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引论 乡土历史和侨乡研究的梅州视角

区域研究不仅要关注区域内部，还要关注其相邻区域，要处理好区域内部整体及外部生态的关系。每个区域都有其内部生态和外部生态，这两者是相对独立的系统。本书是以梅州客家人为主的世界客家人为研究对象的，本书研究主要属于中国历史研究，亦属客家学范畴，而不是华人华侨历史研究。诚然，区域海外移民研究必须具有与华人华侨研究相同的中国和世界的视野和胸襟。

一、历史叙述的中心与边缘

多年来，笔者虽身处逼仄山中，却更想去看看精彩的外部世界。与此同时，也总想换个位置从世界来看梅州。于是，围绕着梅州进行的阅读与思考成了笔者认识世界的视角和支点，在认识自我的同时也认识外界。本书所作的也正是以梅州为中心的区域研究。

1.历史研究的中心和边缘

中心与边缘理论常被用来解读历史。什么是中心？什么是边缘？所谓中心和边缘其实是需要参照物的。中心是相对于边缘而言的，没有边缘即无中心，中心与边缘同处于一个整体链条上，不可或缺，相互需要，然后能换个视角，各自成中心或边缘。

确定中心和边缘很重要。中心往往就是主角。缺少了中心意识的人和区域，总是难于摆正自我位置，常因此形成区位劣势心态，进而丧失自立、自强的信心和勇气。梅州似乎总是地处“边区”：闽粤赣边、海西经济区的边缘、粤港澳大湾区的外缘等。

梅州需要有自己的视角，因为梅州发展只能以梅州为中心，以梅州人为主角，梅州任何时候都不能少了被需要的自我中心意识，否则就会被自我边缘化——特别可怕的不是被他人边缘化，而是被自我边缘化。诚然，就如其他地区一样，梅州也不能盲目地只唱主角而没有配角意识。

历史研究需要有中心。人生每个阶段也都有其相对的中心工作，历史研究者有其相对的研究主题，也就是研究的中心主旨。最重要的是，历史研究常常要有其立足的中心点，每个人看待世界都有其特定的立足点，这就是中心点。课题和著作需要围绕一个中心来阐述，或者以人物，或者以事件，或者以某个时间、地点。从区域研究来说，“区域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复苏和发展，还与‘本土人做本土研究’的情结密不可分，也就是‘在地化’研究取向。研究者选择自己生长或长期生活的地区作为开展研究的试验田，把个人体验和切身感受融入严格规范的学术研究之中，出现了我们今日所熟悉的‘华南’‘华北’‘关中’‘江南’‘西南’等研究模式，以及‘走向历史现场’‘走向田野与社会’等具有号召力的治学路径，造就了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繁荣景象。”[1]从区域历史出发的研究能够更加深入，也能够更加贴近民众生活。区域社会史理论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多源于其身边和社会实践，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

2.历史研究者的中心与边缘

多年来，笔者教授世界史、中国史和广东地方史，又以梅州（客家）为研究对象。笔者出生、生活且工作在梅州，常不自觉地以之为中心，变换学科视野和思维理念，变幻着世界的影像，将世界“放入”梅州，或者将梅州“当成”世界。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历史学的世界里，精神不死，时间永恒。对其他地区和其他人展开的观察和思考，同样可以围绕梅州及其海外移民进行，深入结合自我，不断换位思考，从不同方位和视角去审视。

历史研究要有广阔的学科视野和相应定位。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强调，要跳出地球看人类历史，就是说，要整体地看问题，而不能仅在其本身或内部去看，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是如此。

历史研究和认识世界都需要有支点和路径，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所谓研究其实正是以作者为中心去看待世界。中心当然不能局限于其内部，还应关注其外部关联。

历史学以其立体视角和发展思维，凸显其在整体性思考中的独特作用。笔者《梅州发展生态论略》一书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基本框架的话语体系和现实映像，强调梅州要以自身为主体去看待世界，以梅州为中心出发去探寻世界，形成自我发展的独立精神和发展路径。

中国历来皆重乡土历史和乡土地理，家谱、族谱和方志成为其典型。20世纪初，新式教育伊始，乡土历史与乡土地理即被纳入小学生之教育范围，以其为现代人之基础知识。1903年，《奏定初等小学章程》特别强调：

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

尤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间亦带领小学生寻访古迹为之解说，俾其因故事而记地理，兼及居民之职业、贫富之原因、舟车之交通、物产之生殖，并使认识地图，渐次由近及远……[2]

中国传统强调“家国同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站立在梅州，去关联和眺望广东、中国和全球，这具有以点带面、以我为主的著述愿望，也是以主人翁的精神与立场去表达和展示自我。这是一种历史视角，是一种情感表达，也是一种思维模式，还是讲述历史故事的必要平台。

二、以“梅州”而不是以“客家”为名

盛世时代的学问研究百花齐放，笔者的历史研究与问题思考，总穿梭在梅州、客家、侨乡、客都等核心概念中，常不自觉地以“客”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打着“客”的旗号，真有点“梦里不知身是客”了。

1.客家概念的不确定性

客家人被认定是一个自北方南迁而形成的古老民系。客家民系何时形成？罗香林认为形成于宋代；还有形成于秦始皇征岭南、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代中期[3]等多种观点，见解不一，众说纷纭。

客家人乃从北方经过多次南迁，“占籍”而沉淀为客家民系。晚清以来，客家人重要的聚居地相对固定，客家意识更加强烈。晚清著名学者温仲和说：

嘉应州及所属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龙川、河源、连平、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各因水土之异，声音高下亦随之而变，其间称谓亦多所异同焉。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话为客家话。由以上各州县人迁移他州县者所在多有，大江以南各省皆占籍焉，而两广为最多，土著皆以客称之，以其皆客话也。[4]

客家民系乃历代战乱和避乱而南迁形成的稳定共同体，迁徙成为其最根本的特征。客家还是个世界性民系，有分散性和国际性。客家是个族群和文化概念，有其区域和时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客家有俗谚“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客家人移民海外“是一种具有世界性质的事件”。[5]客家人何时开始走向世界？其海外移民史可以追溯到哪个时期？论者认为：“因为这涉及客家民系何时形成的问题，所以难于说确切。”[6]

梅州有不同的称号，如侨乡、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客都等。客家、侨乡、客都其实是开放梅州的三个历史阶段，有其特定时代的历史文化内涵，亦有其特定的语言和逻辑。“客家”“客都”等概念都有其主观的认定因素，有其内蕴的强烈情感。

人是环境的产物，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源于梅州而生活于世界各地，或者生活于一个区域而源于不同地域的人，其文化差别都会相当明显。“客家人与闽南人等其他地区的人结婚，其后代属于什么族群？”诸如此类的话题总是困扰着研究者。

学术探讨必须先确定前提，历史研究亦追求准确表达，这都需要客观的立场与真实视角。诚然，历史研究总是免不了情感倾向的主观性。历史学有其客观主义追求，总要以特定语言去表述，是特定的语言表达的结果，研究者的特定情感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内蕴其中。

2.以梅州为中心的客家研究

客家研究的成果已经非常多，其研究也非常热烈、热闹，已渐成“显学”。客家研究因其学者视角和立场的不同也难免形成不同的中心，导致许多研究具有不确定性。以“梅州”为核心关键词，其话语定位比“客家”更具确定性，有其空间特点，其叙述更加客观，更符合历史学的科学追求。

梅州行政区有其历史发展和演变。如今的梅州市地处粤东北，介于东经115°18′至116°56′，北纬23°23′至24°56′之间，下辖梅江区、梅县区、兴宁市、大埔县、丰顺县、五华县、平远县、蕉岭县2区1市5县，面积15876.06平方公里。

梅州的行政区划不论如何变动，其客家属性都是相对确定的，梅州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以梅州为中心是为了追求地域确定性的叙述，并非说梅州就是世界的中心，梅州也不等同于客家，梅州历史也不同于客家形成史。

想确定梅州与客家之关系，可借鉴广东与岭南的关系。清初，张渠《粤东闻见录》申述，要为广东“正名”：

广东之地，昔人尝以岭海兼称。即今分岭南、东、西三道，则专乎“岭”以为言。又分海北、海南道，则专乎“海”以为言。余见世之著书者往往称广东为岭南，就唐时所设之道则太广，就今日分巡所辖则已隘，故必正其称为广东，庶以尊本朝命名之实与今日四封之所至。此亦立言之体也。

张渠乃广东按察使，其解读少不了政治性思维，其强调“广东”而非“岭南”乃“著书者”应持之“立言之体”。当代史家对此则指出：

从行政区划来说，“岭南”与“广东”两个名称，是各有所指的。……张渠指出的差别是有道理的。不过，“称广东为岭南”既已约定俗成，则现代的“著书者”似乎不妨沿用。从“立言之体”来看，立足广东来谈岭南文化，也就没有什么离奇了。[7]

无论“立言之体”或“约定俗成”，笔者甚为认可“立足广东来谈岭南文化”，这与立足梅州谈客家乃异曲同工。梅州是粤、闽、赣三省的边区（如南汉的对闽军事中心）和边缘性城市，却是闽粤赣边区域性中心城市。立足梅州进行阅读与思考，进行历史叙述与探讨，有其现实根源。

三、梅州客家中心的自我定位和历史进程

任何“中心”地位都是历史形成的，是历史的产物。宁化石壁被誉为“客家祖地”，是客家人走向梅州的“中转站”。梅州虽地处广东“偏僻边陲”，却是著名侨乡，甚至被誉为“世界客都”，其客家中心地位同样是历史形成的。

1.世界客都：当代客家中心的历史定位

改革开放40余年，梅州交通已经相当发达，但其边远和偏僻山区的特征依然突出，甚至被认定是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强烈的“区位劣势”。这一说法没有足够的依据。

历史上，因客家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客家中心是不断转移和变化的，客家文化中心是动态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8]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指出：

按客家人文的中心每随时代的变迁而异其地域，赵宋一代当以汀州八属及韶州各属为其代表……朱明一代则以惠汀各属及赣南各客家居住地以及潮州的大埔为人文的中心……降及清代，客家的文物中心渐由汀、韶、惠各州而移于嘉应及大埔二地。[9]

自改革开放以来，客家地区有意识地擎举“客家”旗号，在历史溯源中进行着自我区域定位。江西省赣州市是客家先民自中原南迁的第一站而被定位为发祥地和“客家摇篮”；福建省龙岩市因其辖属汀州为客家人迁徙历史上的第一个府治行政机关而被定位为“客家首府”；广东省河源市亦被认定为客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而自称为“客家古邑”。

在第十二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上，梅州被公认为“世界客都”，奠定了梅州的“客家中心”和“世界地位”。“都”是汇总、中心之意；“客”指客家，包括客家人及其文化；“世界”则首先指客家人之世界性分布。世界客都首先指梅州是全球客家人的重要祖籍地；其次指梅州为客家人及其文化之世界性中心地位。

2.重点侨乡：当代客家的分布及梅州的中心定位

客都者，客家人及其文化之都也。梅州被誉为“世界客都”，体现出其在客家历史中的地位，有着强烈的“中转”“中心”等历史内涵，蕴含着客家人在此汇聚，又由此往外繁衍之意；从这里走向世界，又从世界返回这里。梅州是客家人走向世界的主要出发地，是世界客家人的精神家园。华侨之乡和文化之乡则是其相对应之称誉。

客家人分布于世界各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中国纯客住县41个，其中广东15个，江西18个，福建8个，其他各省市区皆无。中国非纯客住县246个，分布在广西、四川、湖南、浙江、海南、贵州、云南、江苏、安徽、陕西、新疆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广东客家总人口最多也最集中，梅州甚至可称为闽粤赣客家人集中居住区的中心。

客家人还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人数较多的是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缅甸、越南，南亚的印度；美洲的美国、加拿大；欧洲的英国、法国；非洲的毛里求斯、留尼旺、南非；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祖籍梅州的华人华侨有700多万，分布在世界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梅州是国家和省重点侨乡，这是基于事实的结论。梅县（包括今梅江区）、蕉岭、大埔、兴宁、丰顺为重点侨乡，平远和五华为一般侨乡。在其他客家地区中，惠州市的惠阳、惠东以及增城、东莞、深圳为重点侨乡，龙川、紫金、河源、博罗为一般侨乡。[10]客属重点侨乡的这种分布体现出梅州“世界客都”的地位和特征。

3.历史形态：梅州文明与文化的演进

梅州首先是自然地理概念，这里是闽粤赣交界区，是粤东北生态发展区，是南岭山区等。这些都是特定的自然条件，是“一方水土”，乃育人之最根本因素。

环境塑造人，环境则不仅指自然环境，更包括人文环境。这里是重点侨乡，是世界客都，是全域红色苏区等。这些都是历史形成的人文特色。这是“一方人”，即特定环境所塑造出来的特定精神实质。

人类社会是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共同塑造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各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形态与内涵，有其特定的精神文化特质。叔本华说：“大自然赐予了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是精神之载体，人是需要精神的，精神因人而异。

精神内涵则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层层叠叠中不断累积而成。揭示精神实质需要从历史出发。罗香林研究客家源流，“客家的特性”成为其历史探讨的重要内容和依归。钱穆则从历史研究出发，揭示中国文化特性，据此坚定中华民族不亡之信心。钱穆又说：“我们若譬喻历史是演戏，则地理就是舞台，人物就是角色。”[11]

历史若是演戏，读史便是看戏了，看戏当然需要特定视角。本书特定以梅州为舞台，探讨其一幕幕剧目，感受其间人物之熙来攘往及其精神气质，或者说，其文明与文化形态的历史演进。

秦汉时期梅州被纳入中原政权，其后逐渐吸收中原文化。梅州文明与文化形态演进及杰出文化伟人的历史贡献，反映出文教之伟力。明代中后期，梅州人口逐渐饱和，与闽南等区域形成紧密关联。

明末清初佛道儒三教合一，客家佛教强烈世俗化，凸显出梅州客家文化的新高峰。客家佛教人士的海外关联，看似只是偶然，但从梅州历史内部发展轨迹看，实为客家文明开始溢出梅州的标志和表征。

清初梅州客家人口明显过剩，台、桂、琼、川等地区成为其重要的迁入地。嘉应州的设立虽以社会治安为辞，其治道和文化之发达亦颇受称赞，显示出其山水秀区与人文秀区的乐土认同。

康乾时代梅州社会看似岁月静好，盛极而衰的气象则悄然来临。其海外移民兴起，形成海外社会，梅州客家新时代倏尔到来。晚清时期国内外推拉双重合力作用，梅州形成海外移民潮，海外移民成为列强开发殖民地的重要力量。伴随清政府海外移民政策的现代转型，海外移民也不再被认定是奸民，而被赋予臣（公）民的法律内涵，其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亦急剧提升。

侨乡伴随华侨的产生而形成，并逐步深入发展。清末民初，梅州侨风侨俗浓郁，以海外移民（华侨）为纽带，形成了海内外紧密关联的开放社会体系，也形成了客家民系的世界性特征，完成了从客乡到侨乡、从人口内迁到文化外向的文明形态递进。

四、本书主题与方法论

本书主要考察梅州的对外关系史及其对外移民的历史进程。北方移民南迁定居于梅州后，出于历史因缘再向区域外移民，进而播衍世界各地，这就是本书主题。

1.梅州向外移民的历史进程

移民是人类精神的传播载体，是文明和文化的传播使者。梅州移民史展现了客家文明与文化的不同发展内涵及其形态。北方移民迁入而汇聚于梅州，形成其客乡文明与文化，之后又由梅州向世界各地播衍。

梅州是中国客家民系的重点区域，自然有人口迁入时期，但人口迁入时期并非就没有人口迁出。入和出其实并无必然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事实上，梅州长期保持着与外界的紧密关联。

世界客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梅州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此乃依据梅州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共识。首先是北方移民南迁汇聚而形成客家之乡；其次是基于梅州客家的海内外播衍，因其大量的海内外移民，逐渐转型成为著名侨乡和世界客都。

梅州在唐朝就开始了海外交往的历史，明朝之前却一直是人口迁入地。伴随着内部人口的迅速增长，梅州逐渐成为人所向往的乐土，生活舒适而文化振兴。明末清初，梅州已经显现出人多地少的生存困境，开始了向外移民的历史进程，人口开始迁出，台、桂、琼、川等耕地充足的地区和东南亚等海外“番地”都是其重要的目的地。

乾嘉时代，梅州社会士农工商看似各安其业，其职业却已开始分化。以安南黄恒有和坤甸罗芳伯等为代表的梅州采矿工，在东南亚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居住地，形成了其独立社群，侨乡新时代悄然来临。谢清高著《海录》亦是其海外移民文化的时代反映。

海禁大开之后，伴随着东南亚的开发和中国政局的动荡，梅州受到东南亚的强烈牵引而形成海外移民大潮。南洋梅州客家社会群体进一步发展壮大，逐步建立与故乡的关联。东南亚成为梅州华侨的“外府”，内家外府关联紧密，两地之间人员往来频繁，深刻地影响着梅州的人情风俗，使梅州形成浓厚的侨乡新风。

梅州华侨契合中国发展，积极响应和参与晚清政府的各种新政，成为中国近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榜样，为侨乡、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深刻地影响着晚清中国的历史进程。清末民初，华侨之乡逐渐成为“世界客都”，彰显其独特的侨乡意蕴。

2.学术前史及本书方法论反思

客家移民史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其代表性著作，如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导论》，王东《客家学导论》[12]，谢重光《客家人形成发展史纲》，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13]和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14]等，详细地探讨和研究了客家源流，大多附带讨论了梅州客家人的向外移民史。

客家的海内外播衍可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罗英祥将其归纳为从宋末到太平天国以前的冒险出国、明末清初反清复明志士的出洋、太平天国失败后客家士兵的出洋。[15]陈美豪将其归纳为1911年以前的禁海时期、1911—1941年的自由时期和1945—1955年的限制时期。[16]黄钰钊则将其归纳为三个时期：南宋末年、明末清初和清前期、鸦片战争以后。[17]总的来看，这些划分简单扼要，乃线索性重构。

“世界客都，长寿梅州”已经成为梅州最家喻户晓的广告词。梅州官方编印和出版了大量冠名“客都”的著作[18]和杂志（如《客都论坛》《客都文学》），还赞助出版著作，如《客都梅州》[19]《客都文化面面观》[20]《客都梅州辞典》[21]《梅州世界客都论》[22]。许多作者亦以“客都”命名其著作，如梁德新《客都民俗风情》（2013）、余志《客都家园》（2011）。

笔者在此并非作具体入微的学术史探讨，仅作简单罗列以把握研究的方向。学术需要继承，也必不能自说自话，“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转引和继承、探讨才能推动学术进步。

其一，本书探讨梅州从蛮荒走向繁华的文明发展史，重点在其向外移民、海外交往及相关的历史与文化，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外”生态，例如中外形势和国家大政，其目的是展示侨乡梅州的历史演进形态和现象。

探讨梅州历史的海外关联及其时代演进，重点在于探讨梅州侨乡形成的历史条件、演进轨迹，感知其时代进程、主题、内涵，揭示其地域特色。侨乡与客都是梅州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世界客都”是侨乡历史的必然产物，着眼于梅州的海外关联。

侨乡历史关注重点在民众生活。英雄常常以个体出现，民众则常常以整体呈现。历史研究的视角难免侧重英雄人物，英雄因其领导一方民众建功立业而成就其优秀和伟大，亦因此常代表了某群体。功业有大小，小人物能够历史留名，总有其特定因缘，亦是英雄。

其二，以梅州为立足点。集中考察梅州人移民海外的推力，主要是移民之前的内部推力，而不是移民之后的外部生存状态，是站在梅州看中国和世界，在中国发现历史，因而属于中国史、侨乡史。

梅州被誉为世界客都，充满了客家中心的文化特色与内涵，这要基于其庞大的海内外移民群体及其侨乡文化，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其历史研究不仅是区域的、中国的，亦必然有着强烈的世界性、时代性特征。

新的历史时期里，梅州需要注意其边缘化和内向化的历史特征，这既有其地缘因素，也有其历史传统的惯性。无论是作为全域苏区还是生态发展区，梅州都必须朝宜业宜游宜居的方向发展，要既进得来又出得去，这需要内在的独立精神。

其三，整体而宏观地关注梅州侨乡之形成与演进轨迹。笔者曾经强烈主张，避免盲人摸象般地看待世界，而是要打通、整合学科分界。诚然，分科有其特定需求和必要。历史是一套有效认识世界的工具、手段和途径，理解梅州最有效的途径还是要从历史出发，要深入梅州的历史分层中。

大历史强调全人类关怀和宏观叙事，重视视野和整体。微观历史则更关注具体事件，重视史料实证。前者难免空疏空泛而流于空谈，后者则难免碎片化而似盲人摸象。区域历史研究必须有机结合大历史和微观历史，在宏观思考的同时却又必须更接地气，给人更直观的感受和感悟。史学研究要经常放大或缩小其视角，拉近或拉远其时空距离，因其像素不同会看到不同内容，因此便产生了宏观史和微观史的区分。

注释

[1]孔勇：《区域社会史研究应兼顾横比与纵通》，《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6日第A04版。

[2]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2版）》（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416页。

[3]李吉奎：《佗城开基客安家》，邬观林主编：《客家古邑研究文选》，中共河源市委宣传部，2008年，第10-15页；孔永松：《客家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客家》1997年第3期；冯秀珍：《客家文化大观》上册，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第73页；王东：《从方言看客家民系之形成》，张恩庭主编：《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第364页。

[4]温仲和纂：（光绪）《嘉应州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22页。

[5]丘权政：《客家的源流与文化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第272页。

[6]丘菊贤：《客家人向南洋迁徙问题论略》，《梅州侨史》1994年第1期，第26页。

[7]蔡鸿生：《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8]吴永章：《客家文化中心的历史变迁与启示》，《嘉应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5-9页。

[9]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外一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1-32页。

[10]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华侨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8-139页之间的插页《广东省侨乡颁布图》。

[11]钱穆：《中国历史精神》，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10页。

[12]王东：《客家学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13]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14]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

[15]罗英祥：《飘洋过海的客家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4页。

[16]陈美豪：《客家人在东南亚——历史回顾与展望》，《客家大观园》1996年第2期。

[17]黄钰钊：《论客家人迁徙海外经历及其历史贡献》，《嘉应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102-103页。

[18]比如：中共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客都热土》，2009年；梅州市政协编：《客都墨韵》；梅州市旅游局编：《客都梅州美》，2008年；杨飞、殷玥：《慢游客都梅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邱青：《客都民间故事》，梅州：梅州市城西印刷有限公司，2016年；罗青山总主编：《客都客家文学选粹》，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丘洪松：《世界客都梅州》，广州佳音音像出版社，2005年；《客都第一村平远》，北京：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社，2017年。

[19]叶小华、谭元亨、管雅编著：《客都梅州》，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

[20]胡希张：《客都文化面面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

[21]谢继、郭新志主编，中国客家博物馆编：《客都梅州辞典》，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2013年。

[22]谭元亨主编：《梅州世界客都论》，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