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内外研究动态

（一）国外研究动态

1.现代幸福服务业发展的缘起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普遍关心自身的幸福感和愉悦感。幸福被认为是一种无形的、复杂的、多维理论视角下的社会现象（Rahmani et al.，2018）。幸福感能够给个体提供一种情感体验，也会影响其日常行为（Okely et al.，2019）。Fossas（2019）研究发现，随着心理的成熟，个体对幸福感来源的认识由外部因素转变为自身内部因素，心理成熟度越高，洞察自己情绪的能力越强，内心越和谐，该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表明人的幸福感包括来自物质层面的幸福感和来自精神层面的幸福感。作为一种主观体验，幸福感来源于个体与社会、自然的相互作用（Korpela et al.，2020），它不仅奠定了个人的情绪平衡机制，更成为改善个体与环境互动关系的重要条件（Wilson，1984；Harvey et al.，2020）。在心理学研究中，研究者们对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建构基本源于两个维度：愉悦论和实现论（Rahmani et al.，2018）。愉悦论强调个体即时的感官愉悦，着重描述的是一种快乐和享受；实现论则更注重个体的精神获得，强化了个体的自我实现与自我成长，还涉及美德、自我效能等层面（Huta et al.，2010；Rahmani et al.，2018）。在现代社会中，物质主义盛行可能是导致人们精神寄托缺失的原因之一（Kasser，2002；辜美惜等，2016），高度城市化水平和脱离自然的生活模式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引致因素（Harvey et al.，2020）。个体的幸福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良性互动发展，能够促进个人、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Korpela et al.，2020）。

英格尔哈特（1997）的《寂静的革命：变化中的西方公众的价值与政治行为方式》一书通过研究社会形态等众多因素，提出价值观的变化规律。他认为“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型，是一场更为广泛的文化转型的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发展逐步向满足个体需求的方向转变，人类精神文化层次的需求及相关的产业得到重视和发展。《挪威监测》自1985年以来，每两年进行一次关于价值观变迁与体育随社会轨迹如何发展的研究，认为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逐渐形成，在这种价值观的推动下，体育行为也在遵循价值观变化的规律并逐渐走向人本化、大众化。2004年，以Neal、Sirgy和Uysal为首的研究者鼓励在旅游学界开展更多的幸福感研究，旅游者幸福感作为重要的指标开始得到研究和深化，使用满意度和情感因素来测量旅游者幸福感亦获得了相关实证研究的支持（Pratt et al.，2016）。Kirstin Hallmann等（2017）认为体育和文化活动支配着大多数人的闲暇时间，是人们休闲和娱乐放松的主要形式。1926年Russell B.出版的《教育与美好生活》一书中，将教育与人的幸福生活联系在一起。近年来，以艾斯特巴（Estevay G.）和埃斯科瓦尔（Escobar A.）等为代表的拉美学者基于印第安传统哲学，提出区别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美好生活新理念。厄瓜多尔、玻利维亚还将“美好生活”理念写入宪法，将食品、健康环境、教育、居住、健康等作为国民的“美好生活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出的美好生活指数（Better Life Index，BLI），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全球数据库（Numbeo）定期发布的生活质量指数（Quality of Life Index）、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都将健康、教育等作为美好生活的重要指标。可见，国外关于现代幸福服务业的研究源于人们对精神生活层面的诉求，因而衍生出的相关产业包括旅游、体育、文化等。旅游、体育、文化等服务业都具有精神文化方面的共同属性，这些产业具有天然的关联性。因而，进一步的研究趋向于产业关联、联动及融合方面的内容。

2.现代幸福服务业联动融合发展

六大幸福产业属于服务业范畴几乎没有什么争议，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SIC）将旅游业、文化娱乐业等划分为消费性服务业，Grubel和Walker（1989）提出消费性服务业包括教育等行业。消费性服务业因研究的侧重面不同而有所差异，也称为消费者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个人服务业、最终需求服务业、民生服务业等。美国统计局、英国标准产业分类（SIC）均将教育、文化等列为服务业。服务业的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在不同阶段从理论上看，较为典型的是集聚、联动与融合发展。

从服务业演进的历史和产业集聚理论发展历史来看，其研究历史不如制造业那么久，参照制造业集聚的研究来看，有学者曾在产业集聚的框架下考察商业服务业的增长和就业变化。Guerrier和Meliciani（2005）认为制造业对服务业的需求是引致服务业增长的关键，服务业的发展主要依赖制造业的发展。Daniels（1985）对英国现代服务业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Allen Seott（1988）认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已经开始从城市的中心区域向周边区域扩散。Beyers（1993）认为现代服务业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呈正比例关系，城市经济越发达，意味着现代服务业发展越快。Glasmeier（1994）认为现代服务业发展不仅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高效发展，而且可以促进当地其他重要产业竞争优势的发挥。可见，服务业的发展对经济、相关产业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

Miller（2001）研究发现，英国伦敦集聚了全英国最重要的服务业集群，这为伦敦的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活力源泉。服务业集聚的效应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服务业联动发展、集聚发展的研究不断深入。从产业联动发展的角度来看，国际上相关的研究相对较早，多数学者认为产业联动发展是区域经济联动的一部分。Massey和Doreen（1984）指出，区域经济发展应基于区域之间的上下游产业链关系和投资关系。20世纪90年代后，区域产业联动更多集中于区域集聚即产业集群方面，Scott和Storper（2003）认为要促进产业的区域集聚，核心区域先发展并带动外围区域发展。Schneider和Wedel（2008）等强调长久持续的产业间合作才是产业转移区发展的动因。Adriana（2015）认为创新已成为产业集群发展的中心和关键因素，通过对巴西集聚区和非集聚区的创新指数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创新指数和产业集聚内的企业存在联系，产业集群有利于技术创新，同时创新也能够促进产业集聚的发展。

产业融合是现代产业发展的一种新的特征和趋势，该思想最早源于Rosenberg（1963）对美国机械设备业演化的研究，1978年《牛津英语词典》就记录了融合（Convergence）一词的最初应用，Negreouponte在1973年开始使用该词（Brand，1988）。Stieglitz（2003）运用演化经济学和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构造出一个产业融合类型与产业动态演化的理论框架。本书通过检索和对文献的分析，发现国外学者对于产业融合的影响研究大多集中于产业融合对企业战略管理的影响上，现有的理论以及实践研究成果，主要从不同角度分析产业联动及某一要素或条件对产业联动的影响，联动的产业和融合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尤其是现代幸福服务业的联动发展融合尚需进一步研究。

（二）国内研究现状

1.幸福产业与现代幸福服务业的内涵与外延

国内关于幸福产业的提出源于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6年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时提出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五大幸福产业”的概念，后来学者们将教育也纳入其中，并称之为“六大幸福产业”。“幸福产业”实际上是现代社会民本、民生思想在经济领域的直接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一直把民生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幸福产业发展战略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现代幸福服务业，在后物质主义时期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生活条件改善后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每个人内心的追求，发展现代幸福服务业很明显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郑重宣誓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幸福问题已成为社会科学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满足人民对幸福的需求，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地区、科学、技术、教育和社会事业持续发展的动力（白长虹，2021）。美好生活说到底是人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是关于生活的价值心理、价值评价、价值选择、价值行为的总体观念（张三元，2021）。美好生活从主观的角度理解，就是“幸福生活”，幸福不能缺少精神生活，而只有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神生活才是美好生活（王云霞，2021）。幸福感不仅是个体的人生追求，也是社会发展的落脚点。幸福感是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是良好生活状态的指标。提升国民幸福感不仅要关注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带来的幸福感，还要关注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带来的幸福感（孙俊芳等，2021）。

旅游服务业：2009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中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为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中明确提出，旅游业要能够促进社会福利；中国旅游智库秘书长、南开大学教授石培华认为，旅游带来消费、带来市场、带来服务能力提升，对培育其他幸福产业有孵化功能。新时代人们的需要正在从物质性要求转向非物质性的精神需要，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旅游是新时代人们不可或缺的、区别于惯常环境的一种生活形态，旅游创造幸福生活，更创造美好生活。旅游产业是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最重要的支撑之一，是人们获取美好生活的最重要的平台和路径之一（马耀峰，2017）。从全社会发展角度看，旅游业还是一项有助于增进社会福祉的现代新兴服务产业。

文化服务业：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文化就是涵养个人品位气质，赓续民族精神血脉的主要服务业。周辅成（1987）认为人作为历史文化的存在，生活于特定的价值与文化模式中，人们对幸福的体验是由文化定义的，只有置身于特定的文化之中，才能领悟到生命的意义，从而获得属于人的幸福感。谢传仓（2015）认为文化产业是精神与物质结合的生产和交易的产业。黄清喜（2017）认为文化产业是将娱乐、教育与文化等因素以服务的形式，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生产。马卫光（2018）认为文化产业是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抓手，要从文化着手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坚持“文化+”，以文化植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延长产业链、补强创新链、提升价值链、优化生态链，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就“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做出最新战略部署，这标志着文化产业发展进入跨越式成长的跃迁阶段。

健康服务业：国家统计局2014年发布的《健康服务业分类（试行）》，将“健康服务业”定义为“以维护和促进人类身心健康为目标的各种服务活动”。同时国内对“康养产业”概念的提出也始于2014年，在研究视角方面更侧重于产业经济学视角。李后强（2015）在《生态康养论》中认为生态康养产业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现代服务业。目前，中国对健康产业的认识经历了从“健康服务业”到“大健康产业”的变化过程。杨红英和杨舒然（2020）指出康养是指伴随健康理念的推广，人们通过养老、养生、医疗、休闲、文化、度假、农业、村落、运动、健身、膳食等多方面的供给，以满足全龄段人群在身体、心灵、精神、生活和社会适应度等方面养心、养身和养正需求的健康生活状态的总和。综合各方观点可知，康养产业具有公共产业性质，如公共健康、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养老服务等，其涉及人的健康与养老，是关系到人的生命尊严，与人的身心紧密相关的产业。

体育服务业：邵齐（2010）认为体育服务业是为社会或公众提供体育服务及相关配套服务等产业部门的总称。江小涓（2018）、肖婧莹（2019）认为，体育服务业是体育场馆服务、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活动、体育旅游、体育培训以及相关配套服务业等交叉产业的总称。按照《国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标准，体育服务业应包括体育管理活动，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活动，体育场馆服务，体育中介服务，体育培训与教育，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其他与体育相关服务，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贸易代理与出租。自2014年在国家政策引领与市场力量驱动的共同作用下，体育产业发展迅速，并成为国家重点培育的新经济、“软产业”。尤其是休闲体育旅游产业已成为一种新兴的、嫁接式的复合产业而广受大众青睐，休闲体育市场与社会需求之间具有双向互动关系，其发展需要从人的需求和消费条件出发，才能更好地发展休闲体育产业（赵红梅，2020）。群众体育消费需求呈旺盛和多元化趋势，实施体育产业需求侧改革，引导体育产业内外部融合也是当前的发展重点。要构建高端体育用品制造业与现代体育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体育产业体系（蔡朋龙、李树旺，2022）。

养老服务业：养老服务指的是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务，满足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随着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和家庭小型化趋势加剧，人们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上升。以老年体育健身、老年文化娱乐、老年金融服务、老年旅游等为主的养老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养老服务业增加值在服务业中的比重有了明显的提升（青连斌，2016）。养老是特殊的人口再生产活动，老年人群作为已经经历过出生和成长阶段的群体，相对于新生群体，他们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知识、技能、生产生活经验等，若能使老年人在达到老年期之后仍能为社会生产提供劳动力，则这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一种人口的再生产活动（胡立君等，2018）。可以说与养老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养老服务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服务对象涵盖所有的老年人，并且能够满足为所有老年人提供精细化、多元化、差异化的服务需求（包世荣，2019）。

教育服务业：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人幸福，无论是从教育目的来看，还是从教育作用来看，幸福都是教育的应然指向（郭文良，2021）。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2016）明确了教育服务尤其是教育培训在改善民生、促进服务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加强教育培训与“双创”的有效衔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相关教育培训实践，为“双创”提供更多人才支撑。教育在支持社会服务产业发展，提高家政、养老、育幼等领域紧缺人才培养培训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教育是一项育人及服务社会的事业，幸福社会不仅是教育的社会建构理想，也是教育的使命所在，教育能够提高人们对幸福本身的认识，提升幸福的层次，并为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满足创造条件。

因此，六大幸福产业——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和教育在本质上都是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促进人的身心发展为前提的，幸福产业本质上就是服务业，并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服务业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2.现代幸福服务业集聚、联动与融合发展研究

国内产业集聚与联动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2005年以后，产业联动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其中代表性理论如产业集群理论为区域产业集聚现象的解释提供了理论工具，认为区域的核心竞争力表现在地方特色产业集群上，地方经济发展必须重视产业集群，并推动以创新为主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惠宁，2005，2009）。此外，产业联动理论研究还表现在区域协调发展、区域集群与外部联系和国内产业与GVC对接3个视角（高伟等，2010）。近年来产业联动的主体、驱动力和效应的探索性成果不断出现，大多数学者认为产业联动以产业关联为基础，提出产业联动会产生资金、普通劳动力、人才、技术等由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高速集聚的效应（聂锐、刘宁宁，2008；林兰，2010）。而产业融合则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合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调整与发展的过程，产业融合可分为产业渗透、产业交叉和产业重组3类，并形成产业融合的创新性优化效应、竞争性结构效应、组织性结构效应、竞争性能力效应、消费性能力效应和区域性效应六大效应（杨红英、杨舒然，2020）。

（1）理论层面的研究主要包括：①产业联动的动力机制和发展模式。董晓菲等（2009）从资源、经济、就业及环境方面探讨了东北沿海经济带与腹地海陆产业联动的动力机制。刘颖琦（2009）等构建了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产业联动的模式，即区域内产业联动模式和区域外产业联动模式两大类。②产业联动的定位与持续发展。张明倩（2009）对京津冀的产业联动程度进行了测度，对相关城市的产业发展进行了定位。任保平（2007）从产业互动的视角，依据循环经济的理念研究了强化经济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发展的西部发展新模式。③产业联动的对象和内容，较多集中于制造业。周振华（2008）较早对产业融合的现象和本质进行了系统研究。厉无畏（2002）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认为所谓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通过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并最终融为一体的过程。马健（2006）认为产业融合不仅从微观上改变了产业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绩效，而且从宏观上改变了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党兴华等（2021）主要基于新时代陕西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提出构建幸福产业体系，认为幸福产业市场潜力巨大，而且是国民经济中最具稳定性的产业，新时代构建幸福产业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实现经济社会目标的客观要求，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路径，是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关键。

随着服务业发展领域的不断延伸，我国产业融合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不断改善服务价值链的效率，提升服务价值与顾客满意度，已成为我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产业联动融合发展开始涉及传统服务业（如物流业）和部分现代幸福服务业。学者们针对旅游圈的产业联动利用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方法、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弹性系数分析法，分析了旅游业发展对第三产业增长及各部门的关联带动性（南宇，2006；苏建军，2011）。旅居养老、教育养老成为新的和更高层次的养老方式（庞小笑等，2015；吴燕，2015），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体育产业与健康服务业联动发展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解学芳，2011；廖伟，2015；牟柳等，2021；黄海燕，2022；等）。可见，将不同的幸福产业从融合发展、集聚发展角度或者是当作整体来研究的成果不断增加。

（2）实践层面的研究主要包括：①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研究。郭志敏（2014）认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二者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文化产业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而旅游产业反过来也影响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周春波（2018）认为消费需求动力、技术创新动力、政府规制动力都对我国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具有推动作用，且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易融合发展。尹宏和王苹（2019）认为文化体育旅游融合是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并提出推动文体旅产业融合有4条路径，即以赛事资源为核心发展体育旅游、以产品创新为核心升级文化旅游、以业态融合为纽带融通文化与体育、以产业生态为核心促进文体旅融合。高绿路等（2020）提出建设共生单元、优化共生模式、营造共生环境3条路径，以促进“体育+5G”产业融合发展。刘河杉（2021）认为推进体育与健康产业的融合，可实现主动养护与被动防治的结合，进而建立全方位、系统化的健康治理模式，推动我国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可持续提升。雷雨和刘安清（2021）认为旅游产业与体育产业的融合发展会成为一种必然。王石峰和夏江涛（2022）认为体育赛事旅游是历史悠久、影响力最大的体育消费热点，现已发展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推动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及关联行业发展，有助于丰富体育旅游产品体系，拓宽体育旅游消费渠道，培育经济发展新的动能。②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研究。健康产业涵盖多个与人民健康福祉密切相关的领域，不管是主体还是服务范围与对象等方面，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健康产业具有产业体系广、产业链条长、产业融合深、辐射面广、消费拉动力度大、创造就业机会多、抗风险能力强等复合型特征。在人们重视与追求健康、对健康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大健康产业潜力与活力巨大，发展前景向好，康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由此衍生的康养产业是伴随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后发展十分快速的新兴产业。《中国康养产业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中，将康养产业的核心功能定义为“尽量提高生命的长度、丰度和自由度”。程臻宇（2018）提出康养所关注的健康是人的身、心、灵3个层次的整体性健康，区域康养产业的发展不能简单套用“康养+”概念，而是需要区分区域具体情况，以公共性康养为产业基础，由基础至高端，呈金字塔状有序发展。杨懿和时蓓蓓（2020）认为健康旅游产业具有广阔的融合发展空间。他们认为健康旅游包括医疗旅游、温泉旅游、体育旅游、森林旅游、养生旅游等，研究强调健康旅游既源于“旅游业的健康化”，也源于“健康业的旅游化”。汪莉霞（2021）认为康养产业尤其是智慧康养肩负着满足人民物质、精神需求的使命，同时承载着探索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功能。孙抱朴（2021）认为发展康养产业，打造区域康养集群不仅有利于提升区域市场竞争力，还有利于解决中国老年人口不断上涨、社会养老服务供给不足问题。大健康产业能够通过产品聚集、技术聚集、资金聚集、管理聚集、服务聚集、市场聚集等来实现产业联动与价值再创新。杨红和夏茂生（2022）认为旅游产业与康养产业融合发展的市场收益增值、技术创新增值、合作成本以及政府补贴是影响博弈系统演化的重要因素，也是旅游与康养融合发展的关键。③养老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作为城市养老服务的新模式，城市医养融合的本质在于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的互相耦合及嵌入。谢舜和陈宇（2018）提出医养融合会更加契合老龄化社会特点，符合老年人消费偏好。冯珺和肖淑红（2020）认为在健康老龄化的背景下，体养融合对于避免老年人失能、提升老年人运动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体养融合具有融合前景整体向好、融合潜力尚待挖掘、融合方向趋于多元等特征。蒋军成和袁野（2021）基于乡村振兴视角对以河南省信阳市郝堂村、湖北省鄂州市张远村、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树林召镇为代表的村庄乡村金融合作社进行了分析，提出乡村合作金融与养老的融合是对互助养老模式的探索。高鹏和杨翠迎（2022）运用扎根理论从“养中有医”“医中有养”和“医养共体”3个角度深入剖析了我国医养结合服务的实践逻辑和传导机制，提出我国要在优化现有模式的基础上，拓宽关联资源的协同路径，实现医养结合服务在模式和实践路径上的创新。任子璇和王君（2022）提出“体育+养老”的产业融合是指将两大产业有效结合，通过填补原有的产业空白，增加新的竞争优势来占据新市场、扩大新领域，二者融合发展有助于优化养老服务体系，有助于养老产业的充实与创新，同时充分挖掘体育产业资源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价值并发挥其优势。需要注意的是，健康和养老往往更易结合在一起，但健康养老产业并不是健康与养老的简单相加，更需要医疗健康资源与养老资源的融合互动，要打破产业内各相关行业关联度不高的“松散型”发展模式，推进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全链条的健康养老产业链，注重本位产业与其上下产业链之间以及其他产业融合之间的关系（丁文珺、熊斌，2022）。④教育培训与现代幸福服务业融合发展。现代幸福服务业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缺乏专业化和高素质服务人才。任叁（2021）认为与行业职业发展紧密相连的职业技能教育按照国家规定的职业标准、通过政府授权的考核鉴定机构，能对劳动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进行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评价与认证，职业培训是改善高技能人才短缺状况的重要举措。洪群联（2021）认为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中之重是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增强服务业国际竞争力，针对人才问题优化人才奖励体系，规范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提高服务业从业人员职业化水平。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支持以知识、技能、管理等多种要素参与分配，最大限度调动人才创新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廖军华、王欢（2022）和顾江（2022）认为在旅游、文化、养老、健康、体育行业，当前均存在人才供不应求、高质量人才紧缺等问题，不能适应现代幸福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高端人才的需求。需要建立健全培训体系，完善人才引进、评价和激励机制，优化人才供给体系，不断提升现代幸福服务业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与能力。

文献检索与分析表明，国内外对现代幸福服务业集聚、联动与融合发展有了一定的探索，对现代幸福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尤其是多产业融合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现代幸福服务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及开放经济发展贡献的研究相对较少，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特别是在对外开放新格局下，现代幸福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与当前仍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现代幸福服务业现代化产业链构建等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基于此，本书将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围绕现代幸福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重点探索陕西现代幸福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具体措施，不断丰富新发展格局下现代幸福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