然不同的企业。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属于国家相关部门，而非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则集中于国家相关部门之外的投资主体手中。与国有企业不同，非国有企业具有相对比较明确的经营目标，其经营目标就是为了实现企业利润和股东价值最大化。而国家投资成立公司的目的除了希望获得盈利之外，还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因此，在分析我国企业治理问题、设计公司治理机制的同时，应当考虑我国存在着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这种两类性质截然不同的企业这一事实。基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效应，两类企业不管是在信息披露数量还是在质量方面都存有差异性，因此，同时关注企业产权异质性的情景效应，不仅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而且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

综上所述，经济转型时期我国政府所推出和倡导的一系列政策法规的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从而保持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需求的日益增加到经济转型时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并保持创新持续性，再到内外部激励制度研究的重要性，均体现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以及保持长期持续发展问题的高度关注。然而，尽管我国企业的创新投入整体上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但是如何保证企业创新持续性，保障企业长期持续发展却依然成为企业管理层乃至利益相关者困惑的问题。作为一项持续性信息披露行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与其持续发展存在紧密关联性，因此，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及时披露社会责任履行信息依然成为现代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提升创新持续性的关键所在。同时，作为有效的内部激励制度，管理层激励不仅影响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而且对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因此，企业长期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而合理的管理层激励机制设计又是保持创新持续性活动的必要保障，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提升企业创新持续性水平的制度保障。同时，作为一种有效的外部激励制度，产品市场竞争对经济转型时期企业保持创新持续性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内外部激励制度的影响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持续性影响关系的深入研究。

1.1.2　问题的提出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的阐释，本书提出如下未来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首先，研究如何保持企业创新持续性，对正处于由“粗放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国企业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潘镇、李云牵、李健，2017）^[16]。而现实问题在于，中国资本市场亟待不断完善和提高，制度的缺失和不健全造成企业创新活动更可能受到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影响和制约（Guariglia and Liu, 2014）^[17]。尽管已有大量研究表明，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融资约束，从而为持续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进而保持企业创新持续性（冷建飞、高云，2019；Fama and Laffer, 1971；Verrecchia, 2001；Barth等，2013；肖红军、郑若娟、铉率，2015；雷鹏、梁彤缨、陈修德，2016；韩美妮、王福胜，2017）^[8，18-23]。然而，信息披露理论也指出，企业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可能会产生额外的信息成本，且出于管理者职业关注和声誉，并因此降低管理层承担高风险创新项目的意愿，从而对企业创新持续性活动产生负面影响（Hermalin and Weisbach, 2012；Albring and Xu, 2018）^[24-25]。那么，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背景下，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将会对企业创新持续性水平产生何种影响呢？

其次，随着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逐步分离，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差异化目标函数造成了他们存在不同的风险偏好，自利行为动机使管理者更多表现为一种风险厌恶特征（叶陈刚、刘桂春、洪峰，2015）^[26]，而创新持续性项目所具有的高风险、长期性和滞后性等特点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管理者的风险承担意愿，这不仅给构建企业创新环境和提升创新能力带来不利影响，也因此会大大降低企业创新持续性水平（赵息、林德林，2019）^[27]。大量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有效的内部公司治理机制，管理层激励在降低代理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Liu, 2017；徐宁、任天龙，2014）^[28-29]，这不仅能够提高管理者的风险承担意愿，激励他们进行合理的企业创新项目投入，而且能够提升企业的长期价值创造能力（叶陈刚、刘桂春、洪峰，2015；赵息、林德林，2019；Karpavicius and Yu, 2018）^[26-27，30]。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制度经过30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薪酬激励（短期激励）和股权激励（长期激励）两种激励方式为主的基本格局（陈修德、梁彤缨，2012）^[31]。然而，现有研究尚未系统地考虑到两种类型的激励方式在这一关系中所产生的影响。基于此，管理层激励方式异质性将会对企业创新持续性，以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持续性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呢，不同类型激励方式产生的影响效应是否会存在显著差异？

再次，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逐步推进，产权结构也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重要的制度背景，而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不论是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还是在创新持续性活动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冷建飞、高云，2019；贺京同、高林，2012；李健、曹文文、乔嫣等，2018）^[8，32-33]。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不管是在政策扶持还是在企业发展等方面都能够获得更为优质的资源，且在企业融资方面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造成国有企业管理者对创新持续性缺乏足够动力，与此同时，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者通常由上级政府任命，任期比较短，而创新投资项目的回报期较长，这就造成了国有企业管理者更加注重于企业短期利益。此外，国有企业受到政府的保护，创新失败的损失明显低于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非国有企业很难获得政府的支持，更多表现为一种“自给自足”的经营状况，因此管理者具有强烈的动力通过不断加大创新投资来实现个人和企业利益最大化，从而推动企业持续增长（李健、曹文文、乔嫣等，2018）^[33]。那么，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又将会如何影响上述关系，这种影响关系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中是否会存在显著差异呢？

最后，作为一种主要的外部激励因素，产品市场竞争在企业创新项目投资决策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仅考虑内部激励而忽视外部激励因素的影响，难免会造成企业创新持续性的研究系统缺乏完整性，那么，产品市场竞争又将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持续性，产品市场竞争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关系中起到何种影响作用，内外部激励因素的共同作用又将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持续性水平呢？

综上所述，本书可以概括为以下具体研究问题：

第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机制；

第二，管理层薪酬激励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效应；

第三，管理层股权激励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效应；

第四，产品市场竞争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